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的父亲都不在了。而我还幸福地拥有着父亲。
父亲是1939年生的，他的生日和我同女儿的生日，隔不了几天。而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从没有过过生日的。直到他七十岁的那年。我们几个儿女才郑重地为他过了一次生。也是从那以后，我们就看到父亲真正的一天天地衰老了。
虽然他还不时地在家附近的山上种点菜好玩，但毕竟，还是老了。儿女们回家来，他都会让我们带上大袋小袋各种新鲜蔬菜，就权当是自己的战果。我们虽然嘴上说不要，但还是欢喜地各自带回家。
父亲在家里众多的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上边有两个兄长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从小就抱出去的弟弟。那时候的家庭，就同中国无数家庭一样，负重地前行着。在我的想象中，也许家里的秩序和操持主要是靠祖母。只知道祖母姓华，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她手里总牵了一根拴牛的绳子。而多少年的称呼中，我们就称其为“放牛奶”了。
回老家的记忆就是年底。冬季里，父亲早早地把我们一家大小从凌晨四五点钟叫起。去乘坐早上第一班的轮渡过江北去挤上每日只有几班的长途汽车去县城。然后再转乘下午的车去老家。有时候，到屋都是下午了。至今残留在脑中回老家的印象，就是那寒冷的早晨不停冻得直跺脚的候船室了。还有就是跟着“放牛奶”去放牛时，她从地里捡起的一截在她那已认不清颜色的罩衫上蹭了几下的甘蔗。再就是我满山遍野地乱窜和满村子到处祸害村民被告状后的一顿打了。
父亲的祖屋在一个小山坳里。用土巴砌成的老墙，留着长久的痕迹。门口两块池塘。一条小路从中间经过。远处看，有点像韶山冲了。可那里没出伟人，都是些地道憨厚的农民而已。
祖父的记忆是模糊的，就像褪了色的照片。只听父亲说，祖父是个篾匠。家里的事情也是不怎么管的。祖母就担当了家庭的重要角色。我能想象出她年轻时的风范，绝对不逊色于影视剧中大户人家中说一不二的母亲形象，严苛，慈爱，而又有家风。
那时候家里穷，可她还是希望自家的儿女能出一个读书人。于是她先后送我家的二伯和我父亲去了学堂。在那个年代。也只有父亲把书读到了高中，然而那俨然就是一方秀才了。
祖母的家教是严厉的。她说的话，全家人都不敢违抗。听母亲说，家中要是谁犯了错，全家的儿子媳妇，都要陪着罚跪的。而无一人敢有所微词。我想那一屋子的人都受罚的场景，一定很是壮观和具有戏剧性的场面，可惜没有人拍有那镜头。
我的父亲也就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了。
父亲的书，越念越远，从最初的家门口，一直读到县里的高中。而从老家到县城的几十里路，要靠双腿走。从那一学期少有的几次回家的返程中，那是要起得很早、很早的。天上只有月亮，地下只有狗叫。
由于身体的原因，父亲未能如愿的念完高中，就回家务农了，可没多久，他就做出了一个举动，要从农村进入城市。这举动，就像他能从一个偏远小山村考进县城的高中一样，有些轰动。而这次又让十里八乡，乃至县里的人有些瞠目。这其实就像上世纪中国社会八十年代初，南下打工的行为，只不过在那时显得早了些。
就这样，父亲到了现在已经不在了的煤矿里做了一名工人，再以后慢慢做了干部，还有我曾经上过学的中学当过校长，然后从局机关退休。
偶尔从母亲的嘴里听说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矿里的先进、劳模之类的人的先进材料，都是父亲写的。那时他是以前的矿了里的一只笔杆子，市委宣传部几次想调他去市里他都没有答应，说是待遇和矿里都差不多，那时候的企业还红火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年久的事，倒是记忆清晰。
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是愉快的，其中包含着许多那些年代特有的印记和再也找不回的物件经历。那时马路很宽，路上的车子很少，显得很冷清，倒是自行车的洪流会在早晨和下午上下班的时间段，鱼贯而行，那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
父亲也不时地骑回一辆自行车回来，那是单位或者同事的自行车。有自行车回来的时间，大多数是矿上要放电影了，父亲会用那辆老的二八自行车，驮着我们姊妹三人高调地行驶在路上。因为是家中的男孩，我总会霸道地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单杠上，妹妹小，坐在中间的座位上，姐姐就只能坐在后面的份了。
孩子的夏天总是充满快乐的，这时他们可以撒野地玩耍于自制的各种玩具，游戏和漫山遍野地祸害之中。到了傍晚，会响起各家家长粗大嗓门呼唤回家吃饭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又有哪一家孩童遭告状后，被大人整顿和教育的鬼哭狼嚎的惨叫声。而我也是其中一员。在一周的时间里有几天不挨打，确实是稀奇的事情。
