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东垣）对脾胃病的论述与后世所说脾胃病的概念不尽相同，他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从脾胃角度立论，对内伤病的致病因素、发病机理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发，给后人治疗脾胃病开拓了新的途径。兹就这两方面内容总结叙述如下：

一、病因方面

李氏所处时代，正值中原战乱时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疾病的流行，他观察到人们所患疾病，多由饥饿冻馁、过度的劳累或忿怒、悲、思、恐惧所致，并总结了肠胃内伤三因说。

①饮食不节——“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燃其面。《黄帝针经》云：‘面热者足阳明病。’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面病焉。”

②劳役过度——“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

③精神刺激——“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

李氏认为以上三点是引起脾胃内伤病的重要原因，从具体发病来看，单纯地由某一种因素引起是比较少见的，而常常是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于人体的结果。诚如李氏所谓：“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肢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不节继之，则元气乃伤。”说明了精神因素在内伤病发病过程中起了先导的作用。

此外，他还指出身体素亏，更容易发病。譬如：“素有心气不足，因饮食劳倦，致令心火乘脾”，亦会产生内伤病。

二、病理方面

李杲对于内伤病病理变化的阐述，主要有二：

①气火失调——他认为元气与阴火是相互制约的，若元气充沛，阴火自然戢敛下降，而发挥正常的生理作用；反之，元气不足，阴火就会亢盛而发生病变。这里阴火实际上指的是“被代替的心火——胞络之火”，这点与《内经》的说法不同，也只能解释李杲病机的时候来说。李杲亦曾明确地提到这点，如“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意思是：全身气血不足时，心作为君主之官，还要统领全局，但是力量不够，这时两肾之间的胞络之火便沿心系上行，代君行令，所谓“不在其位便为邪气”，所以称之为贼也，现代医家多直接概括为“虚火”。此火在水湿过盛之时，不仅不灭，反而更盛。由于饮食不节，劳役过度或神志不宁等因素损伤脾胃，而致元气不足，湿浊下流，阴火因之上乘而为病，出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内伤热中的病变。

②升降失常——升降是人体气化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的功能，无一不是在精气升降出入的运动之中发挥的。由于脾胃是升降运动的枢纽，对于维持脏腑正常功能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则脏腑四肢九窍的生理功能受到破坏，各种病症都能发生。如“脾胃既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即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也。气少则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则血亏，故筋、骨、皮、肉、血、脉皆羽，是气血俱赢弱矣。”故升降失常，是内伤病病机之一。他还特意提出了“肺之脾胃虚”及“肾之脾胃虚”，并加以阐发。

肺之脾胃虚，是脾胃虚损，不能滋养肺气的一种病变，即所谓“土不生金”。临证所见除“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等脾虚症状外，亦可出现“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等有关肺脏的病症。李杲认为这是由于“阳气不伸”所致，因此当补脾胃而升清阳，方用升阳益胃汤。

肾之脾胃虚，是指脾胃虚损，寒邪上侮的一种病变。多因脾病调治失宜，或误用下法所致。往往出现“上热如火，下寒如冰，头作阵痛，目中流火，视物䀮䀮，耳鸣耳聋”等症。亦可见“恶风寒，喜日阳，前阴冷，起居艰难，大小便不调，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李氏将其病机概括为“寒水来复火土之仇”，即所谓“肾邪上凌，虚阳外越”。治宜温肾回阳，方用沉香温胃丸或神圣复气汤。

【文中素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