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畜力牵挽的车辆始终在陆地交通工具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车的核心部件就是车轮，被后世称为轩辕氏的上古发明家，掌握了训练牛马与利用滚动摩擦相结合的重要原理并用于实践，车辆的问世也就水到渠成了。但轮式车辆毕竟也有一定的不便，役畜需要时时照料，南方很多地方驴马难觅，许多山区路径和狭隘空间也不便于车马通行，因此一些短途的人员运送就可以通过其他更经济的方式来解决。
没有现代机械或动力源的前提之下，就只能以人力代替畜力，如果保留车轮，一是人力拉车，二是人力推车，这两种方式在中国古代都不普遍。手推车起码从先秦就有，汉代画像砖石中时或可见，但一般用于运货，载人显得不尊贵，人力拉拽运人似乎也较少见于文献，可能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方式相对牛马车辆，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当时的人力交通工具，更多体现在告别车轮的多人舁抬方式上，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人舆或者轿子。
被抬着才能走的，要么是死人（古代有专门的舁棺人），要么是和死人差不多的贵人，当然贵人可以自己走，只是出于身份原因而不轻易下地。相传历史上第一位暴君桀就是人舆的始作俑者，但《尚书》中说号称贤君的大禹，自爆治水时“乘四载”（包括轿子），这一点后来的道学家们都选择性无视了。随着社会等级日益森严，最高统治者被人抬着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魏晋以前各种人舆基本上仍然是皇帝独享，人到哪里轿辇便跟到哪里。
自此后乘舆变成了皇帝专用，臣下僭越会受到非议，东汉权臣阴就便因为让人抬着走受到井丹斥责。但人抬肩扛的坐舆毕竟可以享受到一种舒适，本就不该为人君所独享，晋时陶渊明不拘细行，让人用篮舆抬着他游走四处，并未有人说他“僭侈”。这种篮舆相对简陋，就是一根竹杠，中间吊着个大竹筐，半包围的篮舆适合登越丘壑，便于坐者攀扶，人坐在中间颇为惬意，后世俗称兜子（又写作篼），也叫兜笼。
工资微薄的陶令只能坐这种最便宜的代步工具。
适合登山的还有一种叫箯，有些地方也叫梮/檋（jū）或山轿，相当于把竹椅子固定在底板上，前后用两根竹杠挑起，一般都是两人抬举。过去的一些老电影中穿着拷绸衫的南方土匪头子经常乘坐，吱吱呀呀地看着非常惬意，改革开放以后又在不少旅游区遍地开花。身心脆弱的文人对这种古代滑竿显然有话要说，杨万里坐着山轿过江边峭壁，自己吓掉魂不说，连江上的船夫都看得心惊胆战。
范成大则说：“悬崖破栈不可玩，舆丁挟我如腾狙——上窜下蹦跟猴似的，一点都不好玩！”竹舆弯曲和人体重量的结合会让整架轿子上下颠动，对人的心理承受力确实形成考验。这种必要的缓冲实际上对安全性确是一种加成，偏有人对这种节奏感乐在其中，不过文人的风度总是最重要的，老天变脸成了落汤鸡无论如何都嗨不起来，好在山轿可以加上席篷改造成軕山，多少遮挡些日晒雨淋，两边底下加竹杠，必要时在平地上套上牲口直接拉走。
这种底部与竹杠齐平的山轿，通常称为平肩舆，只要不走山路，坐着还是比较稳当的，而且乘坐者对于面前的人都是俯视姿态，客观上形成一种心理威压。萧梁时期的萧渊藻也曾乘坐平肩舆巡行城楼，因为将帅巡视必须目光更为高远。不过六朝笔记中提到肩舆的，一多半都是说某人如何傲诞：东晋王献之不拘细节，某次经过吴郡，听说当地名士顾辟疆家有名园，在没有事先拜访的情况下，居然让人用平肩舆抬着他直接闯入花园，旁若无人地尽情游览一番。
司马金龙墓屏风上所绘的带顶棚肩舆
有唐一代除了皇帝，在京大臣服肩舆仍不普遍，多数只有受封赐或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年老有病时才能享受，宰相按惯例也仍是骑马，镇守幽州的张弘靖因为坐人舆，甚至引发将士怒起哗变，可真是“舆”情可畏。河阳令李林宗看不起顶头上司白居易，给他取外号“嗫嚅翁”，大摇大摆地坐着肩舆，在街上和骑马的白居易迎面擦肩，也懒得打招呼，气得老白狠狠咒骂“吾之猘子也，其锋不可当”——这货就是我养的一条疯狗，横冲直撞人见人躲！