父亲的巴掌是巨大的，一下下，打在屁股上，还是极具威慑力的。我不像邻家的小孩还没打就哭声在先的，而是你大人打到哪儿，就站在哪儿了。身子，动也不动，也没有哭声，直到大人打累为止。我想那时父亲一定是在心里想“打你时哭几声不就少驮打了吗?”可我那时的壮举就像刘胡兰一样。有时父亲会说，这小子就是死犟，把我的手都打红了。在这家常便饭的受教育中，可以想象自己小时候，是多么的顽劣。但这种情形和记忆，也只停留在上学之前，而读书后的挨打经历确是少了很多。记的最后一次已是上初中的事了。
化学课是我不太喜欢的科目，我也从没有真正的学好过。那时候教我们化学的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上课的时候总喜欢流鼻涕，他一边在黑板上写字也会不停的用他的袖子去擦他的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两只军绿色的袖子，就成了剃头铺里的烫刀布了，油油的，发着亮光。当然这些都成为不了我化学成绩不好的借口和障碍。
有天中午放学回家，也不知道是怎么，父亲想起翻起了我的书包，一本一本的检查起我的作业来。当他抽出一本化学作业本看时，脸都变色了，就在前一天的作业后面，醒目的留下几行红字，大概意思，是你要努力学习之类的。但有一句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作为你父亲是一个校长，你应该为你父亲争气！那感叹号还打了三个，我想此时，任何一个父母都是忍受不了的，哪一顿暴打，你是可想而知的。但就从那以后，我的化学课也就从我的课表中给删除了，也幸亏我最终学了画，而彻底摆脱了那门化学课给我带来的阴影。虽然是那样，可我至今，也还是没有为父亲争气，到底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而已。
那时候的小孩，家里是很少有玩具的，除了想吃，就是想吃了。而我家在那个年代，属于孩子少的，父母又是双职工，家里的条件无形中相对略好一些。这时父亲会在节假日会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去新华书店买书的，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表现不错的最佳奖励。慢慢的，这也成了我的习惯，在那个纸媒体年代，逛书店，变成了日后一种生活方式。
父亲是勤劳的，到如今，将要八十岁的人了还总是不停地辛劳着。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的水缸总是被父亲下班后的扁担挑得满满的，那时所谓好吃的东西，他也从不伸筷子。包子的皮总是他的，肥瘦相间的肉块，落到他的嘴里的总是肥肉。夏天竹床上空飘过的自然风，那一定是父亲用芭蕉扇给摇出来的。席间，他会在繁星下为我们讲许多好听的故事，一晚接一晚。
那个年代，干部周末是要不定期“下井”的，而我们大早就起来盼着父亲“下井”回来带回的“高温”（其实就是食堂发的免费补助餐）。回想当年父母巴心巴肝的为下辈人的时候，殊不知其实都是一帮冤亲债主而已。父亲的左手无名指至今还短一截手指，那是在井下作业留下的痕迹。
父亲一生都未求过人，也不曾见他流过泪，可仅有的两次，我都成了见证人。
那年父亲为我调动的事情，去找他的同事的老同学盖最后一枚公章，那天我也随同前往。当看见父亲，在那同学面前捧出的笑容，就如同一把刀子，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上。那是一种放下任何尊严和骄傲的笑容，那是一种匍匐在儿女身上抵挡余震后的瓦砾下落时留给孩子的笑容，那笑容至今都让我刻骨铭心。
而父亲的泪是留给他的母亲的。记得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祖母走了，我们赶回去奔丧。当我们一大家族的人从坟地返回后，父亲一个人留在了那里。老远的就听见漫山遍野地回荡着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声音穿行在老家哪一片片油菜花开的地里，漂浮在老屋的弄堂里外。那是他十几岁离家出走，为了生活所累积的对母亲的思念。
随着她一声声娘、娘的哭喊声，述说着他对他母亲要说的话。
此时在我身旁的一位比父亲还要老的长辈自语道：“这伢伤心，想他娘了。”
如今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交通便利的时候，我们做这些做了父母，又还有父母的人都在寻找一个个回家的理由和借口。
其实，我们早该回家了。
父亲在等我们回家吃饭。
2017年4月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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