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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印迹（一）
稷山 杨立明
老师的言行总会多少影响到学生的。有时，不经意的一句鼓励或批评甚或一个冷漠的眼神，都可改变某个人的一生。我的老师们对我的影响总体来说都是积极的。现将当年那些印迹记录下来，既向他们表示感谢，也安慰自己那颗不安的心。
阳史小学——模糊中的清晰
据《阳史村史》载，阳史小学建校至今已逾百年历史（1918年成立），校址始在北街的无相寺，后至北门外的关帝庙，再到现今的西门外。我只记得西门外的新小学。
新小学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区很大，四围土墙，门楼极简，门洞约四米见方，有两截“八”字砖墙与之相连。砖墙外涂白灰，上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红漆美术大字。当时天天早操都喊这两句话，对其含义却一无所知，更不知出自毛主席他老人家之口。总以为学校就是监管孩子们的地方，自当如黑脸的父亲那样“严肃”，让人看着“紧张”。
进入校门是一条南北向阔直马路，放眼远望，两侧各有三排砖瓦教室，尽头是个小操场。小操场东侧是两间瓦房，做过学校的食堂，记得哪个村长的爹还当过大师傅。西侧是一块未加修整长满杂草的土堰，刚入学时我们常在那土堰上拉屎撒尿，不知多久后才知大小便叫“解手”，解手得上厕所，厕所还要分男女。
厕所就在校园西南角，露天。墙根下堆满了大家擦过屁股的砖头瓦块和土疙瘩，墙角、墙面也有屎尿痕迹。记得同班某男生就曾恶作剧地将尿射过围墙以显其功力，吓得墙那边的女生们哇哇叫。
厕所紧邻大操场，早上跑完步做完操，校长杨怀侠都要把同学们集合起来训话。训话内容多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将来能像他一样挣工资、戴有脸的栽绒帽子、到县里吃“桥口”的羊杂拉等。记得杨老师曾两次在操场表扬过我：一次说我有理想有志气，将来要读高中考大学——那时的我尚不知“高中”是何物，岂会有那种想法？准是我爹告说的；另一次是得到县里表彰，给我发那个带红绒绒的“高级奖状”时竟把名字里草写的“明”读成了“旺”，见好半天没人领奖就又连念几遍，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四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每逢联区考试，杨老师都要涨红了脸向我们反复强调：“遇到文字题不会算，先把文字念三遍！”
与操场一路之隔有一块一亩多的空地，老师们在地里种过小麦、玉米，也种过白菜、萝卜、胡萝卜等。我们四五年级的同学常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浇水、施肥、翻地、平地，说是上“劳动课”。同学们无论去墙外的机井抬水还是从厕所里舀茅粪，各个表现积极，干得热火朝天，直将那片庄稼服伺得朝气蓬勃、绿意盎然。收获时，老师们一个个都乐开了花。
紧靠大操场的那排瓦房是二哥他们教室，班主任张堂望老师语文教得好，但也喜欢给学生起绰号，什么“怪哉”啦、“陆游”啦、“土地爷”的等等，总能风靡全村。所幸张老师没教过我，否则还不知多一个啥名字呢。隔路相望是我四、五年级的所在，数学老师是来自上迪村的梁新选，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本村的卫官忍。卫老师皮肤白皙个子高大浓眉大眼不苟言笑，虽极少打骂我们，却也不怒自威。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主动“认错”，说以为我跟我二哥一样不爱学习是个“打瓜”，没想到期末考试竟得了全班第一；另一件是表扬我把他带病（电焊闪了眼，戴着墨镜不停流泪）上课的事写进了作文中，说我善于观察生活怎么地，还把那篇作文抄到了版报上。
路东第二排是我二、三年级时的教室。冬日的暖阳透过几棵桐树的斑驳枝杈撒满了半个院子，同学们有在墙根“挤暖暖”的，有“跳房子”的，有“顶拐”的，还有不顾寒冷手杵地头朝下玩“搭墙儿”的，常因厚厚的棉袄下坠，露出一截儿白生生的肚皮......那时的语文老师是本村的张兵安，数学老师是河津南里村的薛因龙。薛老师据说是薛仁贵后代，会武功，张老师和部分本村青年都曾跟其学艺。许是学了点功夫吧，张老师体罚学生下手很重，我也曾被按着脑袋撞过墙，但总体来说对我还是很照顾的。曾有同学骂我姥爷是“反革命”，我一拳把人家打得鼻子流血，张老师非但没处罚我，还狠狠地收拾了那同学一顿！究其原因，一则我学习好，二则他的未婚妻是我邻家姑姑，我帮他捎过好几次书信。
说到体罚学生，最出名的莫过于我们一年级的数学老师。也许是同性相斥吧，该老师总喜欢体罚不听话的女生，而且用她特有的方式——“掐指甲”。每看到同学“受刑”，我便想到电影里十指插了竹签的窦娥，自是不寒而栗。但在那个年代，无论老师们如何体罚学生，家长们都极少有意见。
路东最后一排是我一年级的教室，许是两次入学的缘故吧，至今还有印象。
第一次上学的我显然很兴奋，光着脚背着母亲缝得那个蓝布书包，胳肢窝夹着爷爷灶台前那个很沉的枣木小凳，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一路飞奔便去了，四五百米的路一点儿都不觉远。我记得那个板凳中间有个用铁环箍住的窟窿眼儿，班主任是姥爷前院的王来娥老师。王老师大眼睛双眼皮满面笑容很是和善。她男人更是个好人，常在姥爷家闲谝，家里做点啥好吃的也总拿给姥爷尝。想不到的是，即便如此的“铁关系”，我还是因不满八周岁被王老师无情“遣返”，连“2”与“鸭子”的关系都没弄明白。
再上学已是一年后，班主任换作了一脸冰霜的张保安老师。那时，家里的墙上、窗棱边和木门上早被我写满了数字，但对“1+1=2”等问题依然充满疑惑，更不明白老师们通过怎样的办法教会自己“加、减、乘、除”的，又是怎么教我们认识那么多复杂的汉字。还有两件事记得清楚：一次是不小心打碎了同桌吉虎的马灯罩子，我们合计用碎灯罩与爷爷的好灯罩做了“掉包”；一次是老师让我站讲台前背课文，从开头的“山石土田”直背到最后的“冰雪融化、小草发芽”，背得我满眼都是泪。
四十多年过去，诸多儿时记忆早已模糊，但一些事偏又那么清晰。如今，小学仍在西门外，瓦房换作了楼房，孩子们更加文明伶俐。只听上课铃“当当”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是那样熟悉。不知几十年后，他们的眼前是否也会浮现着母校的印迹？
后
稷
文
苑
杨立明，男，1970年生，稷山阳史村人。医学硕士，重症医学专业主任医师。从医二十余年，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孤芳自赏。发表各类医学论文近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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