而雨中出门的杜甫却宁愿步行，这是何苦呢？“岂无平肩舆，莫辨望乡路”；“烟水迷蒙，又被抬舆人遮挡，看不清前方”，但对于需要应酬的官员，肩舆代步有时候既是为了体面，也是一种必须，比如皇帝赐饮至醉软蹒跚，只能用车舆送回。这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就有记载——仁宗朝，原国公承炳，冬至侍宴于崇政殿，仁皇数以酒属之，不敢辞，遂醉。即廷中赐舆，亲视其升，敕御士送还邸。
到了中古以后人们的思想开放多了，南宋小朝廷蜗居临安后，不仅皇帝本人，多数大臣也被普遍赐坐肩舆。但比较古板的老夫子还是有：王安石就不喜欢坐肩舆，认为这是“以人代畜”，他辞去宰相后居于钟山，平日出行一律骑驴或徒步。但周围的世界不以他的好恶为转移，在《台城寺侧独行中》一诗中他写道：独往独来山下路，笋舆看得绿阴成——下山的香客个个都坐轻便阴凉的竹轿子，成了一道养眼的风景。
前文提到的杨万里也对于坐轿给轿夫带来的劳烦心存不安，在绝句中说“为怜上轿啮人肩，下轿行来脚底穿”——看着轿夫肩膀被轿杠卡得难受心中不忍，下来自己走走路又太长，脚底都给磨破了，一种仁者自怜的矛盾充溢其间。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一书中对此表示理解，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但同时话锋一转，说有些地方很难雇觅驴马，即便是有，也受到山岭险陡的局限，而两人肩扛的小轿则“便捷之甚”，故不可一概而论。
和肩舆不同，腰舆带有吊带，坐板和腰部高度相当，坐者似乎更有安全感。
还有一种简陋的代步工具叫做版（板）舆，主要用于下层民众或妇女出行，有些平民家自备板舆，通常比较轻便，比如当时的著名孝子元德秀，到京城赶考不忍撇下母亲一人在家，于是就把板舆背在肩上，带着母亲一起进京。板舆结构简单，抬的人从肩头垂下两根布带，下面连着舆板，高度与腰齐平，因此又叫做腰舆，唐代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会见禄东赞所乘坐的就是这种腰舆。
相对一般的肩舆，腰舆或者说步辇重心放得更低，无论对抬的人还是坐的人，都更为舒适安稳，但这种垂带的腰舆只便于两人抬，也走不了太远。后期的肩舆其实是有盖的，但高度较矮，并不适合垂足而坐，宋人米芾喜服唐代高冠，无法坐肩舆，干脆就拆去顶棚，引来众人讪笑。由唐入宋轿舆悄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轿体趋向规整的同时，纵向高度也在加大，形成近似立柜的造型，这是与当时坐姿的改变得到普及相适应的。
官员乘坐的凉轿四面透风适合观望，有时也不加顶盖，遭遇动物朋友空中轰炸就会很尴尬，宋代时福州知州薛弼坐轿出门时，就曾被榕树上的白鹭屙了一身。真正成熟期的轿子不光有顶盖，还得四面密不透风，又被称之为暖轿，一来可以遮风挡雨，二则关键人物坐在其中能够遮掩身份也避免尴尬。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周恭帝被迫退位，穿上白襕衣，悄然坐上轿子避入天清寺，徽宗南逃抵达镇江，当地官员在渡口接驾，让徽宗坐上了“棕顶轿子”，以免百姓看到九五之尊仓皇逃命的狼狈相。
轿子虽然不及车辇尊贵隆重，但四周遮蔽，形成一层有效缓冲，秦桧就因为坐的是厚毡裹就的帷轿，才挡住了刺客施全的利刃。可是天气晴朗出门旅游，遮得严严实实的暖轿就不大合适了，大诗人杨万里就写到过这样的感受——暖轿行春底见春，遮栏春色不教亲，急呼青繖小凉轿，又被春光著莫人（坐着暖轿踏青怎么能欣赏到真正的春光呢？三月美景都被拦在轿子外没法贴近，快点换上带青布伞的小凉轿，可这春光扑面而来也太粘人了！）
唐宋以后轿子的造型酷似一个电话亭。
