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袁小根

岁月如歌之

我的兄弟袁小根

文 袁世玲

十一姊妹七支花，四个帅哥也不差。

勤奋茹辛承传统，自强不息竞芳华；

勇挑重担男儿汉，休让须眉女子家。

砥砺前行经正道，携手并进世人夸。

我的小弟名叫袁世琪，在家排行第十，当时母亲也近四十的年纪了，以为他是最后的一个孩子，恰恰又刚好凑齐为一个整数，于是就给他取名为“世齐”，后来在身份证上写成了“世琪”。按古蔺当地的习惯叫法，最小的男孩叫“小根儿”，我们也入乡随俗叫他的小名“袁小根儿”。他两岁时跟随父母迁居到古蔺，从此就以古蔺为故乡之地，在此摸排滚打奋斗了一生。

一九六七年由于文革的原因，小学尚未毕业的他失学在家，上山下乡当知青年龄不够，继续升学又无门，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为了生存，才十一岁的他不得不承担起减轻家庭负担的重任，那时每到收粮的季节，他和最小的姐姐一道背起背篓，到离县城三十里地叫“小水”这个不通公路的乡镇去背粮，由于人小体单力薄，每次只背得了十五斤。从天麻麻亮就起身到天色黄昏来回六十里地的崎岖山路，肩磨红肿了，双脚打起了血泡，但他俩没有退缩，咬紧牙关背到县粮站换来一角五分的劳务费。到了十三岁母亲就送他去拜师学艺，当一个“天干三年都饿不死”的手艺人——泥巴匠。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师父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去帮人砌墙、修房盖瓦，这一干就是十来年，从一个徒弟干到能独当一面的师父，一路走来那艰辛劳累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从来不在父母面前诉苦，一切困苦都一一挺过来，后来能找点小钱了，他一分不留全额上交母亲以填补家用。

那时我们住在车站内的家属宿舍，那是一栋只有四间小屋的小平房，每间小屋只有二十来平方，四家人就居住在这里，我家人虽然多，也只能占一间，这间大通屋里我家摆了三张双人床，再放一张吃饭的方桌就再也没空间了，好在那时每家都很简陋，除了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在住房的外面用土巴墙修了两间十平方的厨房，供两家人堆煤做饭。

在这三张床中，父母一张，我们四个女孩占两张，这就没有小弟的一席之地，于是父亲只好把他安排到驾驶员宿舍和师傅住。当时由于路况的原因，每天天不亮车站就成了整个县城最喧闹的地方，汽车引擎的发动声，上下行李的吆喝声，喊票上车的呼叫声汇成了一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交响曲，要想睡个懒觉那是不可能的。

后来我们长大了，陆陆续续都参加了工作，有的下乡也离开了古蔺的家，家中就只剩了父母和弟妹等五人。但是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在外工作的子女回来探望父母，拖家带口的，这个家就根本住不下。没办法就只有在外打旅馆，花钱不说还有诸多的不便，父亲看在眼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城关镇镇政府反映，希望能申请自建住房。单位和镇政府也很清楚我家的情况，那时刚好政策也放宽了，同意父亲因子女多住房困难为由自建住房。但因父亲是国企职工不允许私建房屋，于是只好以小弟的个体户之名批准自建住房。有了批条后父亲和小弟东奔西走，托熟人找关系终于把朝蔺中方向的一个农民的菜地作为宅基地，当时用了一车氨水和一车煤炭才买下来这八十来个平方的宅基地。有了地以后就是资金的投入着手建房，小弟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父亲的三十几元工资也低微，拿什么钱来修房子呢？于是父亲只好出面动用他的关系向朋友借到五百元，这怎么够呢，这时父亲一声号召，子女们为了支持小弟修房子，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有一个宽敞一点的家，我们兄弟姐妹纷纷响应。二哥立马寄来二百元；大哥深陷困境，无能为力；大姐三代同堂爱莫能助；三哥在电机厂当工人，工资低，上有老下有小，哪有现金来帮助小弟？没有办法只好拿一双劳保鞋叫小弟变卖，能卖多少是多少，就这样本来值二十五元的只抵了十五元，好歹也是一份心意；我这个当姐姐的在工资只有四十多元的情况下也寄来五十元尽点微薄之力；两个当知青的姐姐更没钱，但把所存的谷子、包谷送来添补（因为请工人还是要包吃的）；两个待业在家的妹妹没钱就出力，下河背石头来打地基。

就这样一家人齐心协力终于用半年的时间，花了不到一千五百元就建起了一楼一底的八九十平米的新房，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从此一家人住进这宽敞的新房，心里除了高兴外，更有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是啊，这一切除了感谢党的好政策外更要感谢为这个家操劳一生的父母，和付出辛勤汗水的小弟，这一砖一瓦无不凝聚着全家人的爱心和希望。这有力地说明，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众心齐，泰山移。

