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24】回音录 || 作者梁玉荣

“寻找会宁好儿女德孝传承耀家园”主题活动

【24】会宁县柴门镇鸡儿村三合社

回音录

作者 ‖ 梁玉荣

前　序

“声之响也，应若是”，书之命名，盖取意于此。家父口授，由我执笔，杂记事以勖后昆，撮其要而伐春秋，音之回响，传之于天地之间，若鹤鸣九皋，声达于云霄，则闻于下壤。此我父女间之心声感应，传闻于儿孙后代，执要于亲朋故友，取信于乡邻里党，唯此可鉴。

家父一生辛劳，于我心中留有深刻影响。虽无甚学历，却勤奋过人，才智卓然。寻常间与人谈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为人处事，聪明干练，深明大义，有良好之社会风尚和道德品质，于我记忆中，庶几无所不能；而家母，则更贤淑善良，任劳任怨，甘为孺子之牛，乃我等儿女立身做人最朴实、最纯真之榜样。以是，情不自禁，录其大概，有欲作传之想法。然家父多不涉及往事，故无以为据。既有之，亦为片言只语，零乱不成章法，使我无能为力，以偿夙愿。

家父此举，并非所愿，或有不欲我闻之道理。乃我仔细发问，出于无奈，点滴泄之，为我收录，而卒成涓流。所以然者，幸不致先行之功德，尚被流时淹灭，故辑之备忘，以为楷模。然度我才疏学浅，不足胜任，是故请夫兄修撰，竟成万余言传记。其与史例颇为详实，人与事粘贴甚密，足可以戒来叶而警后世。我等子孙后代，幸勿忘焉。

不孝女梁玉荣拜记

坎坷人生

——祖父行实

出会宁县城西津门（即会师门），涉过祖沥河，顺西山脚北行二十里，一水自西南来，汇入祖沥河，谓之新道（方言读作：táo)口河。在两水之间相迎汇合处，顺山势突出一小丘，是谓鸡儿嘴。经鸡儿嘴过新道口河，有一村庄座落于山坡之下，名为三合（又名梁家坡）。据祖上传说，我们梁家是从山西“大槐树”迁徒至此，世代繁衍生息，一直居住在这里，地名也因此而得之。据此推算，迄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这期间，当然也曾出过一些人才，甚至为官为吏，大豪富翁之家时有所现。而我们家，自我祖父分家析居不久，就已经沦落为中国农民阶层最下层的贫雇农之列了。

据父亲说，他的父亲——即我祖父，尊讳具堂，小字进宝，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三十日，是个庚子属相的人。父亲说，祖父曾给他讲过他一生中最不幸的遭遇，那是一个充满了血与泪的故事。

祖父兄弟共五人。其他四位伯祖父有读书的，有经商的，也有操持家务的。祖父年纪最幼，不谙世故，只好放牧自家的一大群羊。那时虽不算富有，但除了一年的吃穿费用和所用银两外，略有盈余，也称得起是个中上户人家。人常说：“树大必分枝”，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弟兄们先后成了家，分居一事，势必当行。

分家之时，四位伯父尚都宽厚，说是祖父放了十二年羊，有优先挑选的权利，其他家产按人均分。因此，祖父分得了他所可心的十几只绵羊以及和弟兄们同样的财产，开始独自成家立业，过起了小家生活。

次年，既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个大好的丰收年。到了金秋季节，五谷丰登，牛羊旺盛，到处莺歌燕舞，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祖父自幼放羊，从未操持过家务，因此也不深谙理财之道。他见自己刚开始当家，就获得如此好的收成，自然乐在心里，喜上眉梢，被眼前的美好景象所迷惑。憧憬美好生活的祖父对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不由从心底升起一股发家致富的欲望。在一个秋收后的傍晚，他走出家门，随意慢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自家田埂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迎面凉风，感到浑身有说不出的舒畅。他美美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便索性坐在田埂上，做起了下一年的打算。

美好的憧憬，往往是美好愿望破灭的源头。谁知这一宏伟远大的理想，竟是恶梦的开端！

祖父盘算着再买一些土地作为农本田，以便扩田广耕，为将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更进一步发展产业。于是，他将家中仅有的一头耕牛和二十多只绵羊，以及大部分余粮全部卖掉，作为地价。尚且不足数额，还向别人借贷了一些债务，勉强凑够八十块大洋，买下了当时只值二十五块银元的五亩土地。他也曾精心的作过计算，按当年产值，来年足可以赚回所投农本。他想：再辛苦一年，往后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可是，他竟连一亩地值多少钱也不知道。

