王莽 (公元前45年12月12日 — 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原为西汉外戚王政君家族重要成员，他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武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他乘机窃取汉朝大权，篡位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随后王莽就依托古代的传说，制定了一套改革措施。
王莽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想解决西汉自武帝以来所积存的社会矛盾。他改革的内容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规定土地国有并禁止买卖奴婢；二是在商业上推行“五均六筦”法，“五均六筦”指由政府管理食盐业、金属矿产开采权、白酒经营、钱币铸造发行、征收渔牧税、下放贷款等六项改革。但是他的这些改革使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筦成了对人民的暴政。
王莽的币制改革是为他的政治改革服务的。随着他政治改革措施的出台，他的币制改革也多次变更且种类繁杂。这除了有王莽迷信《周礼》、托古改制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他搜刮民间财富的真实目的。他的币制改革总共分为四次。
1.第一次币制改革
第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这是王莽篡位的前一年当时他模仿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以安汉公的名义，居摄践祚，执掌朝政。为了搜刮财富，推行他的国有政策，在当时通行的五铢钱之外，又铸造了3种虚值的大钱与五铢钱并行流通。第一种是“大泉五十”。圆形方孔，每一枚重十二铢，重量虽然是4克的五铢钱的3倍，但是面值却是五铢钱的50倍；另外两种新铸的钱币就是“契刀五百”（相当于500枚五铢钱的价值）和“一刀平五千”（相当于5000枚五铢钱的价值）。其中“一刀”二字是用黄金错成的，又称“金错刀”。
无论是“契刀五百”，还是“一刀平五千”，明显都是虚值的大钱。王莽发行这两种形制特殊的刀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搜刮黄金。当时的金价是一斤黄金值五铢钱一万枚，因此，按照面值“金错刀”两枚或是“契刀”二十枚就可以兑换黄金一斤。实际上，这就是说，王莽是要用错金的33克铜，或是没有错金的330克铜，从老百姓手中兑一黄金！这哪里是发行货币，完全就是公开的掠夺！《汉书》记载，王莽死后，宫中还保存有六七十万斤的黄金，估计其中大部分的黄金就是通过此次币制改革，用“契刀”或是“金错刀”收兑的。
王莽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配合推行他的黄金国有政策。我们知道王莽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国有政策。除了土地实行国有，物价、借贷由国家管控之外，他还想推行黄金国有政策，计划将黄金也全部收归国有。为此他曾颁布法令规定列侯以下的人都不准拥有黄金，也就是说要将列侯以下的贵族以及大商人所拥有的黄金完全收归国有。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有权的官僚和有钱的大商人，将他们手中的黄金收归国有以后，实际上也就消除了他们兼并土地、买卖奴婢的可能。这样既消除了社会上破坏改革的力量，又为进一步的改革储备了硬通货，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契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这两种虚值大钱，因为面值太过虚高，一经推出就使本来因为“大泉五十”而引发的盗铸现象更趋严重，民间于是群起盗铸，益发不可禁绝。王莽虽然在第二年就废弃了这两把刀币。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私铸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王莽的币制更是越改越乱直至最后崩溃，导致改草失败、天下大乱而政权覆灭。所以他的这次改革是失败的。
2.第二次币制改革
第二次币制改革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开始推行。此时的王莽已经篡位，建立了新朝。他认为“刘（劉）”字因为有“金”“刀”等偏旁含有凶煞之气，对于他的新朝恐不吉利。于是就废除了此前所铸造的“金错刀”和“契刀”两种刀币。五铢钱因为是刘氏政权原来的货币也被废弃不用。除了前一年铸造的“大泉五十”继续保留之外，王莽又新铸造了一种重量为一铢的“小泉直一”钱，想用它来代替原来的五铢钱流通。规定50枚“小泉直一”钱等于1枚“大泉五十”钱。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按50：1的比值在市场中并行流通。这种“泉货二品”的主辅币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主辅币制度。这次币制改革也可以看作对上次币制改革的继续或补充。
3.第三次币制改革
第三次币制改革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实行“泉货二品”制度以后，为了防止社会上的私铸，王莽甚至禁止民众擅自携带铜、炭等币的材料，以防止他们私铸五铢钱。违犯这项规定的人，将被流放到边疆去服苦役。老百姓普遍抵制“泉货二品”币制的推行，私下里仍然习惯使用五铢钱，并讹传“大钱当罢”，意思是说以一当五十的“大泉五十”应当被废弃。王莽针对这种谣言又紧急发布告示规定：民众私自携带五铢钱或者传“大钱当罢”者，将比照非议井田制的刑罚来定罪，即流放到边疆去服苦役。法律虽然规定得非常严厉，但是从诸侯、卿大夫以至一般的庶民，没有多少人愿意执行，因此而犯罪者不可胜数。后来王莽为了推行“泉货二品”币制的流通又派遣谏大夫50人，分别去各个郡国铸钱。这样汉武帝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被收归中央的铸币权，又被王莽轻易地返还给了郡国。
后一阶段是王莽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推行的“宝货制”。所谓“宝货制”是指“宝货五品”，它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这里“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五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是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泉货六品（六泉）即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布五十；布货十品（十布）即小布一百、么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 这是种极为奇特、烦琐的制度，可谓是空前绝后！
