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机会与舞台，能力从来不分性别。
冬奥会上获得两金一银的谷爱凌，第九次在亚洲杯夺冠的中国女足，四位获得2022年斯隆研究奖的华人女性科学家，都昭示着新时代下女性力量的崛起。
不过，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很多女性仍然面临诸般困境，女性问题仍然值得普遍的关注与思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一位女作家，以悲悯的女性情怀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刻画了女性的现实生活、伤痛与命运。而她笔下的悲剧，时至今日仍在上演。
她是鲁迅十分赞赏的女作家，与张爱玲一并居于「民国四大才女」之列，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然而，在这些耀眼光环背后，从童年到成年，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她都历经坎坷。
她，就是萧红。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本名张廼莹，萧红为其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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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只有区区三十一载，却已将人间各种爱恨情仇通通尝遍。
而她的作品，更是将她感受到的一切酸甜苦辣，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人们。
01
坎坷的早年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一个人童年幸福与否，对其一生的影响巨大。
这一论断，在萧红身上有着鲜明体现。因为她一生的不幸，与童年的压抑，密不可分。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
起初，父母给她起名叫张秀环。但5岁时，祖父或许是觉得这名字与她姨妈的名讳相冲突，便给她改名为张廼（nǎi，同「乃」）莹。这个看上去便让人感觉「有文化」与「特立独行」的名字，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萧红一生的隐喻。
小时候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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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萧红的不幸之路正式开始。
这一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去世。父亲张廷举很快续弦，迎娶了萧红的继母梁亚兰。然而，继母并不喜欢萧红。萧红后来在回忆时，曾说她：
「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
而父亲同样重男轻女，对萧红非常冷漠，甚至：
「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这样压抑的家庭环境，对萧红的成长自然十分不利。不过，好在家中还有一位真正爱护她的人：祖父。
祖父带她读书，陪她玩耍，几乎是她灰暗童年当中的唯一慰藉。
不过，到了学生时代，长期受家庭环境影响的萧红，开始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将她被抑制的热情释放出来。
萧红曾就读的呼兰县龙王庙小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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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5岁的萧红，在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读书。那时，「五卅运动」于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呼兰县中学也一同发起游行示威、募捐等活动，支援工人、学生们的斗争。
萧红积极参与其中，不但剪了辫子上街游行、参演话剧，还主动与同学们一起，前往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中募捐。
可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观念依旧保守的人们看来，是「伤风败俗」的。因此，萧红很快便引起了当地人的关注和非议，也令父亲、继母对她愈发不满。
于是，他们在萧红高小毕业后，拒绝了她前往哈尔滨继续念中学的请求。
然而，性格倔强的萧红不愿就此放弃。她先是绝食相逼，后来直接扬言如果不让她去读书，她就去天主教堂当修女。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张廷举恼怒之余，不得不妥协。最终，萧红如愿前往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
但是，这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成功的几次抗争。
1929年，19岁的萧红被父亲许配给汪恩甲，两人订婚。
汪恩甲是萧红生命中除祖父和父亲外，第一个重要的男性。
事实上，萧红起初对于相貌堂堂的汪恩甲印象不错。但时间一长，她逐渐开始无法忍受汪恩甲身为大家子弟的庸俗无聊，萌生了退婚的念头。
电影《黄金时代》中的萧红（汤唯饰）和汪恩甲（袁文康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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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这时她结识了远房表亲陆哲舜。两人熟络之后，想一同去北平读书。父亲和继母当然不可能同意。萧红便想了一招，她先假意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从家里骗出一笔嫁妆钱后，偷偷出走，溜到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书，与陆哲舜在一个院落中分屋而居。
得知消息的张陆两家极为震怒，迅速切断了两人的经济来源。不久后，两人山穷水尽，无奈向家中妥协，回到了哈尔滨。
汪恩甲闻讯后，主动表示愿意不计前嫌，并许诺她，两人之后可以一起到北平读书。可萧红逃婚的事情，早已是当地的大新闻。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极力反对他和萧红继续来往，想代替弟弟解除婚约。
萧红对此极为气愤，一纸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然而，迫于家庭压力，汪恩甲终究当庭承认，要求解除婚约的是自己。
一时间，萧红不守妇道的言论流传更广。
早就暴跳如雷的张廷举将她扔回老宅，软禁了起来。可是，不愿妥协的萧红还是设法逃了出去。
此时，她已20岁，祖父业已去世两年。对于这个家，她没有什么留恋的。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然而，出门一时难。没有经济来源的萧红离家后，很快陷入到困顿中。