祖父如此做法，本是农家之大忌，不料，接踵而至的却是连年荒旱。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便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以草根树皮为食。待荒年过后，祖父不但丧失了所有农本，而且，从此债台高筑，欠下了一生也还不清的债务。祖父随即沦为赤农，只好为人去雇佣长工。这一蹶整整十八个年头，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接着父亲也给别人当雇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每当父亲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双泪盈眶，声音颤抖。讲完之后，接着长叹一声说：“人常说 ‘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一世穷。’ 你爷爷就是因为不知地价行情，一时计划不周，才落了个一贫如洗的下场。”之后，便是长久地沉默......。（从此我便明白父母为何不顾一切地让我们兄娣七人上学的原因）

我的祖父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奔跑了大半辈子，直到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1953年土地改革以后，又重新分到了土地和少许财产，生活开始好转。因为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便信心倍增，更加不知疲劳，没白天黑夜地成天劳作在自家的五十余亩土地里。紧接着搞互助组，走合作化道路，继而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生活一天天地红火起来。然而，祖父却因劳累过格，得了一身疾病。不料又赶上六零年生活紧张，几乎性命难保。往后的日子，年年吃供应粮，也是在挨饿和病痛中度过。

1974年7月20日上午，辛苦了一辈子的祖父，在卧床四十多天以后，阖然而逝。那时家中生活十分拮据，每人每天只靠国家供应的四两玉米面维持生活。祖父过世后，拿什么招待宾朋呢？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向生产队借来几斤白面，供大家吃了顿白菜糊汤一锅面，算是给祖父的送行，也算是对众乡邻的犒劳。

祖父生前是个诚实纯朴的农民，临终前他交待父亲：不要为他一生的清贫劳苦而过于伤心。不管以后怎么富裕，也不要给他烧纸人纸马之类的刍议之物，说是他给别人拉了十八年长工，深知穷苦的滋味不好受，不忍心让别人（指纸人）辛苦侍候自己。

祖父是患半身瘫痪而去世的。卧床四十日，一直神志不清。父亲日夜守护在病榻前，喂吃喂喝，端屎倒尿，也整整四十多天不曾离开过，陪伴祖父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如今三十年多过去了，父亲有时还回忆说：“用现在的医学观念讲，你爷爷患的可能是脑血管栓塞。如果那时有现在这样好的家境和医疗条件，你们的爷爷也许还会长寿一些。”父亲说这话时那种深感悲痛和哀惋的表情，叫我们心酸不已。

每当逢年过节，看着满桌丰盛的食物，父亲总会想起祖父、祖母。他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说：“你们的爷爷、奶奶辛苦了一辈子，连这样丰隆甘美的食物也未曾看过一眼。去世那会儿，又赶上非常困难的时期，连吃饱肚子的机会都没有”。父亲为了不影响过节气氛，没在我们当面流泪，好多次我见他独自出门去，克制自己的情绪后又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在一起。可以想象当时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心情——那不只是失去亲人的悲伤，还有一大家人的生计问题。那是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痛，那痛让人肝肠寸断。

祖父可悲而又可泣的一生，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目中，的确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值得敬佩和怀念的是他那不挠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敦厚纯朴的道德风尚。他留给我们的才富是教训——“居安思危”四个富有哲理的字。

不孝男梁国基跪拜口述

嗣孙女梁玉荣拜叩笔录

悲惨人生

——祖母纪实

我的祖母出身于定西县石泉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尊讳季秀英，乳名是两个“过”字叠用。她唯一的娘家亲哥哥于民国十八年，以饥馑卒，祖母无力埋葬，求之于族人而不顾。故祖母不让我们子孙后代相认舅老爷家的任何一个人，遂断绝来往。

祖母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二十五日，是个癸卯属相之人。按命论应该有个好八字，然而她一生走过的路程，最不甚令人听闻。人常说：“嫁什么人，学什么艺”。大约由于她嫁给了命运不济的祖父，所以她的遭遇最不幸。

祖母年幼时生活自不必说。她十一岁丧母，十二岁当了童养媳。当时诸位伯父或读书、或经商、或操持家务，皆有所图进，唯祖父牧羊，在家中没有任何地位。妯娌间数她年纪最幼，又是童养媳，即便不被歧视，自然也得不到比其他诸嫂更优越的待遇。即笄（读作ji,古代女子 15岁盘起头发，插上簪子，意为结婚），遂与祖父正式结婚，十八岁开始生育，至二十三岁与诸伯父分家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才算有了做家庭主妇的资历。

初析居，分得薄田数十亩，耕牛一头，绵羊二十余只。夫唱妇随，全家合欢畅。恰又赶上个大丰年，人畜两旺，五谷丰登，倒也过了两年舒心日子。不料，好日子却转瞬即逝，到了民国十八年，因祖父的一时失策，这个砍儿就跳不过去了。

先是连年荒旱，犹可敷衍。到后来连草根树皮挖掘刮剥殆尽，无以为食。负债累累的祖父和祖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曾讫讨过祖母娘家族人，没有得到丝毫体恤。

由于饥寒交困，年幼体弱的大伯和两位姑母，先后丧失了性命。作为一个母亲连续失去子女的痛切心情的是可以想见的，之所以能够苟且活下来，是因为还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女儿牵挂着，没有即刻寻短见。