小弟是一个勤劳、顾家又能吃苦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也渐渐富裕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小根儿也成长为袁幺爸儿，他的手艺也越来越精，收入也随之增多，在他的勤奋之下，家中的住房又重新翻修扩建到二百多平方，到后来扩大到七楼一底四个门面一千多平方的商品房，房子越来越宽，住不完就出租给外人，每年都有十多万的租金收入，如今小弟成了我们众姊妹中最先富起来的人。

小弟除了上述的许多有点以外，还继承和发扬了父辈们的大爱优良传统，他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前些年弟媳的父母去世得早，丢下弟媳的四个未成年的兄弟，有的还在读初中，有的还在上小学，在这非常时期小弟和弟媳义不容辞地将这几个舅子带进城，供他们继续读书，毕业后又找关系帮助他们入伍当兵，转业后的工作安排，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又张罗为他们找对象成家。为了这四个兄弟可以说小弟是竭尽全力，无私帮助，现在这几个舅子都成家立业，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里面除了兄弟们自身的努力之外，这个姐夫操心劳神功不可没。

小弟不但能吃苦，还敢想敢干，不断创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单位开始大量招人，而作为运输公司的子女可以优先照顾进厂，因此小弟被公司安排到泸州运输公司下属的兰田汽修厂当了一名大集体的合同工。参加工作不久，因要照顾年老的父母和一个有病的姐姐，小弟申请调回古蔺汽车站。当时古蔺县也有了自己汽车站，就与泸运司下属的古蔺汽车站并列而运营，货运由私人承包，各区乡上的客运由“县车队”管理运营，而父亲他们这个汽车站就只有跑叙永、泸州、宜宾等三趟客运，路线范围和经营范围都大大缩水，因此车站经营惨淡，为了让车站继续经营下去，公司不得不每月拨款七千元作为车站人员的工资和水电开销，小弟作为站上的一名员工，他毛遂自荐，大胆提出要改革、要创新、要搞多种经营才有出路，要不然只有垮掉。公司领导经过调查研究最后采纳了小弟的意见，于是小弟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首先打开车站外围墙，修成一间间的铺面出租，又开办小型的酒厂，成品的酒一车车运到省外销售，搞多种经营、搞创收。短短半年，车站就扭亏为盈，不但解决了员工们的工资和车站的正常开销，每年还向公司上交几万元。

他的努力和大胆创新得到了上级单位和大家的认可，公司提拔他当上了站长助理，即副站长之位。小弟自当上站长助理后，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起早贪黑把车站“多经”这块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但随着体制的改革（车站这个小单位按理来说人员编制并不超员，也不是经营不下去），但总有那么些人见不得你能力比他强，日子比他好过，于是得了红眼病，就以他生活能力强，下岗后不愁没饭吃，加之又是合同工为由，首先下了他的岗（其实一起招进来的四五个职工子女通通都是合同工，也都没有文凭）。更可笑的是，领导说那几个合同工因能力差，要给予照顾，你能干有办法求生存。这就是“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的典型写照。而那些所谓造反派子女，哪怕是劳改犯子女，只要歪恶就可以马到你，什么政策，什么能力通通无视。只要想下你的课，随便找个理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小弟下岗后虽然也意难平，但有什么办法呢，有权的说了算，幸好小弟从小就能吃苦，抱着“雄关漫漫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信念，他什么都大胆地去尝试。古蔺是个高寒山区，一到冬天家家都离不开烤火，小弟看到这一商机，于是不辞辛劳地从贵州拉来一种既能煮饭烧菜，又能烤火，而且还安全的“回风炉”开始独家经营，很快这种回风炉就受到当地人们的青睐，销路很不错，但这时跟着又有人几家争着卖，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头脑灵活又能吃苦的小弟又改做出租冷冻棺的生意，这在当时很符合当地的风俗——人死了必定要看期程才能下葬，特别是夏天更需要租冷冻棺，这个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但又被县殡仪馆以集体单位为名，不能搞个体的冷冻棺出租，采取垄断的手法断小弟的财路。没办法小弟只好开出租车，由于常年的奔波劳累，身体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出租车也难以胜任，幸好他年轻时挣了一栋房子，一楼又有四个门面出租，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如今他也到了领社保的年纪，退休后和弟媳跟随女儿来到昆明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

回想这人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要珍惜当今的日子，爱自己、爱家人，保持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包容大度之心，让晚年生活更加出彩。

2020年9月

文 / 图 袁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