无奈之下，她不得不找到汪恩甲。两人恢复交往，一同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一段时间后，萧红怀孕了。不过，萧红并没有因怀孕而变得积极起来，反而由于不得不委身于汪恩甲而情绪低落，日渐消沉。
之后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又因无力支付房费，而欠下东兴顺旅馆食宿费400元。旅馆老板屡屡要求还债，汪恩甲在某一天告诉萧红他要出门筹钱，此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出现在萧红的生命中。
只剩萧红独自一人，当然更加无力偿还债务。
走投无路之际，萧红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发信求助。终于，1932年7月，萧红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男人，萧军出现了。
萧红和萧军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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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裴馨园之托到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二人一见如故，很快陷入热恋。
而萧红的文学生涯，也就此正式启航。
02
踏上文学之路
萧军曾回忆，当他第一次看到萧红的文字时：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在萧军帮衬下，萧红度过了分娩、休养与孩子不幸夭折的过程。之后，她正式决定，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
1933年4月，萧红以「俏吟」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弃儿》。这是她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学作品。
同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哈尔滨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在当时的东北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由于《跋涉》中大部分内容都在指斥日伪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歌颂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因而遭到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可能出现的迫害，两人不得不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这里，两人受到了左联作家舒群的热情接待。经由舒群介绍，萧军得以前往《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则开始撰写她创作前期最为著名的小说《生死场》。
在此期间，两人与居住上海的鲁迅取得联系。鲁迅指导与鼓励两人之余，还称赞他们是中国左翼文学的两个实力作家，并在他们前往上海后，介绍了诸如茅盾、聂绀弩、胡风等著名左翼作家给他们认识。
因此，对萧红来讲，鲁迅可谓是她文学上的重要引路人。
1935年12月，经过一年多的创作后，《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此后，她开始以萧红这个笔名闻名于世。
而这本书的初版，由鲁迅作序，胡风撰写后记，堪称左翼作家联袂推荐。
鲁迅称《生死场》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图为《生死场》1935年初版封面。
图片来源：网易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萧红文学之路的真正转折点，就此到来。
《生死场》书写的是东北大地，那片萧红生长的土地上一出出底层人民的苦难图。书中的描写很残酷，其中的一些人物甚至可以用「茹毛饮血」来形容，当代人可能会从写法上挑出很多粗糙之处，但作品中惊心动魂的力量却直逼人心，那种年轻的生命在冲撞、在呼喊一群人的状态，令人印象深刻。就像学者陈思和评价的：
「它有这种能力，把一切污秽的东西，转换为一种生命的力量。这样一种东西，很难说美，美不美就看生命充沛不充沛。而生命充沛总是美的，它带来一种原始的血气、一种粗犷、一种力量。这样的东西在美学上，我认为是最高的境界。」
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出版后，毫不意外地于文坛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
萧红借此，一举成名，正式进入到创作的黄金时代。
然而，与之一同到来的，是又一次生活与感情上的磨难。
1936年，由于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做派，加上越发粗暴的行事作风与泛滥的感情，屡次遭遇出轨的萧红痛苦不堪，离家出走，远渡日本治疗心伤。
1936年，萧红在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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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年后，在萧红返回大陆，选择与萧军和好后不久，抗日战争又全面爆发。他们不得不撤往武汉，萧红也开始撰写《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等一系列与抗日有关的文学作品。
但最终，战争还是将萧军与萧红这一对感情纠葛复杂的情人分开。
这年，萧军坚持要参加游击队，萧红则只想把精力全部放在写作上。两人对未来的分歧，成为了结束感情的导火索。萧红向萧军正式提出分手。这段长达六年的感情，终究画上了句号。
不过，萧红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男人，端木蕻良很快进入到她的生命中。1938年5月，端木蕻良与萧红举行了婚礼。婚礼上，萧红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萧红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0年，她与端木蕻良一同抵达香港。在港期间，她先是创作了中长篇小说《马伯乐》，而后开始完成她最为著名的长篇代表作，记录了过往哈尔滨生活的《呼兰河传》。
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合影。
图片来源：搜狐
03
「画出」来的《呼兰河传》
萧红曾说：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虽然如此说，但通过《呼兰河传》，读者还是可以深切体会到，萧红出生和生长的这片土地对她的影响，无法真正磨灭。
萧红为这座小城书写了一篇传记，以一个孩子的眼光，记录下这里20世纪初的样貌。
《呼兰河传》中的「呼兰河」指的并非《呼兰府志》记载的，那流动的呼兰河，而是一座名为呼兰河的小城。
小说共有七章。
第一、二章，勾勒的是小城与城市中人的总体面貌。萧红写到了城中的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若干小胡同，以及人们的精神，让人感受到了一座东北小城的寒冷和荒凉。
到第三章，开始缩小描写范围，写到了「我」，将视角从整个呼兰城中汇集到了「我家」，以丰沛的感情描绘了「我家」的后花园。这无疑来自于萧红自身的童年体验。因为那时，她唯一愉快的时光，就是与祖父一同到花园中玩耍。