免强度过凶年，盼望着生活有所好转，然而祖父为了还债将所有田产都抵了去，从此便落得个赤条条精光汉，只好靠拉长工养活妻子儿女了。就这样劳累不得温饱的一直熬到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由于贫病交加，先后又失去了唯一幸存下来的女儿和比父亲小两岁的幼子。在遭受了连续不断的打击和恸子之悲的双重压仰下，祖父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场大病，几乎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从此祖父失音（说不出话）。坚强的祖母却承担起了家中一切重担。祖父虽不擅长运筹，但绝不是败家之人。相反，他过家勤俭节约，并有发展祖业的雄心和大志，就因为没有文化而一时计划不周，导致家业败落，人口衰亡。这是不是人们经常说的“命运”呢？若说“计划不周”，虽一时翻不过身来，然辛勤劳苦一二年，总还可以得到一些补偿。不料连年荒旱，颗粒无收，以至于出现人自相食的悲惨景象，这又是谁之过？话又说回来，假若不因祖父一时冲动，尚有若干余粮，二十多只绵羊和一头耕牛，一两年灾害也能撑得过去，不至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天呼？命呼？抑或“计划不周呼”？总之是天灾人祸，构成了她悲惨的人生生涯。

凶年过后，祖母又生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两个姑姑。大姑名叫根花，后来嫁给了麻利山的王志智姑夫。二姑名叫折花，嫁给了十里辅何年敏姑夫。自两位姑姑出生后，祖父便慢慢恢复了声音。祖母拖着病体，悉心照顾着祖父和三个子女，无论怎么艰难，她都没有退缩，坚强地挺了过来。

好不容易熬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声春雷，人民翻身作了主。接着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当时我们家共有六口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分得土地五十余亩，又有四个全劳力和两个半劳力，按理要过那样夫唱妇随，欢畅舒心的日子，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仅仅三四年，由生产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进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民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吃起了大锅饭。紧接着是大跃进，大虚夸，大刮共产主义台风，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不久，便遇到了1960年的特别困难时期。连遭不幸，又劳累了大半辈子的祖母，积劳成疾。幸得父母孝顺，夺众口之食，百般调养，才算挺了过来，方保无虞。自此之后，一连吃了十数年每人每日八两的玉米供应粮，祖母又过了十几年半饥不饱的日子，才于1975年9月20日，阖然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

饱偿人间辛酸的祖母，经历了特大凶年，甚至连草根树皮挖尽吃绝，子女一个个相继夭折后，她还顽强地活了下来，支撑着瘦骨嶙峋的病体，精心抚养了父亲和两位姑姑，为梁家留下一线血脉。否则，我怎么会写下这篇传记来作纪念呢？

有着顽强毅力的祖母在经历了人生的三大不幸后，陪伴着祖父，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道路。面对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能不忆念她吗？难怪父亲每当面对满桌丰盛甘美的食物时，总会想起祖父祖母。唉！人生总会有所忆念，如此，才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不孝男梁国基跪拜口述

嗣孙女梁玉荣拜叩笔录

艰难里程

——父亲的回忆

我的父亲，尊讳国基。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十九日，当时中国仍处在列强分割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老百性也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出生之前，因凶年频逼，祖父和祖母一连丧失了一男二女。当父亲出生后，祖父和祖母怕再有不虞，所以取名为晚成，是乳名。国基是后来效仿达官贵人之习俗起的大名，希望国家发达，基业稳固，如此，方保无冻馁之虞。结合乳名，亦有“大器晚成”之意。父亲的确沾了名字的光，他回忆说：“民国十八年，由于凶年频逼和疾病的折磨，我接连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我刚满两岁时，母亲又为我生了个弟弟，不料在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的饥饿和时疫中，又和我唯一幸存下来的姐姐相继天折了。因此，父母对我特别关爱。捧若掌上明珠，生怕再失去我这个宝贝儿子，于是起了这个名字，意味着长寿的意思。”

父亲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到处闹饥荒，跑土匪，人心慌慌，不知终日。附近的大户乡绅都跑到省城避难，略有点“光阴”的人家，也都进了县城。祖父给人家拉长工，也就成了人家守护庄院的家丁。父亲成天跟着祖母挖野菜，以便杂糠当膳用。

忽然有一天传来消息说，红军来了。他们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比土匪还要凶狠，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抓，说那是共产共妻。于是大家跑起了红军。祖母也不例外，带着我年幼的父亲，成天东躲西藏，不敢见人。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四、五天，国民党的部队开来了。就在河对岸的鸡儿嘴附近，与红军打了一仗，枪炮夹杂着飞机的轰隆声，整整响了大半天，国民党的部队被打败了。当天夜里，祖父摸黑来到家中，叫祖母不要听信谣言，到处乱躲。说：“其实红军要比国军好得多，他们虽然饿着肚子，但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祖父亲眼看见红军找他打工的那家主人借粮，因主人不在，就按斤取了四五斗谷子，折算成白元，写了个条条一井放在主人的粮仓里。听说也有取了粮不给银元的，只写个条子压在空仓里，但那是当地的首富。

