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
河南南阳 乐悠悠
那年，我初中刚毕业，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向阳花”。我不是在奉承自己，是一首唱红大江南北的歌词这样说：“社员都是向阳花”。
从此，我们生产队多了一位社员，我家多了一位棒劳力；也从此我开始拿“十分账”，一年能挣三千多分；再从此我家结束了长期“缺粮户”的历史。
在长达十余年的农耕生活中，我与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连成了一家。在这棵“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的“长青藤”上，我“爱公社，听党话”“不管风吹和雨打，齐心合力种庄稼”。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春不避风尘，夏不避暑热，秋不避阴雨，冬不避寒冻；四时之间，总怕缺一个工，目的只有一个，多“挣工分”。
我，那时的我，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集体。一心想着“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总希望“集体经济大发展，社员心里乐开花”，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说心里话，我也是个争刚要强的人，不管干啥从不甘示弱。我深知，挣工分的艰难与辛苦。多少辛酸事，今日忆起，就像昨天发生一样。
为了多挣几分，我晚上加班去看场、去护青、去看渠、去值更；白河拉沙、蒲山拉石头、槐树湾拉电线杆，这本属于牛马干的繁重活，我都干过，因为干一天能多挣二分；挖河、铺路、修渠、拾嶛壃，这些活工分也不低；打场、跺垛、拽楼、拉耙、抗旱、排涝、交公粮，再苦再累的活我从不推辞；割的草、拾的粪、攒的灰、积的肥、厕所的茅子（方言，指人粪尿），还有老墙土，我都毫不保留的交给了生产队；有个头疼发热、小毛病，也从舍不得请假歇个工，怕的是少挣工分。
为了挣工分，不管是盛夏酷暑，天不亮，我就早早起床，背上箩头去拾粪，等到队长敲钟，大声喊“上工啦！”，我至少已拾二三十斤粪；伏里天，为了多割一些草，我从不午休，大多数时候是钻进高粱地、玉米地、坟园里去割青草，胳膊上、脊背上划破一道道血痕，汗水浸入，痛疼难受，但一个晌午头能割几十斤草，多挣三四分，心里十分高兴。
我记得，拾粪和青草都是十斤一分；小灰（草木灰）一斤一分；茅子一挑（两桶）十分；农家肥一方十分。哪怕能多挣半分，对我心灵也是极大的安慰。这些额外的工分，一年下来，也多挣不少。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是当时对农民们劳动报酬和生活命运，最真实的写照，最形象的描述。因为社员们分配的各种粮食、柴草、工资，都要靠工分来兑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一家几口人的吃喝穿戴、人来客去、红白喜事、头疼发热、油盐酱醋等等，这些一应开支，全靠工分来保障。社员们风里来雨里去、摸爬滚打，每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为的就是多挣几个工分。
那时凭工分吃饭，社员们都一心一意在生产队挣工分，除特殊情况，才向队长请假。生产队也不怕你不出工，你熬不了日头，就挣不来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来粮食、柴火和现金，那你就无法生活。所以，生产队里一有活，大家都争着干、抢着干。社员们都把工分看成“命根子”，每一分里，都凝聚着农人们的辛勤劳动和辛酸汗水。有很多社员为了挣工分造成手或脚伤残，甚至终身残废，有的把命都搭上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我身边，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哩，不再一一列举。
其实，我早在七八岁时，就已经“我是公社小社员，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了，开始挣工分了。
工分，起源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是计算社员劳动消耗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通常以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我是工分制度的见证者，对那时人们“挣工分”的情况比较了解。
当时，每户都有本“记工册”，每天晚饭后，都到固定的牛屋去，找记工员核记当天工分。十天为一旬，每旬由记工员在牛屋的墙上再张榜公布一次，公示于众，宜于核对，便于及时纠正。
工分，分为固定分、定额分、加班分、肥料分等。固定分也叫底分，俗称基本分，像基本工资一样，干一天活能够获得的工分。由生产队根据男女、年龄、老幼和身体状况确定，一般一年定一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称男劳力，干一天活定为十分，一天三上工，早上两分，上午、下午各四分；成年女子为女劳力，干一天活七分，早上一分，上午、下午各三分；体弱的妇女、学生、老人，干一天活挣五分。上地干活叫上工，或叫出工；收工也叫放工；中间休息叫歇歇儿。
有的农活是定额计分，以此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这一制度，只针对某些特定的生产项目。如挖土方、割麦、摔麦茬、摘棉花、掰苞谷等，是按方、按垄、按斤记分。当然，力气大、手头快、技艺高的人，挣的工分自然就多些。
肥料分包括：拾的粪、猪圈粪、羊圈粪、厕所粪、沤坑粪、锅道灰等。队里会不定期，派人到各家各户收集，或亲自送到生产队指定地点过称。这些有机肥，会按队里规定，以质论价，折算成工分。有时晚上也干活，如抢场、看场、送通知、拉末子等，一般多给两分，这叫加班分。割青草喂牛，沤圊肥，也按斤计分。挣工分的门道多着呢。
