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屋子里住着两个虚无主义者，一个长的，一个矮的:我怎么来区别他们的性情呢!近代文学史上有两个写实主义作家：莫泊桑与柴霍甫；莫泊桑摸到黑暗的背上，柴霍甫摸过了黑暗的背，又触到光明的面了。拿这个作比，长的近于莫泊桑，矮的近于柴霍甫——不是说他们的作品，而是说他们对于人世间的看法。
现在我所要写的是矮的那个，他是我的伴侣。
在我们屋子里还住着一只不声不响的猫，他善于站在暗处静观，他说:“我们哥哥对于将来极有办法，对于过去也有办法，只是对于现在没有办法。”这只猫就是我的伴侣的小弟弟。
他——我的伴侣——的笔记本最多，大概最多只写过三两页，以下都是空白。他的日记也最多，连接的最多只有二三天，断续处必有自责自勉的话，好像要持久的一样，但这一段的自责自勉，即又连着那段自责自勉，其实还是他的计划书最多，十年以后要读的书要做的文章都已预列在表上。不知道的人看见，还以为他将追踪康德呢!谁知道他只有一张配了架不曾装上的康德像。
对于将来抱极大希望的人应该是非常乐观的了，而他却又不是如此。他曾经替章太炎笔记过一回国学讲演。为着吃饭关系也曾编过几种关于国故的书，来看他的人们常喜欢讲些国故上的话，而他总是摇头。他开口即说:“我不是研究国故的，而且青年们也不必研究国故。”于是人们哑然了。有些人见面欢喜讲些恭维的话，说他对于文学有研究。他的答话总是这样：“我不曾做过诗，不曾写过小说，新的旧的，我都不懂，我并不研究文学。”于是人们又呆住了。他所爱好的，大概是思想批评方面的居多，最初欢喜哲学批评，读了一大批哲理书；后来爱自然科学，又读了一批关于生物学进化论的书；近年来专看社会科学及文艺批评的书，最近又转向历史哲学那一方面去了，他虽爱看书，但绝不信书；他要知道的多，书籍所能告诉他的却太少了。走进书室来的，常有人说他书多，他总以一句口头禅相答:“那也不见得吧。”
他几次担任属于事务的职务，而他最怕开会，他说：开会是人们用以消耗时间和精神的，其实，还不如赌钱的好，假使没有方法消遣，到了会场，理由很多的生出来了!一件事的赞成或反对，至少有四种理由：正的，反的，不正不反的，可正可反的，直到讨论得有些疲倦，即便囫囵地通过了，通过以后，印成一张记录，大功已告成了。”他认为办事只是办人，和事的本身没有关系。他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一定有几种不同的派和系，在派系之间，一定要做合纵连横的工作，书面上看去，浮动着的都是集团意识，其实都是利己意识在推动。”一个青年会理正辞严地这样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议决案，必须执行。”当他为他自己或为他的戚友说词时，又会这样呢:“何必呆板呢，太拘于议决案了。敷衍应付隐忍乃成今日办事上的铁律了。”他于是非常孤独，有时在书房中发牢骚了。
十年前他是偏于理智的；五四运动时代，一封脱离家庭的信几乎刺伤了老父的心。近五年间变成非常感伤的人，爱慕他的父亲，留恋他的故乡，关怀他幼年的交游，他曾经陷入别一度恋爱，而且永远惦记着那个恋人。但是他憎恨家族主义，憎恨东方文明，憎恨中华老大民族，甚至憎恨人类。他说:“光明与黑暗是一物的两面，爱与憎恨是一力的两形，我是钟摆式的人，从这边荡到那边。”
他最憎恶他现在所选择的职业——教书匠。却并非因为当前的缘故，所以这么憎恶。他说“教书匠”是罩着一件高尚的外套，和其他混水潭一样污浊，挂着知识阶级的招牌，比猪猡还要愚蠢，比小工并不更多些的收入，要有中产阶级以下的消耗。富人愿以三十元月薪聘一厨司，不愿以三十元月薪请一教师，而教书匠还高自标榜，以为精神上毕竟是个胜利者。。对于摆脱这种职业，曾设想许多计划学医养鸡经商还有其它种种，只不曾设想做官。他说做官和教书匠只有读书人贪爱的，我有儿子不学医则学工，既不望飞黄腾达，也不要坐冷板凳，若有女儿那就学法律，做官，女子现在先要有支配权。
在我们之间，吵嘴的事原有的，在每个月的末梢囊中的钱快花完了，我总要用一张纸片来算帐，便感到生活的空虚了，有时感伤，有时吵嘴，抚着自己的钱袋叹息。自从爱女——雯——诞生，这是他的唯一的宝，不许有轻微的责骂，有时我忍不住骂女儿，而他即便骂我了。近年来，为女儿的事，不住地吵嘴。唉，他真是一个乐观于将来的人!
大概，他的血管中，流着他父亲的血；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血性敢作敢为理学家，他虽是受着生活的鞭笞，陷于幻灭，但蛰头还在燃烧的；因此，我又想起柴霍甫的樱桃园了。
他是谁，他是正在做教书匠的曹聚仁先生，现有人发表了曹聚仁先生，而我不妨谬托知已来写一些。
选自王春翠《竹叶集》，上海天马书店
1936年4月版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