讲着讲着，祖父的面色由晴转阴。他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挨饿受冻，走了两万五千里才来到会宁，听说一路连饿带冻，死了好多人。他们队伍里也有妇女孩子，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说着便到处翻腾起来。祖母问他在找什么，他说：“我看家里还剩多少粮食。”翻腾了一会，只找出几碗黑谷面和十五个鸡蛋。他犹豫了一会，就叫祖母烧水煮鸡蛋，说是要明天送给红军去。祖母说：“那是给孩子补身子的。”祖父说：“鸡还会下的。”

听了祖父的话，父亲年幼的心灵很受感动，忙着抱柴烧火，帮祖母煮起鸡蛋来。第二天一早，父亲死活不离地跟着祖父去给红军送鸡蛋，刚好赶上红军正在召开三军会师大会。

会场就设在县城文庙前的空地上，主席台临时搭在大成殿的土台前，孔夫子圣座前的大拱桌也派上了用场，当了讲桌。会宁县城的城墙上，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大街小巷，人如潮涌，红星闪烁。欢呼鼓舞之声，如雷鸣般地响彻云霄。还有许多臂佩红袖章的红军战士，正在忙碌热情地招呼老百姓。其中有一个红军小战士，甚至将父亲抱起举到肩头上，让他尽量能够看到会场的一切景象。还一边指着主席台上的人说：“那个浓眉大嘴巴的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细条高大个儿的是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一一给父亲作了介绍。主席台上那么多人，父亲一时也记不了许多。只记得还有陈庚、张国焘、陈昌浩、贺龙几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都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宜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过后，父亲幼小的心灵受到感染，问那个红军小战士：“你们也要我当红军吧？”小战士回答说：“你还太小，拿不动武器，打不了仗。”父亲说：“听说你们队伍里也有小孩？”小战士说：“那是红军阿姨生下来就带在身边的，他们家里再没有大人照顾了。等你长大了，我们一定会要你当红军的。”

大会结束后，父亲恋恋不舍地跟祖父回到家中。那一夜，父亲兴奋得连觉也睡不着，总提一些奇怪的问题，连祖父也无法回答。

过了几天，红军离开县城，一直向北撤去。国民党的部队紧紧跟在后面，不时跟红军打上一仗，总是溃败而退，后来听说红军渡过黄河，一直向前打去。

过后的日子和往常一样，父亲仍然跟着祖母，挖食野菜。农忙时候，帮别人干些零碎活，母子两人，混口饭吃。不到十岁，父亲懂事了，家里的零碎活，再不烦祖母操劳。有时也给别人放牛羊，做点简单的家务活，人家也会多少给点报酬，帮助贴补一下家庭的贫困生活。

十七岁那年，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祖父年近五旬，由于长年劳累，身体有所亏损。渐露出老态来，有谁还会雇他做长工？食口聚增，劳力顿减，迫于无奈，父亲到当地富户王耀成家去做工。

父亲自幼勤奋好学，他最大的愿望是也能够象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然而，因家境窘迫，祖父无能为力，始终没能如愿。在王耀成家做工期间，幸遇六老爷，开始教他读书识字。

六老爷原来家境较好，也曾读过私塾，粗通经文，博览子史，后来因家业败落，被迫教蒙童。自从有洋学堂，无人再聘用教书先生，才到王家替人拉长工。六老爷生性乐观，为人善良，遇事好钻研，却又通达世故，能为人排难解忧，兄弟间排行老六，故被人尊称为“六老爷”，反忘其名，并不是因为曾当过乡绅或什么显要地位的缘故。试想一个穷教书匠，有什么地位堪称老爷呢？“老”是尊,“爷”是敬，大概和老先生是同一个意思。现在不做先生，只好称“老爷”。他经常给大家说书讲故事，以及为人处事等道理，很受人尊敬，父亲敬如先生。六老爷见父亲勤奋好学，又爱动脑子，就教他认字读书。还为父亲专门找了《三字经》和《百家姓》，不辞辛劳，逐句讲解。不到半月，父亲就能通读，又开始教《论语》、《孟子》等书，对父亲视若亲生。

父亲在王耀成家打了半年的短工，辞退后，又到马家和王家拉了三年长工，全家人总算还可以吃饱肚子。父亲是1949年正月结婚的，1950年5月，大姐已出生，全家七口人，其生活费用的来源，便成了父亲的难题。至1951年，天兰铁路招收民工，于是父亲先到甘谷县的姚家庄参加了工作，后调至武山盘安镇，任工程一区队长。父亲在铁路工作两年，所得工资总共600元，每月只20多元，父亲的工资作为家里的主要花费，是有些入不敷出。当时的主要历史事件是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父亲要求参加志愿军，但因为是独子，没有被批准。