第四章，视线则从后花园转移到家里的前院中，刻画了前院的整体格局，并通过空间的描写，逐一点出租住前院的几户人家：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
第五章承接第四章，对租住在西南角小偏房里，以赶车为职业的老胡家的介绍来记录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学者段从学在评论这一章时说：
「第三章的后花园是《呼兰河传》，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明丽的斑点，一抹几乎刺得人睁不开眼的强光带，这里的小团圆媳妇则是《呼兰河传》，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阴暗的漩涡，一个让人不忍心睁眼细看的巨大而无比深邃、无比幽暗的黑洞，一个连最强的光线也逃不出来的黑洞。」
第六章延续了这个黑洞，并继续向黑洞的内部挖掘。萧红将笔墨集中在滑稽中透着悲悯的灰色人物有二伯身上，刻画了他的可厌又可怜的双重特质。
而这章结尾处，经由有二伯因「绝后」而哭泣，萧红顺势写到全书最后一章，描绘出冯歪嘴子一家的命运。
冯歪嘴子的两个孩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出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了」，并留下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场景，冯歪嘴子小儿子咧嘴一笑中露出的「小白牙」，「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
正文就到「小白牙」这里戛然而止，至于文中涉及到的诸多人物的最终命运，萧红于尾声中给出的答案是「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呼兰河传》初版封面。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毫无疑问，这并非是一个规范的小说结尾，有太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加之萧红在行文中随处可见的不规范：不符合语法的用词、句子、标点符号，在许多正文后附带的括号内容，以及凌乱的分段方式。还有小说结构上的问题，中心人物不突出，主要线索不鲜明，矛盾冲突不强烈。几乎所有小说创作的核心要点，在《呼兰河传》当中都没有明显表现。
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令当时不少人觉得，《呼兰河传》是一本奇怪的小说，萧红完全是在「乱写」。
然而，作为文学大家的茅盾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的评价意味深长。
对此，段从学总结道：《呼兰河传》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他还进一步指出：
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写城市面貌和人的精神，一实一虚；第三章和第四章，描写家中的一后一前，形成了对称构图；第五章和第七章，以第六章形成的灰色地带为中介，形成了一种稳定感和均衡感，将之前直接而简单的对称进行了变化，使《呼兰河传》有了更丰富的色彩和更复杂的构图形式。
而结尾处的「小白牙」，洁白而温热的颜色，与城市的肃杀、家乡的寒冷、呼兰人如同动物般麻木地活着又死去、东北大地承受一切而又吞噬一切的幽暗，形成了极端的明暗对比。
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萧红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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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描写东北黑土地作品数量不少，以乡土为主题，在核心上类似鲁迅「吃人」主题的写实作品就更多。
但与那些谨遵小说创作原则的写实作品相比，萧红的《呼兰河传》明显不同。
在暴虐的自然与刚强的「小白牙」的对立中，以坐落在东北大地上的呼兰小城为背景的一幅《呼兰河传》，被萧红「画」出来了。
与此同时，那个大时代的文学常「描绘底层民众愚昧的生存状态，刻画他们挣扎在泥淖里的可怜可悲处境」，作家往往作为觉醒者，在作品中力图表现出一种积极希望民众进步的母题。但在这点上，《呼兰河传》也有所差别。
萧红在作品中给人的感觉是，她是一位「被这种麻木和愚昧的生存状态紧紧攫住，变成了和呼兰人民一起挣扎的普通人」。这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呼喊，而是一种扎根入泥土当中的共情。这种差异，就像萧红说自己与鲁迅的区别：
「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怜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怜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怜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
而这，正是《呼兰河传》一处极为可贵和特别的地方。
在完成《呼兰河传》后不久，31岁的萧红迎来了她最终的命运。她因病住进了医院。在治疗中，这个一生坎坷的女人，又由于遭到误诊喉瘤而错动喉管，致使不能饮食，身体每况愈下。
最终，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红十字会设立的医院，只留下了一具年轻的尸体。
临终前，她怀着无限的愤懑与遗憾，写下了「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墓。墓地后于1957年迁往广州。
图片来源：新浪
然而，肉体的消逝并没有让她逐渐籍籍无名。
建国后，特别是在80年代之后，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她的作品反而开始被更多人阅读和研究。许多人争相谈论她的不幸，她的不屈，她的敏感，她的才华。
正如她自己的解读：「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受到的重男轻女、被抛弃、被轻视等遭遇，都投射出一个时代女性面临的共同困境。
萧红的一生都在同父权、男性偏见斗争，其作品对于女性躯体、身份与话语的书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社会价值。
《生死场》中生产像生猪崽的女人，《呼兰河传》中惨死的小团圆媳妇，她们的悲剧，又何止发生在彼时彼地？
阅读萧红，你不仅会读到一个灵魂绝望又不屈的呐喊、控诉与反思，更会读到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都面临着的相同问题。
参考资料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陈思和. 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1).
段从学. 《呼兰河传》的“写法”与“主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07).
王彬彬. 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08).
张国祯. 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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