唐代时轿子也被称为檐子，这可能与顶部四面外延翘起有关，当时还是贵族女子乘用檐子较多，公主出行时的豪檐高五尺许，深达八尺，宽约四尺，四角垂有珠帘，两壁还带有栏杆。宋代皇室有棕檐子和龙檐子，后者也叫龙肩舆，《宋史.舆服志》中对此作了详细描述：其形制为方形棕顶，用朱漆红黄藤编制，百花龙纹为障（罩布），搭配红色轿帘，轿内铺着红罗茵褥和软屏，还安放朱漆藤座椅和踏脚。
唐代制度规定坐檐子必须起码是品官的家眷。对于文官阶层总体也较宽松，宋初只有赵普这样的头号元老才有资格获得皇帝坐轿的特许，为此还诚惶诚恐地请人写了一篇谢表（当时仍叫肩舆）。北宋政和年间出台相关政策：非品官之家，不许乘暖轿，外派武官任总兵，或赴边关慰问，仍都不许坐轿。武官坐轿容易形成一种骄逸的氛围，似乎禁得严些不以为过，但宋代也有重文轻武的考虑在内，后世沿为惯例。
到了元代轿舆还被用于驿站人员接送，江浙行省甚至还有专门的轿站，这些公用轿车通常用于山区狭窄道路，因为马匹和轮车不便通行，就只能用轿子，而且根据乘坐者的具体状况分为坐轿和卧轿两种，后者可以躺下，专门是给年老体弱者准备的。民间交往中轿子也是经常用于接待贵客：明初学者周国宾有足疾，自号“跛樵”，受聘为江阴张氏塾师，主人家对他特别照顾，每次周出行，都让人“以肩舆随之，虽入厕亦然”，上厕所都让轿子跟着，这服务真是到家了。
皇室轿舆的奢侈，必然会带动民间人士群起跟风，成功人士首先引领潮流，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在校学生也跟着摆阔，后来连京城中的娼妓都出门必檐子，即便就在街对面也得摆谱叫上一顶。此时大城市中出现了专门出租轿子的商家，可见坐轿在民间非常普及，尽管营业网点没有今天密集，也未开通手机APP，却照样生意火爆。多数时候民间对于女子坐轿，都比较容易接受（当然一般指的是良家女子），因为毕竟要比直接抛头露面好得多。
封建时代的官轿，也并不都像我们想象之中那么煊赫威风
除了性别和级别，身体状况仍是坐轿的最佳理由之一，被看做皇帝照顾老臣的一种特殊待遇，成为了统治者笼络人心的有效手段。按照明朝成化年间定下的制度，在京官员中三品以上允许坐轿，四品以下只能骑马，在外的封疆大吏以下，以及武官和勋戚也都乘马，只有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赐轿。据一些学者考证，明代京官开始乘轿始于宣德年间，在这之前所有大臣都仍是骑马，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
轿子逐渐形成定制之后，也有自身的等级差别，最初主要体现在外观色彩上，这和同时代的服色等级紧密相关。唐时李师古让人以数千缗钱并毡轿一顶，前去贿赂宰相杜黄裳，送礼人来到杜府门前，看到出来一乘小绿轿，边上跟着两个衣衫褴褛的婢女，一问才知轿中坐的居然就是宰相夫人，李师古知道后只能打消了行贿的念头。唐代的绿衣都是官阶较低的小吏，与之相对的家眷坐绿轿，档次自然也就不高了，如此自贬则更能反衬出宰相的清寒低调。
其实唐代后期针对官眷的轿子或者说檐子的具体形制等级，出台过相关政策，比如说三品以上妻、母才能用金、铜装饰，四、五品用白铜，六品及以下只能用画纹。明以后规定得更加细致，轿子各部位的装饰材料、颜色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大小尺寸同样不容随便，面宽、进深、高度，以及轿辕长度、宽度和厚薄，横杆和肩杆的数量和尺寸，乃至轿夫人数都作了详细规定。
名称上虽然有各种“轿”法，但在官轿体系中还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称呼，较高等级的有玉辇、金辇、礼舆、仪舆、翟舆、步舆、轻步舆等等。供皇帝享用的各类辇中最高档的是玉辇，需要三十六名轿夫，皇后的金辇也能达到二十八人，当然通常情况下十六人或者八人也已绰绰有余。亲王以下包括在京和外任官员的轿舆没有专名，只分暖轿和明轿，后者又叫显轿，其实就是凉轿，四周通透不设帷幔，适合炎热天气或市区观光。
