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面对CRISPR这项具有巨大潜在经济利益的DNA编辑技术，谁拥有了它的知识产权，谁就有可能最大化市场收益。
近日，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在其总部为数十年来最大的科技专利纠纷案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身处该纠纷漩涡的发明是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它对胜出的一方来说，可能意味着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利益。
媒体对CRISPR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它有可能带来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法、新型的转基因作物、控制蚊虫的新手段，等等。如果说CRISPR可以改变世界，似乎也并不夸张。（传送门：罗永伦：为何高中生都能操作的基因编辑，会是诺贝尔级的神器？）
任何想要使用CRISPR技术的公司都需要获得该专利纠纷案胜出方的授权。
卷入这场纠纷的双方都是大学院校，一边是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另一边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两个对立的科学家团队找来律师打起了官司，他们都声称自己先发明了CRISPR技术。（传送门：35岁的基因剪刀手：生命也许是可编程的）
来自伯克利的团队最先发表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专利申请，但之后博德研究所的团队却凭借一些复杂的程序规则后发制胜，被专利局授予专利。
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专利纠纷并不会发展到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地步，双方在筹齐律师费之前就可能达成和解。但这次的专利之争却持续发酵、愈演愈烈。
跟大学院校的很多科研工作一样，博德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RISPR研究是由政府财政拨款资助的，但现在双方却在为他们可以向私营公司授权，从而赚到数目可观的金钱而争执不休。
生物技术专利并不总是理所当然的大交易（即赚钱的交易），大学院校也并不总能凭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获利，而从自然现象中得到的发现也并非一开始就被允许去申请为专利。
但在上世纪70年代，事情有了转变。来自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科学家发明了重组DNA技术，这为各种形式的基因改造打开了大门。
当时，那些大学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将之授权给一家新兴的初创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之后该公司发展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第一家大获成功的公司。
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也获得了不错的回报，他们通过授权重组DNA的专利总计赚到了2.55亿美元。
专利变现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重组DNA不只是一种实验室技术；它还有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商业机会。这个专利变现的故事是从青蛙开始的。
1974年，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宣布，他们成功把来自青蛙的基因片段拼接到了大肠杆菌当中。
青蛙的基因可能只有科学家会感兴趣，但正如《纽约时报》在随后报道中推测的，如果科学家可以把人类基因拼接到细菌当中，那么他们将可以把大肠杆菌改造成生产人类蛋白质（比如胰岛素）的微生物工厂。在当时，糖尿病人不得不使用来自猪或牛的胰岛素。
重组DNA为科学家修补DNA打开了大门。如今，CRISPR是重组DNA的技术继承者，它能让科学家以更大的精确度编辑基因。
重组DNA在科学世界为CRISPR打下了基础，而重组DNA的专利故事也为CRISPR高赌注的专利纠纷埋下了伏笔。
过去，科学家并不惯于考虑为自己的研究申请专利。大学院校的化学和物理学教授或许偶尔会为自己发明的化学合成方法或工艺申请专利，但生物学的基础研究跟专利毫不沾边。
毕竟，科恩和博耶并不是在寻找治愈糖尿病的良方，他们只是在研究细菌如何把外源DNA片段融入自己的基因组。
只不过，随着科学家搞清楚怎样改造活体生物的DNA，他们也学会了如何操控细菌中的新生产过程，以制造胰岛素和其他药物。
至此，基础生物学的技术在现实世界中拥有了显而易见的用途。
CRISPR是这些变化的合理延伸。当微生物学家在研究细菌进化树一个不起眼的部分时，他们发现了CRISPR。
等到科学家发现CRISPR能够非常精确地定位DNA的特定片段时，他们意识到它可以被用于基因编辑。
1974年，斯坦福大学的赖默思费了不少力气才让科恩和博耶相信，他们的研究发现可以申请专利。
博耶原本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申请重组DNA的专利，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的。
事实上，那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工作申请专利，其规则也因机构而异。即使是卫生研究院这一家机构，他们也跟不同的大学签署了不同的知识产权协议。
