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河
尊严是无价的，尊严是无价的，无论这世界如何看待我，我都是自己眼中的珍宝。
电影《无名之辈》讲述了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在这个荒诞喜剧中，许多生活在不同“频道”的个体，通过一把枪和一次手机抢劫案逐渐交汇在一起。
影片以“持枪抢劫案”为切入点，多线推进，通过设定一系列戏剧冲突，勾勒出底层人物的立体形象，同时反思网络暴力、“城市边缘人”现象，捍卫人性尊严。这部黑色幽默的荒诞喜剧告诉世人，人生如戏，笑着活下去。
影片曾获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影片奖，并提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8年度影片。
下面我就从影片的视听语言、叙事方式、隐喻表达以及现实思考等方面进行解读。
① 贯穿始终的方言运用
方言运用也有助于身份识别与文化认同。方言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了诸多历史记忆，它是塑造立体人物形象的“修容笔”，让电影所映射的地方文化获得更多推广与认同。
影片拍摄地点在贵州都匀，属于西南民族地区（云贵川湘），接地气的西南官话有助于提高西南地区观众的心理认同感，同时也可以增进其他地区对于西南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亮点。
影片开头，劫匪眼镜和大头持枪抢劫手机店，笨头笨脑的大头把摩托车开到了树上，两人不去选择抢银行，偏偏去抢手机店，还只拿了模型机。
劫匪抢劫过程中，使用了诸多带有俏皮性质的方言，如称笨蛋为“憨批”，调侃别人时会使用“锤子”。眼镜和大头两个“憨”劫匪形象，就在无形之中表露出来。
近年来，有很多运用方言并广受好评的作品，如疯狂的电影系列、《让子弹飞》、《火锅英雄》、《狗十三》、《人在囧途》等等。这其中常见的语言有山东话、东北话、闽南话、四川话、重庆话等，都是有鲜明特色，并且受众广的地方语言。
运用方言可以让电影在不同情境下呈现较强的戏剧张力，对于提高观众兴趣，丰富观影体验有很好的帮助。《黄金大劫案》中使用硬气的东北话吼人，起到了幽默搞笑的效果，。
② 5首歌曲，呼应观众的情感共鸣
歌曲的运用对于情节推进、强化戏剧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共有5首歌曲，分别是《无名之辈》《等一等》《胡广生》《光》《瞎子》，整个故事由以喜剧开局，悲剧收场。从头到尾的感情基调以歌曲为节点，层层深入。
开头节奏欢快，主要人物依次出场，给观众以幽默诙谐之感。结尾，一曲贵州方言版《瞎子》令无数观众泪目。（这首歌是歌手尧十三于2011年所作的一首贵州织金县民谣，改编自北宋词人柳永《雨霖铃》）
《瞎子》在结尾响起，观众内心的悲切、同情油然而生，同各个角色的情感共鸣被拉到峰值。影片人物都曾奋力挣扎，想要在底层泥潭一跃跳出，摆脱苦难。这一喜一悲的情节设定与前喜后悲的音乐彼此呼应，给人以深层次的情感冲击。
③ 镜头语言与冷暖色调对比下的色彩美学
回忆车祸片段：深夜，哥哥马先勇酒驾撞车，踉踉跄跄地爬出车外，迷茫地看着四周，脸上带着血迹。随后空镜头渲染黑夜悲凉的气氛，一股阴凉之气扑面而来，给人以萧瑟无助之感。接着镜头给到特写，马嘉祺困在翻倒的车里，眼神呆滞，满脸血迹。
影片通过表现两种不同的场景空间暗示人物命运，哥哥马先勇爬出车外走着，暗示他个体健康存活；反观困在车里的妹妹马嘉祺，其实是永远困在了绝望、狭小的空间里，无法逃离悲剧。
马嘉祺在死亡边缘的绝望，真实地反映出冰冷悲切的人物心理。空间渲染与人物神态融合，给观众以恐惧感、无助感，也唤醒了同情心。
然而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也是一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可怜人。她除了脑袋，身体都无法动弹。
导演不仅将这种悲惨的遭遇浓缩到马嘉祺这个人物的眼神之中，通过神情与对白勾勒出她的绝望，还通过回忆车祸的片段进一步深化观众对这种绝望的体验。
回忆结束后的现实片段：影片运用冷暖色调对比，在两兄弟（大头和眼镜）意外逃到马嘉祺家里时，三个人逐渐磨合，眼镜也渐渐对马嘉祺产生感情。一心求死的马嘉祺希望两兄弟临走前帮她在天台拍照，完成心愿。