1952年年底，父亲回家探亲，翻年准备返回铁路，但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土改运动开始了。工作组常到我家来了解情况，调查全村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开始定成分，作评估，准备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多余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佃户。父亲也就主动地放弃了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的评估和分配工作。接着是斗地主、讨血债，销压反革命和土匪。分到财产时，二姐也出生了，我们家分得川地十亩，山坡地四十亩，耕牛一头，各种农家具十数件，粮食二千余斤。人民翻身作了主，不愁吃，不愁穿，欢天喜地的过日子。有了自家的土地，父亲再也不为全家人的生计问题发愁了。

来年春播，开始搞起互助组。其实就是互相辫（方言）工，以解决有些人家缺乏劳力和耕畜单调等问题。我们家包括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两个姑姑，共有六人参加劳动，是富有劳力的人家，因此，父亲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试验站当工人，主要工作是饲养禽畜。1956年元月申请加入预备党员，同年6月转为正式党员。此时大姑已出嫁，哥哥也出生了，全家仍八口人。

1957年7月，父亲被调到会宁县商业储运厂工作。这年年初，开始大鸣大放大辩论，发动群众提意见，谓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起初群众很热情，的确给党提了好多意见。不久，说这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就大反起右派来。工作之余，便是开会揭发问题，批判右派言论，将许多知识分子和给党提意见的干部都划成了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发流到农场去改造。面积之广，涉联人数之多，就连四五个人的机关或单位，必有一右派，否则是运动搞得不彻底。因此父亲感到大惑不解，怎么叫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自此，父亲明白，给党——说得确切点，就是给某些有权威的人，绝对不可以提意见，他们就是党的“化身”。

1955年至1957年，是农业走向合作化道路的三年。初以自然村为基础，建起了农业合作社，是合作化的初级阶段，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分配方式是：按各家入社土地核算，耕畜农具属个人所有，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过悬殊。但总收成显得倒不如入社之前好。第二年开始转入高级社，以行政村为核算单位，连地主富农、家畜农具一并入社，按劳分配。一年后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改乡为公社，行政材为大队，自然村为小队（也称生产队），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人多劳力少者，其生活水平显然不如劳力多的人家。不久，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了大灶，社员称之为“吃共产主义的饭”。仅仅两年，就不得不分灶立锅。然而却无米下锅。

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全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去“引洮”，留下一些年轻妇女，又都集中到华家岭“修梯雕花样”，春播夏割，夏种秋收，只好将学生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上，边劳动边上课，美其名曰“工、农、商、学、兵大联合”。赖天公作美，那年的确是个好丰年，可惜粮食都被糟蹋在地里。八大二次全会会议上，又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指导行动的“八字方针”，提出要“赶英超美”，将钢铁产量定为1080万吨。后来又调整为1070万吨，被称为“钢铁元帅”。而粮食产量则成十倍、百倍、千倍的往上翻，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将“卫星”一下放到了小麦亩产10万斤，洋芋亩产50万斤的高空。可以想象得到，亩产10万斤的小麦和亩产50万斤的洋芋，铺在地里，该有多厚一层啊？可是被冲昏了头脑的县委书记杨和省委书记张，根本不加思考，还将没有放过这个数字卫星的基层干部一律拔了“白旗”，靠边站去了。剩下不多劳力，又都分派去“大炼钢铁”。父亲是工人，被派往山西太原学习一个月，回来依样画葫芦，也大炼起钢铁来。家家的镢头、铁锨、镰刀、锄、铲和暂时派不上用场的做饭锅等，全都顶任务交了“废钢铁”，将生产必需的工具一齐投放进“小土炉”，炼成了一堆废杂——烧结铁。到了秋后收割期，爱吹牛皮说大话的“先进派”，还要继续放“卫星”，洋芋只好带蔓拔。到了来年春天，经冻干成粉的洋芋露出地面干裂后，雪白闪光，也算是对暴殄（读作tiǎn，意为糟蹋）天物的回报。凡此等等举足失措的浮夸之风，谓之“大跃进”。

一年后，即1959年秋季，中央为纠正过左的错误而召开了“庐山会议”。和大鸣大放时的“百家争鸣”一样，先是提意见，让每个人暴露思想。真挚坦诚的彭大将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中央上了一封“万言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会议的内容一下转变成了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斗争，便形成一条“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翻案风”路线，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央委员和地方骨干牵连在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分；周恩来也在“北戴河会议”上做了深刻检讨。这样一来，那些喜好功高的投机分子，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吹毛求疵，无所不用其极。

1960年元月，父亲被调到“万头猪”养殖厂当厂长，于三月去北京参“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双革“成果”学习，有幸参观了故宫、北海公园、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广场等名胜古迹和建筑，半月后返回，少不了也要学习“双革”做样子。