斯坦福大学提交了为这项研究申请专利的请愿书，科恩也加入了进来——他事先声明可以把自己从专利获得的收益转赠给斯坦福大学，以避免沾上追逐经济利益的污点。
随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耶在该校任职）也为重组DNA提交了专利申请。（该专利需要两家学校联合提交申请）。
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专利办公室异常积极，那么加州大学那一边则异常消极。加州大学系统的专利管理有点捉襟见肘，那里的环境弥漫着极端自由主义，他们认为通过学术发现获利这件事非常不体面。
根据休斯书中的记载，加州大学甚至不想支付自己的那一半申请费。不过，在斯坦福大学同意支付所有的费用之后，加州大学也在申请书上署了名。斯坦福大学搞定了所有的专利文书工作，并在1974年提交了申请。
一个契机让专利变现成为可能
大家不知道这项专利申请能否通过。当时，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正在极力争取为一种可以分解原油的转基因细菌申请专利。然而，法律规定，活体生物不能被申请为专利。
事实上，在生物学家刚刚进入专利游戏那一阵，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人工的；什么可以申请专利、什么不可以申请专利，这里面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1980年，事情变得明朗了一些。在戴蒙德诉查克拉巴蒂案（Diamond v. Chakrabarty）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这种可以分解石油的转基因细菌可以被申请为专利，并且适用于所有转基因生物。
这项裁决为专利局压下的很多生物学相关专利开了绿灯，其中就包括科恩和博耶的重组DNA。
当时，博耶已与他人联合创办了“基因泰克”，该公司明确表示希望利用重组DNA制造人类药物。
起初，博耶可能并不热衷于专利，但现在他早已习惯一只脚踏进基因泰克的生意里，另一脚仍然留在学术界。
如今，大学教授基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创办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司空见惯——事实上，争夺CRISPR专利的科学家背后至少有三家初创公司——而这在当时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1980年，基因泰克通过IPO融资3,500万美元挂牌上市。对于一家技术尚未得到验证的公司，这是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但这也为今后的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条件。今年，两家CRISPR初创公司分别完成了9,400万美元和1.08亿美元的IPO。
基因泰克曾试图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获得重组DNA专利的独家授权，但遭遇了失败。
两家大学决定对这项技术进行非独家的授权许可，这意味着任何公司只要支付一笔不太多的许可费就能使用该技术。对于那些用途广泛的生物技术专利，这种授权许可模式现在已被认为是黄金标准。
故事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基因泰克跟制药公司礼来（Eli Lilly）取得合作，共同生产药用胰岛素。等到重组DNA专利在1997年失效时，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已经通过向基因泰克和其他公司授权许可赚到了2.55亿美元。
专利的故事并不总是快乐美满
专利的故事并不总是快乐美满。在基因泰克知道了这些专利可以牵涉到巨大的名利之后，该公司卷入了数十宗知识产权纠纷，其中有几宗还涉及到加州大学。
基因泰克获得了使用重组DNA的授权，该公司的科学家也在研制胰岛素的过程中取得了可以申请专利的新研究成果，但这些专利也成为了具有争议的问题。
因为研制胰岛素而取得的新专利，基因泰克、礼来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卷入了六宗法律诉讼。
时至今日，加州大学专利办公室的态度已变得十分积极。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跟基因泰克公司一宗长达数十年争斗的官司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了2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
自此，大学研究成果专利和生物技术行业的这种纠葛就变成了常态。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允许大学院校为政府资助的研究申请专利，废除了曾让博耶困惑不已的旧规则，即能否为自己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事实上，国会认为大学并不在乎什么专利，但国会希望让研究成果转化为专利，以此吸引公司的兴趣，并刺激经济增长。
如今，博德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拥有非常强大的专利办公室——从CRISPR专利纠纷案的激烈程度也可见一斑。
虽然大部分专利并不能给大学院校带来很多利益，但对于这次纠纷的胜利一方，CRISPR将成为一项价值连城的宝贵资产，于是乎便有了如今这番撕破脸皮的局面。
翻译：何无鱼
来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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