天台上，阳光明媚，蓝天白云，马嘉祺神情喜悦，两兄弟也面带微笑。眼镜帮助马嘉祺矫正姿势，拍了许多关于笑容的照片。
作家林清玄曾说：“只要我们心里有光，就会感应到世界的光彩；只要我们心里有光，就能与有缘有情的人相互照亮；只要我们心里有光，即便在最阴影的日子，也会坚持温暖有生命力的品质。”
阳光即为暖色调，隐喻着温暖的希望，而马嘉祺来到天台，也意味着她积极向上的人物心理开始觉醒。
不同于传统好莱坞电影单一指向性的电影叙事模式，《无名之辈》采用多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多线出发，高潮汇聚”的方式提升戏剧冲突，张力十足。
“多线推进”的电影，比较典型的有“宁氏喜剧风格”电影，即宁浩“疯狂的xxx”电影系列（当年《疯狂的石头》轰动一时，叫好又叫座，黄渤也由此走红）。
在多线式叙事结构的电影里，观众处于”全知视角”，对剧情走向有一定的心理预期，而影片角色处于“偏知视角“”，不了解事件的整体发展脉络。这为戏剧性因果联系的人物关系设定提供了温床，有助于达到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导演饶晓志先生对于影片的场景调度、人物设定以及叙事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让观众在情节推进中引发多维度的情感共鸣。
① 民间市井人物群像凸显黑色幽默
影片后半部分，刘五大带领吊丧队伍来到广场，给欠债老板高明开追悼会，以此羞辱他。儿子高翔单刀赴会，要为父亲出气。
正当一群小混混围殴高翔时，身后一大群中学生（高翔的同学们）冲进来，并与社会青年展开搏斗。
导演采用俯拍镜头展示双方对立局面，即社会青年与热血高中生群体的对峙，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金钱本位与友情至上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当然影片此处并非是鼓励学生斗殴、校园暴力，其用意在于推进情节，因此并未对打斗场面有过多渲染。
除了社会青年、中学生两大群体，吊丧队伍也很有趣。整部影片多次出现吊丧人群，在刘五的带领下给高明追悼，他们吹着喇叭、唢呐，拉着二胡，演奏着时而悲痛时而戏谑的歌，。
吊丧队伍的造型服装设计是荒诞而滑稽的，你甚至可以看到队伍里一排穿白色正装的群众演员，也正是通过吊丧队伍与活蹦乱跳的高明之间形成鲜明对比，才凸显出极具黑色幽默的戏剧冲突。
② 立体的人物形象
影片出场角色众多，各职业、阶层都有所涉及。欠钱不还的房地产老板高明、桀骜不驯的高中生高翔、黑社会老大刘五、警察队长、梦巴黎会所的霞妹儿（化名真真）、保安马先勇、残疾人马嘉祺、劫匪眼镜和大头。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导演更注重表现人的整体特征与复杂心理，力求打造出一个个立体饱满的、活生生的人（圆形人物）。
故事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黑社会刘五因为高明欠钱不还，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开追悼会；眼镜和大头心眼儿里不是坏人，作为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始终希望有所作为，萌发了抢劫念头；真真更像是对现实妥协的农村姑娘，她的心里有大头，但是为了在大城市生存，无学无才的她选择了沉沦。
马先勇想当协警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让女儿安稳上学，也为了实现梦想，维护尊严，而酒驾毁了妹妹是他一生的恨；马嘉祺表面上怨恨哥哥，但毕竟是亲人，她最后选择了原谅。
③ 渴望尊严的小人物们
故事里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的甚至不如普通人。导演力图展现每个人的小故事，意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自己的不易，但是他们把尊严视作生命，并努力维护着。
