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是个通过走征服之路发展起来的典型的父权制国家，男性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早期妇女地位低下，生活天地狭小，是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弱势群体，就如同般达所说“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就无所适从”。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自身的政治体制也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发展对强壮劳动力的依赖逐渐减少，男性的先天优势和女性的劣势都开始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强调，女性也有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她们的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了明显的提高。
婚姻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法国作家库朗热在《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体研究》一书中说到“结婚的目的在于将夫妻二人结合在同一宗教内，并以之产生第三者，以继其家庭的宗教”。婚姻的产生是神圣的，目的和意义也就在于生养子女，传承血脉，完成祭祀家族宗教的神圣使命。对于神圣的宗教来说，人的存在、思想和欲望都是次要的，在婚姻问题上就无需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
这就决定了妇女的生活领域被局限于结婚、成家、生孩子以及照理家庭这样有限的范围之内。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其最基本的社会地位问题，家庭地位的变化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出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基础。
古罗马的婚姻制度经历了由“有夫权婚姻”到“无夫权婚姻”的演变，妇女的婚姻决定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
“有夫权婚姻”是罗马早期的婚姻制度，因为父亲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往往以双方家族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以及能否给家族带来利益作为缔结婚姻的重要条件。
作为当事人的妇女，在婚姻缔结中被家长随意处置，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妇女在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时就在家长的安排下成家，甚至有的在婴儿时期就被父母安排好了结婚对象，给她们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创伤。到查士丁尼时期，结婚的年龄也只是规定为“男14岁、女12岁”。
古罗马早期，“夫权只有通过民事法庭承认的三种婚姻形式——麦饼联姻礼婚姻，买卖婚姻和习俗婚姻——才能获得。”
麦饼婚姻是古罗马一种最古老、最正规的一种结婚仪式，明显带有宗教的色彩，关乎家族的宗教的利益，是神圣的，不可随意解散的。
买卖婚姻是指丈夫付给妇女父亲极少的钱就可以将其娶回家，从而实现妇女由受父权控制到为夫权控制的过渡。结婚仪式趋向简单化，夫妻的结合也不再被神圣而严格的宗教所左右。
随着外国人在罗马定居的盛行，习俗婚姻出现，起初是为了使外国人和罗马人之间的通婚合法化出现的，只要男女双方“同居一年未有中断者应视为合法婚姻”。
“有夫权婚姻”时期，妇女一旦嫁入夫家，就与原来生养自己的父家脱离宗族上的关系，改奉夫家利先为自己的祖先，和父家没有关系，并且“罗马法规定，在夫权婚姻下，妻子的地位与其所生的子女一样，都处于夫权或家长权之下”。妇女被接纳入夫家之后，井不享有同丈夫同等的地位，妻子同子女一样，完全处于夫权的控制之下。
与妻子相比，丈夫在家庭中却拥有着至高的地位，掌握着家庭的种种大权。“对罗马妇女自由权利毫不留情的剥夺，根源于公元前世纪发布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该法第四编宣告了家庭次序，授予已婚男子以家长的权威。作为家长，男人对即使已成人的子女及其子孙拥有至高的、绝对的权力，拥有休妻的特权，也握有对孩子生命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罗马家庭的妇女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的指挥。关于亲属关系规定，罗马法中也有说明“同父异母的弟兄是亲属，而同母异父的兄弟却不算亲属”。亲属关系完全按男系计算，与女方家毫无关联。可以看出，当时的古罗马妇女像物品一样在父家和夫家之间实现所有权的让渡，作为独立个体的妇女却无自我支配的权力。
到共和末期，只需征得男女双方同意，不需要繁杂的结婚仪式的自由婚受到大家的欢迎。“无夫权婚姻”也就逐渐代替了“有夫权婚姻”，成为当时流行的婚姻制度。到查士丁尼时代，“有夫权婚姻”完全消失。与“有夫权婚姻”相比，“无夫权婚姻”对妇女的影响主要是人身所有权的归属关系。不再和在“有夫权婚姻”中，“一切都归夫家所有，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一样，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变。妇女嫁入夫家，仍然与父家保持宗教关系，不再改奉夫家祖先，不再受夫权或丈夫父亲的控制，而是仍然归家父控制，在家庭中的地位基本与丈夫平等，在婚姻缔结中的自主权利逐渐增大。
古罗马婚姻与宗教存在着一种神圣的紧密联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宗教的庇佑以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维护家族的尊严。罗马社会对妻子的操守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妇女白璧无瑕，保持对丈夫的贞操，而对丈夫的行为却采取放任的态度。
罗马城中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人用坚硬金属制成的“贞节带”，说明如下“古罗马时代的特殊制品，已婚男子远出征战时将之锁在妻子下身，以防止别的男子侵犯，庇护女性贞操”。这是因为古罗马男子常年在外征战，在出征之前采用这种愚昧而又野蛮的方式，防止妻子与他人通奸，保证妻子对丈夫的贞洁。妇女们如同女囚和奴隶一样被对待，承受着肉体与心灵上巨大的侮辱与痛苦。
