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和，名熙，以字行(世人多称其字)，西晋(公元三世纪)高平人。王叔和性格沈静，博通经方，尤好著述，洞识修养之术。官至晋太医令，对医学上的贡献很大，传于今的有二：一为搜辑整理编次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使仲景的辨证施治的理论原则和经方得以传于后世。一为著《脉经》十卷，为我国现存脉学的第一部专书。
王叔和，名熙，以字行(世人多称其字)，西晋(公元三世纪)高平人。王叔和性格沈静，博通经方，尤好著述，洞识修养之术。官至晋太医令，对医学上的贡献很大，传于今的有二：一为搜辑整理编次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使仲景的辨证施治的理论原则和经方得以传于后世。一为著《脉经》十卷，为我国现存脉学的第一部专书。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方书，向称“医方之祖”，由于连年战火，到西晋时已散佚不全。王叔和是第一个整理和编次《伤寒论》的医家，编在《伤寒例》中云：“余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目前流行的《伤寒论》十卷本，是王叔和撰辑的，假如没有王叔和，《伤寒论》很有可能是不会流传于后世的。
脉诊，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医学的卓越成就之一。王氏不但整理、编次仲景旧论，同时也贯串着偏本人研究伤寒病的心得体会。王氏是从脉、证、法、治四方面研究《伤寒论》的。卷一、卷二《脉法》两篇，共77条，是讲伤寒病色、脉、声的诊断方法。《伤寒例》有24条，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伤寒病的发病、传变、脉证、辨治、护理、预后等原则，补充了三阳、三阴篇的不足，是全书的纲领。故闵芝庆说：“须知此篇，乃论中纲领，仅道伤寒之常，而未尽其变，诸变不可胜数，故后有六经诸病，发明此例，前后一贯。”闵氏的看法是比较妥当的。王叔和汇集了前代脉学著述，并结合自己和当代的临证经验，写成《脉经》十卷，九十七篇，进一步使脉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化。
卷七以下《可不可》八篇，共有条文258条，是王氏研究《伤寒论》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治法入手来研究的。如果结合他的另一部巨著《脉经》第七卷来看，远不止这八篇内容。综合来看，约有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八种治法，每法之下序例条文，说明应用与禁忌。这样，王氏从治法上对六经各证进行了一次总的分析归纳，不仅使后人对仲景大法一目了然，而且也便于临床寻检掌握，以开后世从治法上研究《伤寒论》的先河。
切脉之法，始自《素问》，如《素问·脉要精微论》、《平人气象论》、《玉机真藏论》 、《三部九候论》 、《通评虚实论》诸篇，它反映了上古时期的切脉方法：是以三部（头、手、足）、九候（每部再分天、地、人三候）决死生，以人迎、寸口、趺阳辨吉凶，是一种“遍求法”。至仲景《伤寒论》，以人迎、寸口、跌阳三部取则，是一种“扼要法”。及至《难经》首倡“独取寸口”之说，并创立“关尺”之目，王叔和在《难经》及其他前人基础上，使脉诊方法“系统化、规范化”，诊脉时则专取两手“寸口”，也三部、九候。不过三部乃分属“寸、关、尺”，九候系每部再各分“浮、中、沉”，只有在危急候或两手无脉时，才诊“人迎、趺阳、太溪”三脉。
王叔和又将寸关尺各部，分属脏腑：如左三部为心(小肠) 、肝(胆)、肾(膀胱) ；右三部为肺(大肠)、脾(胃)、命门。最终使脉学臻于完备，更使脉法简而有要，一千七百余年以来，一直延用到今天并流传到国外。
在脉诊里，正确掌握各种脉的形象，是切脉的重要关键。故王叔和在《自序》说：“脉理精微，共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因此，《脉经》中首先论述脉的形象，归纳为二十四种名状，对每种脉象的指下感觉及其临床意义都作了说明，并还把相似的脉象， 也都一一作了比较，指出其差异。
叔和论脉，并不曾把“脉诊”孤立或绝对化，而是注重全面观察，将“脉、证、治”三者综合论列。《脉经》按人体脏腑、诊断部位、疾病种类和治疗方法系统地叙述，把脉象、证候和治疗全面结合起来，纲举目张、次序井然。书中明确指出那种脱离实际、脱离整个病情而孤立、绝对地以脉断证，或将脉诊神秘化起来的想法和作法，都是错误的。这是《脉经》的一大特色。
自《素问》、《难经》、《伤寒论》以来，虽然都以诊脉治病，而未明“脉理”，虽都凭脉以审证，而未讲“脉法”。王叔和根据《素问》、《难经》及三世纪以前各家脉学著述，总结出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故清代徐灵胎称颂王叔和《脉经》时说：“王叔和著《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虽)其中旨趣，亦不能划一，(不能)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
王氏对仲景残著，进行整理，并附入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明以前颇为医家推崇。到明诸时，以方有执、喻昌、程应旄为代表的一部分医家对王氏持批评态度，认为王氏以己说混于《伤寒》之中，造成玉石不分，主客相乱，有惑于后人。与此相反，张志聪、陈修园、徐灵胎、闵芝庆等医家则持赞赏态度。认为叔和是仲景之功臣，没有王叔和，《伤寒论》是不能流传至今的。总之，王氏不仅整理了《伤寒论》，而且丰富了仲景辨证论治的学术内容，这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故林亿在校订《伤寒论·序》中说：“自仲景于今800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此评是较为公允的。
《脉经》一书，在公元六世纪时，就传到朝鲜和日本。十一世纪时，传到阿拉伯帝国，其著名医家阿维森那所著《医典》中，吸取了《脉经》的资料，十四世纪时，波斯宰相拉希德丁·哈达尼编纂的《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中，也包括有《脉经》，十七世纪时，《脉经》已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这都是我中华民族为世界医药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之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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