两兄弟（大头和眼镜）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总想着干票大的，一劳永逸，在全村人面前抬起头。他们持枪抢劫，但是不敢选择银行，只去抢了一家手机店，二人根本不知道柜台摆的都是模型机，提上袋子就走了。
两兄弟来到马嘉祺家里，眼镜不停地吹牛，畅谈自己的宏伟蓝图，要当大哥，吃香的喝辣的。眼镜觉得一切都会成真，他还一本正经地列举计划，先抢手机店，拿钱更新装备，再抢银行，甚至最后杀人。当然，这只是他的臆想。
大头则想着有钱之后回村里，他要娶真真，给她买10000块钱的棒棒糖。冒险对于大头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他想要过安稳的小日子，做一个平凡人。
马嘉祺对两兄弟说：“你有多想做大哥，我就有多想死，你有多想结婚，我就有多想死。”
眼镜和大头对应着现实生活中的两类人，一类是爱做梦的人，一类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都停留在“想”的层面。眼镜有雄心壮志，敢于冒险，总是计划着干大事，但是低估了自己实力，走第一步就栽了跟头；大头安于现状，幻想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哲学家卡莱尔曾说：“只须希望而没有行动的人,只能靠做梦来收获所得。”
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做梦的时候都会变成眼镜，幻想自己能够呼风唤雨，富甲一方，往往醒来后面对现状，接受了自己是大头的现实，继续安安稳稳地过小日子。
马先勇代表了那些不被社会接纳认可，但仍坚持融入社会的人，他因为酒驾害死了妻子，让妹妹终身残疾，内心是万分悔恨的。他想当协警的执念，不仅是工作的体面，更是对梦想的抚慰。警队的人不接纳马先勇，但他始终想要融入进这个群体，他所在乎的不是薪水提高，而是关乎尊严的证明。
马嘉祺所代表的并非是残疾人，而是那些身陷绝境、身处绝望之时的人们，他们面对的是万丈深渊，看不见光明。当两兄弟和马嘉祺同处一室，马嘉祺被大头强制换尿不湿时，她的内心是极其抗拒的，对于她来说，这是对尊严、人格的侵犯，但是她也明白，大头在帮助她。
故事最后，眼镜没有开煤气，马嘉祺也没有死。她微笑着，表明自己也选择活下去，勇敢地面对人生困境，争取最后的尊严。
负债老板高明代表了上层社会的部分群体。高明知道自己无力还款，还是在追悼会开始前赶到现场，拼命阻止追悼会。归根结底，这是事关尊严、荣辱的问题，他回去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就算他不去，也不影响自己活着。
黑色幽默在于构建一种“既阴森又滑稽的基调”，其深层结构蕴含着一种悖论性的荒诞内核，让人陷入理性的困境而倍感滑稽。
影片正是借助荒诞滑稽的表现形式，让角色在尴尬情节中理智生活，凸显作品深层次内核，引发观众对这些小人物的情感共鸣，对个人尊严的思考以及对底层文化的哲思。
在西南地区，有一种侗族独有的桥，多为长廊式走道，装饰精美，行人过往可以避雨，名曰“风雨桥”。风雨桥是中国特色建筑物，曾被称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无名之辈》中，桥具有深刻隐喻。马嘉祺面对绝望，两兄弟走投无路，桥就是他们遮风避雨的路。风雨桥也是为人们遮风避雨的地方。人物对白常出现“桥”的关键词，影片高潮也在桥上进行，并专门有一组远景镜头，拍摄灯火点缀的风雨桥，
中国元素的建筑物与民族电影相呼应，也体现出建筑美学与电影学的巧妙融合。
在西南地区，风雨桥比较常见，这个具有民族标识的建筑物放在电影中，有助于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感。
影片关于真假手机和真假枪有着典型的二元对立关系设定。两兄弟本以为抢的是手机，能够赚大钱，结果是模型机。马先勇查获一把真枪，但被水枪掉包。在救护车里，马先勇和眼镜对峙，马先勇手里是把假水枪，而眼镜手里是真的。
丁尼生说：“暴力是盲目的野兽。”
枪是暴力化符号语言，暗示着死亡、冲突。马先勇与眼镜都是边缘人，但是背后所持价值观不同。马先勇心中有爱、善良，而眼镜注定在抢劫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枪声一响，一生一死，两种人生走向，暗示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