但在农业方面，由于虚夸造成的恶果，所有粮食都交了公购粮，经春播后，仓无余粒，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再也无法支撑。然而，各家的做饭锅都交了废钢铁，想分也分不成。既便分开，也是无米下锅。大家只好守着集体的大灶，清汤杂野菜，维持不到半月，人皆浮肿，连活也干不成了。此时，各地工程停办，“钢铁元帅”也下了马，出外民工又全都返回，更增加了许多食口，最后连野菜汤也没得喝，只能剥树皮、挖野菜以充饥肠。然有人还开玩笑说：“别说亩产五十万斤，就是五百斤，恐怕也会撑破肚皮，不至于天天空着肚子吃这样的‘忆苦饭’！”引得大家苦笑一阵。有人暗自怀疑：粮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在公众场合说话。而那些曾经放过“卫星”的人，一旦有新的口号或指示，依然会热情不减当年地继续乘风作浪。

我们全家八口人，刚好母亲又怀有身孕。尤其是祖父和祖母，原本年老体衰，经此一凡折磨，再也无法支撑。幸好父亲是工人，一月还有28斤面粉，拿回家来，另加调养，幸免遭遇不幸。

据官方透露，全省”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竟达十三万之多。幸逢庄稼长得好，转眼已到麦收，人们边收边生食，才渡过了困难时期。后来人们将这一灾难归咎于“天灾人祸”，是有些亏负老天爷。回头细想，连续三年，何曾遇过大旱不收的年头？待母亲临蓐，三姐出生三个月后，生活才有所好转。

灾荒过后，大灶也解散了，又恢复原来统一核算、按劳分配的原则。小姑出嫁后，家中尚有七人。祖父和祖母已年过花甲，再也不能参加劳动。哥哥和三个姐姐，最大也只十一、二岁，唯有母亲一人挣工分，生活十分困难。因此，父亲被迫于1962年5月辞职回家，也算是响应“为减轻城市负担，还乡支援农村”的号召。辞职时，厂里给父亲挑选了盖一座房子所需的木材顶替了工资，父亲开心极了。当时各工厂的职工和机关干部家属，也被纷纷下放到农村来。父亲回乡后，担任大队支部委员和贫下中农委员会主席，虽然也算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之一，但也和其他社员一样，靠干活挣工分，也好多分点口粮。生活刚刚开始有所安定，却于1963年夏季，“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开始了。又是天天开会搞运动，主要是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当然还要防止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自此把“路级斗争”放在了首位，无限上纲，不断扩大打击面，闹得人心惶惶，无心于搞生产。只有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才不敢乱动，老老实实地在劳动。

就在这时，我们家又新增了四姐。一家九口人，住在半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实在显得太拥挤。父亲就在山坡下选了块庄宅地，用擊圈子杵子将土砸成土块，箍了五眼新窑洞，打了一口水窖，又修了一个大门。这窑洞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居住方式，黄土层厚，冬暖夏凉，既经济又省事，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翻年开春，用父亲单位给的木材建了一座上房，九月份便搬进了新居。

由于人多劳力少，又兼新建寓舍，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因父亲曾在副食品加工厂工作过，就主动和族内我两位叔伯家哥哥（梁占帮、梁新民）给生产队做粉条。于1966年6月16日，五姐出生，全家共十人，在生产队里，算人口最多的家庭。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展多半年，学生到处串联，直接干扰了生产。农村一些青年和不安份守己的人，也开始组织“战斗队”，结帮拉派，互相攻击对方。甚至在社教运动中认为“有问题”被隔离审查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开始反攻倒算，要求还他们”清白”。生产队至公社的工作陷入瘫痪。

接着“上海红色风暴”的继续和发展，掀起一股从中央到地方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高潮，到处都是“停产闹革命”的口号声。父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民以食为天，既然不生产，该拿什么养活生民？难道再不愿“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了？那么1959年的反“右倾”又作何解释？这岂不是“左倾”比“右倾”更可怕吗？但只是想想而已，却不能说出口来。试想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里，夫妻同床异梦者大有人在，谁敢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虽然说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都是革命派，但由于派性作怪，相互揪来斗去，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都挨了整，谁又能醒悟得过来？待“三结合”领导班子革委会成立后，一向不敢乱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却大难临头，每场批斗会上，都是钢鞭铁棍交加而下，浑身上下，血肉模糊。哀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闻，真是惨不忍睹。而一向无所事事的打砸抢分子，还觉得不够痛快。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父亲因辞职时单位顶替工资的木材，也被卷进去了。亲房中一位伯父竟然说那木材是父亲利用职权贪污的，因此也成了调查对象。受这股逆流的冲击，父亲学习保健员，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并代管着村上的油坊。再不顾充当大队支部委员和贫下中农委员会主席。其实这些名堂早已被“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革除掉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整整搞了十年，直到清理“三种人”的整顿工作开始为止，才算煞住了这股风。然而，经此十余年的破坏和糟蹋，粮食连年减产，人们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69年我的出生让本来拮据的生活更加困难，而又在同年7月一场大冰雹，秋田颗粒无收，家家户户缺吃断顿的情况就开始出现，我们家更不例外。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70年下半年才有所好转。此后，整整吃了十年供应粮，人均每天八两包谷面，维持着半饥不饱的生活。而我正好出生在这个困难时期，想必父母亲为我的生存，花费了不少心血！