大队干部、民办教师、代销员、赤脚医生、兽医员、拖拉机手等，属哪队归哪队，按所在队平均工分偏高记工，有的按每月二十七天记工，不管天阴下雨都有工，这叫“补助工分”。这部分人都是有“头面”的人。
那么工分究竟有多大价值呢？当时分配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分实物，主要是分粮食、分柴草等；另一种是现金分配。一般在“年中”和“年终”各进行一次。年中分配在夏季，叫预算；年终分配在秋后，叫结算。年终结算，扣去各项支出，分红到手，寥寥无几。往往还有些户，劳动力少，挣工分少，成了透支户，俗称“缺粮户”。我想“秋后算账”，若用在这里，最恰当了。
再说一说，按工分分配的原则。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国家的具体政策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也就是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生产队就是集体，必须有预留的粮食，包括种子、饲料粮、储备粮和机动粮等。剩下还要扣除军人、烈属、干部、教师、工人、五保户等家庭的“照顾粮”。最后，按“人七劳三”或“人六劳四”的比例分给社员，即一百斤粮食七十斤按人头，三十斤按工分；或六十斤按人头，四十斤按工分分配。个人分配争议很大，余粮户要求工分占比例大，缺粮户期盼人头占比例大，这由生产队决定。
分给社员的口粮都是原粮，也要按当时的粮价标准收费，如小麦每斤0.11元、玉米每斤0.09元、红薯干每斤0.08元等等，计算出总口粮的总金额。然后，算出日值，用你家总日值，减去你家口粮用款，余下的就是你家应得的工资；正数为“余款户”，负数为“缺款户”。
在当时，究竟一户家庭有多大收入呢？时间之久，比较模糊。所幸的是，几天前我整理书柜时，偶然发现，在一个久存的档案袋里，珍藏着几页由我亲笔记录、早已泛黄的“生产队分配我家有关情况”的记录。再现了我们生产队，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一年，人均口粮、工分日值；我家所做工分、分粮、分钱等情况。仅以一九七二年我家决算为例，叙述如下。
时年，我家四口人，祖母、母亲、二姐和我。我是10分账，母亲、二姐每天7分。全年全家共做工分8151分，其中，我做3831分（包括加班分），母亲做1627分，二姐做1992分，积肥701分。全队人均口粮435斤，我家人均470斤，全家全年共分粮1880斤。其中，夏季人均分粮（小麦）80斤，我家人均分90.75斤，共分小麦363斤（其中人头分粮192斤，工分分粮171斤）。由此推算，我们队是按“人六劳四”的方案分配。
据记录，一九七二年，干一天活，日值（10分）能分粮1斤，日值钱0.48元。全家工分值钱391.2元，扣除口粮（包括粮棉油）用钱245.93元，全年我家共分钱145.27元。其中，夏季全队共发钱700元，日值0.22元，我家夏季分钱28.84元。
当年，我们生产队上交夏粮4万斤，所谓夏粮，指的就是小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200口人的生产队，仅夏季的小麦，每人就给国家贡献200斤。善良、无私的农民，太可爱了。
综上分析：我家四口人，每月人均原粮39.1斤，其中小麦每月人均6.7斤，每天只有0.2斤。辛辛苦苦干一年活，一个4口之家，每月仅收入12.1元，不说其它开支，就油盐酱醋够吗？一个200口人的生产队，夏季预算时仅发了700元，可怜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生产队，在全大队属中等偏上，还有更穷的。
看着看着，我两眼湿润了……那饱含沧桑的热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染湿了那泛黄的岁月。那蒙尘了整整五十年的记录，连我这个曾经的当事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的亲人们，那样的年景你们是咋过来的？如果没有这珍贵的原始记录，我给你说，你信吗？
那年月，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最基础的生活来源，都来自于工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作，没有太多奢望和企求，只求多挣工分养家糊口；他们爱党、爱国、爱集体，每年将晒干扬净的公粮、余粮源源不断地上交于国家；他们自己忍饥受饿，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艰辛平淡的居家生活，更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工分，它曾在中国广大农村盛行30多年。曾为我国社会进步与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其功绩有目共睹，全国数百万座星罗棋布的水库塘坝水利工程；“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都是亿万民工，靠“工分制”结出的累累硕果。
工分啊！你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别人无法理解。那一幕幕当时的情景，是如此的清晰，这些鲜活的记忆，正渐渐地埋没在历史的行程中；许多人、许多事就在这样的岁月风雨中消失了。
在“挣工分”的年代里，我作为生产队的“向阳花”，与父老乡亲为伴，跟炎日严寒雨雪相随，读懂了农民的朴实、勤劳、无私与纯真。每每这个时候，我又感慨万千，感恩党的无比伟大，让广大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挣工分，这一时代的产物，一去不复返了！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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