这样的十二抬大轿，乘坐者得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官品的高低轿顶就能看得出来，比如清代亲王以下到三品可用银顶，四品开始只能用锡顶，非公职人员只能坐平顶轿。暖轿通常还有颜色的区别，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蓝呢大轿、绿呢大轿这样的称呼，单色大幅轿衣和轿帘非常醒目，这样平民百姓就能及时回避。官场上轿子和礼数密切相关，有着人人默守的成规，比如明代初年南京小九卿的坐轿路上遇到大九卿，就需下轿等候，等大九卿走近后，隔街互相作揖，然后大九卿上轿先走，小九卿才能上轿。只有海瑞这样的刺儿头不管这些，到南京做官时无论对方官多大他都不下轿，最多挥手致意。
就轿子本身形制而言，总体上由简趋繁，官方三令五申的诸多制度规定，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根本不灵，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更是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礼崩乐坏’的典型写照。笔者对于轿子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老电影《乔老爷上轿》，四四方方的木框结构和雕花轿窗，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座前可以供坐轿人倚靠休息的折叠案，更是记忆犹新。
民间的轿子八人抬算是最高规格，多数和嫁娶密切相关，并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规则与禁忌，比方说中原地区肇自宋代的起檐子风俗，新妇上轿时娘家要给迎亲人彩缎和吉利钱等好处，有所谓的“作乐催妆”和“炒咬利市”的过场，轿夫才肯上路。演变到今天主要就是发轿酒，起码是一壶酒，十二碟菜，男女两家长辈轮流作陪，尽管轿夫在过去属于低人一等的'贱役’，这一天也可赚足风光。
淮楚一带还有所谓的照轿，就是请来一些全福人和未出嫁的少女一路照应，还有的是让人举着烛火绕行花轿一周（前提必须是父母双全、下有儿女、夫妻恩爱、手足和睦的所谓全福人）。笔者幼年时听到本乡的一些关于花轿的习俗——新娘下了轿子首先得跨火盆，算是红红火火的好彩头，不慎踢翻自然就不吉利，有时候后果不堪收拾，甚至听说有时候轿子底下就放着炭火，总之不把新娘子烤熟决不罢休。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的轿子就相当于现代的婚车。
江南地区和闽粤一带的花轿往往采用金漆木雕工艺，江浙闽一带富贵人家的轿子尤为奢华，很多都采用漆金工艺，每一处角落都有立体的人物典故或吉祥图案，可说是密不透风，这也和南方的拔步床的繁复雕琢风格一脉相承，而富贵气息则更有过之。浙北地区的十里红妆通过第一期《国家宝藏》而为全国人民熟知，一夜之间万工轿的赫赫名声传遍大江南北，这在过去严格说来都有僭拟之嫌。
其实京津地区的头水轿也并不逊色，所谓的“头水”也就是第一次坐人的新轿，套在外面是罩着平金绣红缎的玻璃大轿，真正坐人的则是内层的“轿心子”。这种奢华的座驾一般人家当然坐不起，稍稍殷实些的也只能咬牙雇上一回，问题是哪来那么多“头水”，很多铺子出租许多次，涂金都暗了还咬牙说是头水轿。只不过租金会逐步下降，而有些富贵之家则量了尺寸订制轿帷，低价卖给铺子来显摆自己用的还是“头水”。
即便到了另一个世界，轿子依然是行走于幽壤的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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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 · 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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