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萧红的天空

　　萧红跟我的外公一样，都是生于1911年，宣统三年。“宣统”这个年号其实在“双十”枪响的那一刻就该废止了。那是个不尴不尬的时代，不过，他们坠地的呱呱声与易代的枪炮声之间并无丝毫的关联。如果只是个普通平常的乡下人，那么萧红多半会像我的外公外婆那样，卑微地活在山野草间，逃过20世纪的兵荒马乱，熬过上山的饥荒与下乡的动荡，最后听着“春天的故事”，尽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然而，萧红却是一个不安于命运的女子，从小就向往呼兰城之外的天空。在她的想象中，那天空一定是宁静而幽远的，一定是湛蓝而明亮的，适合她青春的羽翼尽情地放纵。可现实的世界总林立着一堵堵坚硬的高墙，挡住了她一次次远眺的视线，天空渐渐压下来，变得低沉，变得昏暗。

　　萧红出生当天是端午节，在五月的粽香里，榴花照眼，却无法照亮她头顶那片天空。她是带着洪亮的哭声，来到这世上的。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端午节，既是屈原自沉汨罗的忌日，又是民间驱瘟除疫的时候。这自然被家人视为不祥。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

　“毒性”让萧红受尽父母的冷遇。不过是打碎一只杯子，竟会被父亲骂到浑身发抖的地步。继母就不必提了，连生母在世时，对她也是淡淡的。难怪在《呼兰河传》里，她反复写道：“我家是荒凉的。”

　　这荒凉的家里，唯一带给萧红温暖的就是祖父。尤其在大雪中的黄昏，她围着暖炉，挨着祖父，听老人家朗读诗篇，看那噏动着的微红的嘴唇，感到一股暖暖的春意，甚至听暖炉上水壶的盖子，都像伴奏乐器似的吱吱振动。祖父时时会把多纹的两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放在她头上，她耳畔便响起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长大就真的好了吗？终于二十岁的萧红，决定效仿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也来个离家出走。1879年娜拉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而萧红听到的却只有家里叮咣的闩门声，等来的是被父亲开除族籍的惩罚以及经济上的制裁。在哈尔滨漫长的冬天，雪地上留下的是她夏日穿的通孔鞋的鞋印。鲁迅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同时还冷静地指出，娜拉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遗憾的是当时萧红并没有听过这些，更不知道《包法利夫人》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是服毒自杀的，《复活》中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卧轨自杀的。

　　因遇人不淑导致未婚先孕，而后不幸成为“始乱终弃”故事里的悲情女主角。萧红的困窘又远不止这些，债务缠身不说，还被软禁在东兴旅馆，时刻有被老板卖到妓院偿债的危险。

　　当那天空布满阴云，还伴随着阵阵闷雷的时候，萧红终于盼来拯救自己的英雄。只不过那英雄没有驾着五色祥云，而是穿着褪色的学生装、带补丁的灰裤子以及露脚趾的破皮鞋。这个叫萧军的男子汉，为这个叫萧红的弱女子，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只可惜，这片爱的天空并不温馨。萧红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遍布创伤。她让他取一片黑面包，涂上一点白盐，当奶油，学电影上那样度蜜月。她要的是一个能与之比肩而坐，携手描绘生命色彩的人。而萧军却是一个坦荡豪爽，性格强悍，“爱便爱，不爱便分开”的血性汉子。生死相许的爱情，始终无法让渡成相依为命的温情。于是冲突和争吵就像一张大网，网住了他们的天空。萧红用组诗《苦杯》来盛放自己那无尽的哀情与满腹的烦闷。“已经不爱我了吧！尚日日与我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虽然连印度的圣雄甘地也不免对妻子动粗，但萧军却真的不该对萧红施以老拳飞脚。毕竟那时的萧红才二十几岁就已面色苍白，头发青白了。除头痛外，每月的肚痛像一场大病折磨着她。　

　　在爱情的天空里，萧红变成一个溢满泪水的容器。她开始凭借自己的笔去拓展另一方天地。傅雷在译著《约翰·克里斯多夫》献词里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萧红向着光明，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终于在重重阴霾中，被一道亮彩所笼罩。那道亮彩来自鲁迅。在看完萧红写的《生死场》的校样后，鲁迅用红笔逐一改正了错字，还到处向朋友推荐，称赞其才华。但这道亮彩，随着鲁迅的去世，便成为回忆。萧红听到噩耗，总是想哭，念起先生的抚慰与爱护，被反复的回忆熬煎地一个月里不断发烧，连嘴唇都烧破了。

　　乱世浮生，命运对萧红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我真不愿再细数她那么多心酸的故事。在与萧军的关系破裂之后，她又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转交给另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还赠之以相思豆和小竹竿，前者代表爱，后者则象征坚韧与永恒。可是面对已经怀有萧军骨肉的萧红，端木蕻良这个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少爷，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1938年，四海狼烟，萧红和端木蕻良从西安回武汉。在绿川英子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幕场景：逃难的人群如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萧红夹在其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的行李，步履迟缓。旁边，是轻装的端木蕻良，神态从容。萧红并不企求帮助，只是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隆起的肚子。

　　颠沛的生活就此拉开序幕。从武汉到重庆，再到香港，离故土越来越远了。她的梦魂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家乡的呼兰河，那是一条开阔、浩荡、舒缓的河。呼兰河的土地上有底层卑贱的人群，有劳苦者与死难者不朽的哀词。她复活了那里的风俗和礼仪，重温旧时祖父带给她的爱与欢笑，还让我们看到那里满天的星光、满屋的月光以及满河的灯光。可是这所有的书写，都无法抵御海边夜晚的荒寒，更无法消弭她满身的病痛。在生命的黑夜里，她的天空越来越低。在太平洋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临终的她只能感叹“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萧红曾经说过：“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在铅灰色的天空上，她到底还是张开了自己并不丰满的羽翼，向人间一现惊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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