但是古罗马对男子的行为要求却宽松得多，他们认为“要求青年男子在婚前自我节制，对于粗俗好色的罗马人来说，似乎违反常情，甚至有点荒唐了”。因此，“卖淫和青年男子嫖娼，在古罗马是一种古老的公认的习俗”。并且，他们还对男子的放荡行为给予肯定，认为“罗马的男人在结婚之前的嫖娼行为，也是可以容忍的并且还得到发扬，这当然也是为了社会稳定起见”。
在有夫权婚姻时期，如果妻子对丈夫有了任何的不贞，对她们的惩罚是十分严重的，轻则被体罚，重则被杀死。老加图对通奸态度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法律对男女通奸态度的不同“如果你发现你的妻子与人通奸，法律准许你杀死她，无须审判；如在同样情形之下，她来捉你的奸，她连手指头也不许碰你，法律禁止她。”
社会和法律对男子行为的放纵，导致婚外情现象十分严重。男子婚外生活的放纵，明显是对女性的不负责任，致使妇女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随着文明的进步，罗马社会对伤风败俗的行为逐步制定了一些限制措施，用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到了奥古斯都进行道德改革时期，通过了惩治通奸和表彰妇女贞操的《尤利乌斯法》，对通奸的处罚规定是“逐出家门和剥夺某些财产，对下层阶级的人可施以肉刑”，并且要求严格实施。这个规定，把原有对妇女通奸的严惩转变为对其保持贞洁的鼓励，将男子的放纵行为也纳入社会所不容许的通奸范围之内，这对广大妇女来说无疑是一种人身保护。
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整治风俗的运动，用国家的强力来保护婚姻，颁布了《优利亚反通奸法》和《优利亚婚姻法》。《优利亚反通奸法》“主要针对共和末年罗马上层社会的淫乱腐化，要以严刑峻法力纠时弊”，而《优利亚婚姻法》则试图“从正面提倡罗马一贯重视的家庭古风，要求公民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生儿育女并教育子女，对这方面表现好者予以奖励，否则将于严惩。”
两部法律努力改变罗马的旧风俗，对男子的行为进行限制，从而有利于保持家庭生活的稳定，为在婚姻生活中处于被动的妇女提供了一种帮助和庇护。尽管严厉的处罚措施让人无法接受，但是对当时男子的放纵生活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惩治通奸的法律越来越多，比如君士坦丁提乌斯七规定“通奸犯一律活活烧死或者装在麻袋里淹死”，“查士丁尼则强行将通奸的妇女送进女隐修院禁锢。”
对通奸罪的惩罚越来越严厉，虽然是对通奸双方进行处罚，但很大程度上是加大了对男子行为的限制和约束，从侧面来说就是对忠实于家庭婚姻生活的广大妇女的一种保障。这种保障就是妇女地位提高、权益得到保护的重要体现。
不牵涉男女当事人爱情的、由家长强行包办的婚姻很难不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古罗马早期男子的婚前生活放纵，且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广大妇女却需要烙守男子为她们制定的严格的道德规范，理想的婚姻生活很难出现乃至维持。
但是，古罗马社会早期淳朴的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和宗教的密切联系，特别是麦饼婚姻对婚姻的严格限制，离婚几乎不会发生，更不要说妇女提出离婚。当时的罗马人甚至认为，离婚是“一种荒谬，而且认为是下流的，为了维护婚姻的道德性，他们从法律上禁止明确约定不得离婚或约定在离婚情况下支付罚款。”
传统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加之神秘宗教力量的笼罩，古罗马早期的婚姻生活还算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生活放纵男子的行为，来换取稳定的婚姻，完全不会顾及广大女性的利益。法律虽然规定了可以离婚的情况，但是都是针对妇女的行为而设，决定权在丈夫手中。
《十二铜表法》中列举了丈夫休妻的几种情况“依据不端行为，即通奸，喝酒，以及未能更具体地分别列出来的有悖常情令人厌恶的行为，丈夫有权休妻”。就是说，离婚的权利只在丈夫一方，妻子无权提出离婚。如果需要离婚，丈夫只需要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就可以解除婚约。
古罗马第一例关于离婚的案例是因其妻子无生育能力，“知名人士斯普里乌斯·卡维里乌斯又名鲁加以妻子生理上无生育能力为由而休妻。此事发生后，不得不首次制定出依法处理婚姻问题的禁制令。”这个事件“在民众中成为丑闻并引起愤懑”。
这说明，尽管当时的罗马法律对男子的婚姻生活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道德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否则将会受到风俗的指责。同时代处于夫权和父权严格支配之下的妇女，却没有任何离婚的权利。
随着“无夫权婚姻”的逐步确立，结婚变得很容易，妇女在婚姻中所受的限制减少，在家庭中逐渐取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到了共和国晚期，“终止婚姻关系只要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行了”。离婚变得简单而且常见，离婚也不再仅仅是男子的特权，妇女也有了提出离婚的权利。针对当时还存在的买卖婚姻和麦饼婚确立的夫权，她们也有离婚的方式，她们可以“要求丈夫通过‘要式退卖’或‘解除祭祀婚’等行为放弃夫权”。
“要式退卖”指的是“将妇女退卖给她自己的虚拟买卖形式”，“解除祭祀婚”指的是“与祭祀婚相对立的一种宗教仪式”。这两种方式使妇女获得了在婚姻中的主动权。
随着罗马的强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离婚增多，甚至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到查士丁尼时期，开始对离婚进行严格限制和调整，规定“对有过错的配偶，即造成离婚原因的配偶受到处罚。”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传统习俗的力量，不再以性别为判断依据，婚姻的义务由当事人个人负责，而且互相对对方负责。对长期处于夫权禁锢下、婚姻不幸福的女性来说，拥有离婚权利是她们摆脱不幸婚姻的有效途径，也是社会对妇女人格尊重的体现。拥有了摆脱不幸婚姻的自主权，妇女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摆脱了家庭婚姻的限制，也有助于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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