片尾烟花绽放，大头被逮捕，而真真在欣赏美景。二人的爱情也注定是分割开来的。结尾有火药、枪声和烟花，暗示着死亡与美丽，离别与爱情。
一个黑色幽默的荒诞喜剧，揭示出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我们社会不乏有眼镜（胡广生）这样的人群，与其关注这个坏人有多坏，不如想想他为什么会变坏？
审视整部影片，不难发现导演着重刻画了眼镜这一形象。导演没有摆出一个十恶不赦的匪徒形象，而是一个有雄心壮志，但实力不足的男人。
这不禁令我深思，为什么眼镜要走上一条抢劫之路？如何阻止现实社会中类似群体走上犯罪之路？
影片里的眼镜，出身农村，没有文化，思想偏执且不被城市接纳。当他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他找不到归属感。他出身低微、家境贫寒，但不愿屈服于残酷现实的压迫，总想着实现更好的人生目标而做点事情。最终为了改变自身困境，他选择了抢劫。
眼镜上了热搜，受到全网的嘲笑，他感到尊严的丧失，这比死更加难受（映射网络暴力）。
眼镜在经济上是贫困的，社会身份上是卑微的，甚至在精神层面也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三重折磨激发了他想要征服这座城市的欲望，他要变霸道，当大哥，让所有人仰视他。
眼镜的心路历程是值得大众思考的，周围人都轻视他，令他感到强烈自卑，为了挽回受伤的自尊心，令他选择了暴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种逻辑下，眼镜选择了一条暴力之路是社会的悲哀。
眼镜不想融入社会，而马先勇则是努力融合社会的边缘人，尽管不受认可，他还是努力工作，想当上协警。马先勇的生存环境极其尴尬，但是心地善良、朴实厚道，在性格上更和善。
贾樟柯曾指出:“今天中国人生活的社会没有过去、未来，只有现实，非常让人担心。过去，是说我们对历史没有学会去保存，国家和个人，没有了解过去对现实的影响。人会变成一个没有来处的人，也就没有去处。本来应当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文化焦虑，是被消费时代和它的焦虑置换了。”
边缘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出现，《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也是一个城市边缘人。他所在的民国时期，政治腐败，通商口岸被外国人把持，商业崛起，由此推动近代中国的早期城市化。商业的过度繁荣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社会矛盾涌现。
祥子来自农村，当人力车夫靠体力赚钱，地位低下，奋斗一辈子却被一个个厄运打败，最后选择接受现实，骗钱吃喝嫖赌，沦为“垃圾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流动至大城市，城市边缘人成为社会现实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因此，尊重、关怀城市边缘人这一群体，是解决城市化出现问题的重要途径。每个人的尊严都是无价的，对于那些边缘人来说，比起物质，他们更珍惜别人的爱。除了爱别人，也要自尊自爱，不畏难。
人生如戏，笑着活下去，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人生选择。我们都是自己内心的珍宝，怀一颗善良之心，去爱别人，我们也可以得到温暖的爱。
极具特色的方言，精巧的色彩美学，荒诞幽默的后现代叙事，追求尊严的人物形象以及深刻的社会隐喻，《无名之辈》带给我们一场“哈姆雷特式”的荒诞喜剧，黑色幽默之中兼具人文关怀和社会寓意，引发我们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这部豆瓣8.1分的影片告诉我们：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纵然世间千难万险，我也不改初心，笑着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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