1974年至1975年，是父亲最感悲痛和无助的时期。祖父祖母相继而逝，家中更无长物理丧，只好草草了事。父亲除了对亲人的痛切思念之外，还有一家七八口人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父亲一人肩上。此时，父亲已四十多岁，按理该过几天舒心日子了。可是在人生道路上苦命挣扎，奔波劳累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却连妻儿的温饱问题也都未能谋得解决。这是多么大的悲哀，还有什么希望要付诸兑现的？试想父亲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复杂，多么难过！

自从合作化以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而且一次更比一次强大激烈，一直搞了将近二十年，人民的生活怎能安定？父亲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呢？在党的会议上，试图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而远大的目标上来，仍然受到一些干扰，不能正常实施。相反，又从中央掀起了一股批“当代大儒”的高潮，将群众再度拖入深泽烂泥，使其失去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所有这一切后果，都是怎样造成的？人们心中非常明白，然而，又有什么办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父亲，只好在沉默中忍耐着。

一直到党的会议上，邓小平才大胆提出“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口号，土地开始承包到个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得以实施。短短几年时间，人们的生活就超过了解放初期的水平。由此看来，要"超英赶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并不甚遥远。困难的是来自各方面人为的破坏和干扰，才使得我们的国家贫穷落后。要把这些都归咎于“自然灾害”的人，无非是想混淆是非，好继续蒙骗群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也难辞其咎。

如今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回忆自己走过的艰难路程，父亲说：“要是没有邓小平的英明决策，不知道中国还是个什么样子？只可惜你们的爷爷和奶奶再也看不到象今天这样繁荣富强的景象，享受不了如此美满幸福的生活！”父亲说这话时，似在万千感触。过了一会，父亲又满脸幸福地说：“咱们家现在跟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吃穿不用愁，而且想吃什么就能吃得到，穿的更不必说。近些年来，在你们大家的支持下，我还到陕西的华清池、兵马俑、法门寺，天水的麦积山、仙仁崖，宁夏的沙湖以及本省兴隆山、刘家峡等地旅游。”

父亲的回忆是多么深刻，使我们每个做子女的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没有好政策，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和贫穷的纠葛。事实胜于雄辩，仅仅二十年时间，仿佛一个世纪的变化，父辈们的经历，我们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不孝女梁玉荣拜录

甘为孺子牛

——母亲

母亲于民国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八日（1933年），出生在会宁县城一个小户人家，乳名禳生，可见也是个命运不济的家庭。禳者解也，去恶祈祥，解除困厄之意也。舅家姓貟，母亲的尊讳芳兰。由于生活所逼，在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举家徒居貟家山。年龄尚未满十七周岁，就和父亲结了婚（1949年正月）。古书上说：“男子十八而冠，女子十五即笄。”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不算早婚。自此之后，她的命运就和父亲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大姐未出生，父亲参加了工作，家中五口人的生活重担，也就落在了她的肩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就已经成了家庭主妇，现在看来，还不过是个中学生。可是在那个年代里，穷人的孩子谁能上得起学？

母亲出身于贫困人家，自幼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在家中既要侍奉公婆，又要照顾小姑及孩子。猪、鸡、牲畜，还得她喂养，地里的活也需她去干，不要说辛劳，就连坐下来吃口饭的功夫也没有，经常是边吃边干活。有时累了或大家把饭吃完了，只好饿着肚了。尤其是在生活困难时期，常常会昏晕过去。就这样起早贪黑，一直干了三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实现后，才算有了个出头之日。母亲共生一男六女，我们姊妹七人都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和喂养下，才一个个长大成人。

先前有农业社的时候，由于人多劳力少，父亲又不在家，只有母亲一人拼死拼活地挣工分。到分口粮的时候，多一半时间是拿了口袋去，又空着口袋回来。有一次，她去分粮的时候，别人却用嘲讽的口气问她：“你来干什么？”。说这话的人竟然是自家的亲房小辈。人心之冷酷，莫甚于此者！母亲只好含着眼泪回来。直到现在，她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直抹眼泪呢。

