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鄂州的烟火气最烟雾缭绕的时候

东汉末年就是吴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后出土有孙权之侄铭文弩机、侄孙“孙将军门楼”。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

公元229年（吴黄龙元年），四月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在南郊筑坛祭天。传有黄龙蟠于江心矶上积日方去，遂改元黄龙。由建业迁富户千家落籍武昌，居民增至10万。于西山建避暑宫、读书堂。颁屯田令，鼓励垦荒。武昌为全国四大铸镜中心之一，有“铜镜之乡”美誉。九月迁都建业，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为吴陪都。

晋代鄂州是王侯贵胄的必争之地

东晋四大门阀王、陶、庾、温轮流坐庄鄂州，鄂州的地位一时间举足轻重。

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陶侃任武昌太守，于城东辟“夷市”，开集贸；城西植“官柳”。西山东麓建陶侃读书堂，堂前有“陶公井”。后出土“侃”字印。

公元322年（东晋永昌元年），荆州刺史王敦镇守武昌，两年后杀郭璞于南冈，叛晋。温峤、庾亮讨伐王敦。东晋咸和元年，温峤守武昌。咸和三年，温峤、庾亮推陶侃为盟主，率武昌兵攻建康平苏峻、祖约叛军。

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陶侃卒于樊口。庾亮接任江荆豫益梁雍六州都督，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世称南楼为庾亮楼。

岳飞抗金驻军地成商贸中心

研究唐宋史的湖北省社科院文史所副所长曾成博士介绍，武汉地区的行政区划在古代变化较多，唐宋时期的武昌属鄂州，鄂州州府所在地大概在今武昌城区，当时叫江夏县。

曾成介绍，南宋时期，鄂州作为抗金重要基地，岳飞曾驻军于此，翻阅文献可知，岳飞在此驻军抗金达七年之久。如今武汉一些民间文博爱好者收藏的宋代城墙砖上，还能看到“水军”“前军”“踏白”“右雄武”等军队番号。因宋代军人是雇佣兵，军营中除了士兵，还有为数不少的军属，增加了城市人口数量。

曾成认为，从地理上看，鄂州沟通南北，联接东西，位置相当重要；从人口上看，当时鄂州居民超过十万户，加上屯驻有大量军队，催生了大量物资需求。这些共同促进了南宋鄂州的商业繁盛。

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写下他路经鄂州的见闻，“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描写了当时武昌的繁华。

“货到南市活”

关于当时武汉地区商业繁盛的记载，南宋词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也有详细描述，他专门描述了南宋鄂州最重要的商贸集聚地“南浦”。

曾成称，“南浦”位于鄂州城西南面的长江岸边，这里自南北朝时期起便是往来舟楫的停泊之所，自黄鹤楼下向南延伸至鹦鹉洲尾附近，绵延数里。为给商船提供服务，“南浦”一带逐渐兴起发达的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称为“南市”。

范成大提到，当时鄂州城南沿江地带店铺林立，酒楼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南市”汇集了来自四川、两广、荆襄、淮南、浙江等地的各色商品，号称不论什么货物，没有卖不出去的。且不论货物多少，都能在一日内售卖一空。近代汉口开埠后，有所谓“货到汉口活”的说法，从范成大的描述看，南宋鄂州“南市”的地位似与近代汉口相仿。

在唐代，李白、孟浩然、崔颢、王维等一众著名诗人，都曾来今鄂州“打过卡”。相比之下，今鄂州地区在北宋存在感似乎弱了些，这是为何？曾成认为，隋唐五代时期，今鄂州地区即是长江中游一处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而北宋定都开封后，南北交通、货运要道主要依赖大运河，令鄂州地区影响力有所减弱。行政地位明显下降，最直接的体现是行政中心搬迁到了现今武汉，之后的数百年间鄂州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