“宝货制”中虽然有贝币、龟币，但仍然是以“泉货”“布货”即铜币为主，而且是以最小面值的“小泉直一”为基准，其他货币则按一定的比率递增。值得一提的是“宝货五品”中，除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外，贝货、龟宝、银货以及黄金，至今都没有实物出土发现，笔者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
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要携带新铸的“布币”和“通行证”相互验证，否则就要遭到水陆关卡的盘问与扣留。王莽推行新币的手段非常奇特，但是这些做法不但无补于紊乱的币制，反而更增加了百姓对于新币的排斥。在民众的普遍抵制之下，王莽当年就被追收回成命，叫停了“宝货五品”，重新恢复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实行的“泉货二品”，即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并行流通的货币制度。
王莽之所以要推行这样一套烦琐无比、造型奇特的“宝货制”钱币，是因为他看到“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流通不畅，认为如果货币的面值过大，小额交易就不方便；面值过小，则大额支付就会很麻烦。只有大小不同面值的货币搭配使用，才便于流通！。其实王莽理论上想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他却没有坚持主辅币大小二品并行的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早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推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就已经实行了，他只要继续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民众慢慢地就会接受并习惯使用。但是，书生气十足且食古不化的王莽，依据《周礼》另外又新创了一套更为烦琐复杂的“宝货制”，这样一来人们就更接受不了了，他的第三次币制改革也就失败了。
4.第四次币制改革
第四次币制改革始于天凤元年（公元14年），目的是要废弃此前流通的“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代之以新铸的“货布”与“货泉”与“布泉”。并重新铸造一种一万文的大铜钱“国宝金匮直万”，当五铢钱10000枚，也可兑换黄金一市斤！一枚“国宝金匮直万”钱，竟值一斤黄金，可见其剥削之程度惊人了。 这种铜钱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方孔圆钱形式，面文为悬针篆“国宝金匮”四字，旋读。下以短颈联方形泉身，身面、背有直纹两道，纹内直书悬针篆“直万”二字，背无字。 “国室金匮直万”钱，由于面值过高，发行时间过短，因此弥足珍罕，存世量仅为个位数，且完整的很少，多为残次品。 “货布”面值为二十五，形制为细长形布币；“货泉”、“布泉”面值均为一，形制均为圆形方孔。货布与货泉布泉之比调整为25：1。货泉的重量与五铢钱相等，这实际上是等于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大泉五十”因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王莽担心停止使用后民众不肯接受，于是又准许大泉五十与值一的货泉等值流通。这一规定顷刻之间就让大泉五十损失了原价值的五十分之四十九、仅余五十分之一。王莽的这次币制改革，本来的目的似乎是稳定币值，挽回人心。但是，结果却又一次演变成了疯狂的财富掠夺，这就使他彻底失去了民心。不久，王莽被杀，政权覆灭。第四次币制改革彻底终结！
王莽的币制改革虽然都失败了，但其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却是古钱史上的精品。“国宝金匮直万”（10000文的大铜钱）即是一例，因其币值过高，发行时间短，故存世极罕，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加之其近乎神化般的传奇经历，故即使历经百年沧桑，其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视为古泉魁首奇珍。
如果抛开社会作用不谈，仅就钱币本身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王莽的钱币铜质精良，制作精美，书法更属上乘，在我国古代钱币制作技术及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清代著名钱币学家戴熙在《古泉从话》中赞誉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人皆有一绝，莽为钱绝'。王莽因此获得了“中国古代铸钱第一高手”的雅称！
王莽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大政策，目标就是要建立古代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因此，胡适曾称他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的币制改革是其整个改革的重要一环，他烦琐复古的币制改革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失败的典型而给予了全面的否定。
客观地分析，王莽的币制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譬如他认为：如果货币的面值过大，小额交易就无法折零；面值过小，货币数量增多，需要车载斗量，运送的费用也要增大。只有轻重大小各有一定的比例，使用方便，民众才会乐于接受。王莽不但理论上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实践中也曾经有过创新的举措。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曾推行主币“大泉五十”与辅币“小泉直一”以50：1的比值并行流通的制度，后来这一比值于天风元年（公元14年）又被调整为25：1。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主辅币制度，是非常科学、先进和实用的货币制度。遗憾的是，复古思想浓厚的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特别是在刘歆的蛊惑之下，依“古制”用贝、龟、刀、布等为货币，并先后铸造了37种不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不同比价的货币。如此极度烦琐、紊乱、滥恶的币制，最终导致他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这也揭示出一个原理，即改革者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一位接地气的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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