1960年由于人为造成的灾难，那是举国皆知的。当时我们家共有八口人，母亲恰又身怀六甲。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她还带着我的姑姑和两个姐姐，到处寻挖野菜、掐苜蓿，杂糠当膳。三姐出生后一小时左右，由于夏末窑洞较凉，母亲恐怕孩子着了凉，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去烧坑，不料一阵头晕，竟摔倒在院里。幸好被祖母发现，及时得到救护，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三天后，她又拖着病体，到山上去找野菜，一阵恶心，便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待母亲苏醒过来，发现辛辛苦苦挖的野菜撒了一地，她又一一拣起，撩在衣襟，挣扎着回了家。（这些都是父亲作回忆时告诉我的）待六零年过后，看看家里实在不行，父亲只好辞去他在储运厂的工作。

母亲过家非常俭朴。粒米之炊，必珍必惜，不让有一点点的浪费。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衣着饮食自然成问题，全凭母亲省吃俭用，尚得温饱。早在生产队背粮食的时候，母亲先把麦子捆好，然后脱去上衣，反穿在胸前，用光脊梁直接靠在麦杆上背负粮食。那滋味可想而知，但她却说：“肉皮磨破了还可以长好，衣服破了不会再有。”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话！但母亲说这话时脸上却还有着新发明什么似的那种喜悦。

母亲不但过家仔细，也很勤快，非常爱整洁。每天天未亮，她总是把家中里出外进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待大家起床之前，已将早饭做好，然后喂猪、喂鸡，给牲畜填草。等大家吃完早饭收拾了锅灶，就下地去干活，没有一会闲暇功夫。就是在农业社的时候也一样。不管有多苦多累，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给子女缝补衣服，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穿得非常干净整洁。就连一块补丁看起来也那么舒服，难怪别人都羡慕我们。我们当子女的，也以此为荣耀。我曾经常想：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精力，从来不知疲倦，就是机器也有失修不灵的时候啊！现在我才明白，别人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夜间能一觉睡到天亮，而我的母亲一旦闲下来，浑身酸痛、手足麻木，夜间睡不住的原因是年轻时太辛苦了啊。

母亲非常疼爱我们，特别在学习方面，尤为关心。她曾教育我们说：“我是一个睁眼的瞎子，不识一字。你们可要好好学习，不要象妈妈一样，一辈子只能做苦力活。”无论多忙，母亲从来不让我们的学习有所间断。有时到了中午，她在地里多干了一会活，怕我们上学迟到，就一路跑回家给我们做饭。我想，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甘为孺子牛而折齿的好妈妈！

有一部电影，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母亲可以照顾好四十个孩子，而四十个孩子却照顾不好一个妈妈。”想起母亲的一生，真叫人感到既痛心又内疚。常言说：“子多母馁”，这话一点不假。母亲给我们的实在太多，而她得到了什么呢？只有付出——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而且给了无限的爱心。虽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也不需要象以前那样，再为我们操心了，但她仍一如既往，一会儿也闲不住。七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悄然离我们而去。然而，我们当子女的，谁又能守在身旁照顾她呢？有一首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可我们竟连这一点都没做好......

每当想起母亲的时候，不由人感到敬佩。她那任劳任怨、甘为人梯的高贵品质，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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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序

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既没有上过学，又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所以从来就没有要写点什么的想法。然而，固执的小女定要我讲述一些已经过往了的事情，说是写成“回忆录”，给她（他）们留个纪念。怎么写？我又不知如何下笔。

为了不让孩子失望，在她软缠硬磨地纠葛下，干脆将我一生的经历，略加思索，就象填写个人简历一般，作一简单阐述，又对我的父母亲作一凡回忆，纯属万般无奈。不料她竟将我“涂鸦不成画”的片言只语录了去，结合史实，成万余言纪实性传记，烦其夫兄修改，感其不辞辛劳。

时间荏苒，岁月如梭。回顾已往的光荫，虽然好像是弹指一挥间的事，但毕竟给人留下了不少记忆。如今揽镜自顾，已是白发苍苍，八十的人了。现在象这样年纪的老人，比比皆是，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也很少。“人上七十古来稀”嘛，原本是自然之规律，谁也得承认这个事实。然而，现在不同，“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大概是增福增寿的原因。

我的一生，正好像一条大河，曾经历过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也经历过宽港平川、柔风细涟，最后披着西阳的余晖，带着一身疲惫，向那无垠的大海缓缓流去。可不是吗？我这一生，曾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烦恼；有生活的乐趣，也有对人生的苦衷。有幸福、有悲哀，也有憧憬和失落。总之，人生之酸甜苦辣，无不俱全。

也对，如今是人寿年丰，农村早已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我也进入了晚年时期。对此幸福安康的生活，谁还没有一丝半点的感慨？就让我回忆一下过去，也许还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最后仿古诗凑成两绝句，命之曰《老来感怀》，作为结束语。

其一

临崖古树怕风吹，满面银须未觉衰。

子女犹疑年老迈，儿孙扶我伴相随。

其二

人活七十古来稀，年奔八旬诚有奇。

为感娇痴莺宛语，忆将往事示儿知。

梁国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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