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曾国荃：功成名就显赫一生，不过这荣耀值得骄傲吗？

曾国藩和曾国荃：一对刽子手兄弟，杀完太平军为何收拾自己的兵？

曾国藩和曾国荃：功成名就显赫一生，不过这荣耀值得骄傲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要说屠杀底层民众最凶残，数量最多的，恐怕无过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两人了。他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镇压捻军起义，查办天津教案，凭借残杀底层人民升官，实现了出将入相的政治追求；他们向上巴结咸丰皇帝，慈禧、奕䜣政变掌权后，他们又巴结慈禧，甚至还巴结洋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具备奴才的典型特征：他遵从倭仁、唐鉴，高唱“名教”，是卫护“圣道”的封建主义卫道士。曾国荃是曾国藩胞弟，同时也是曾国藩镇压底层人民的最主要帮手。

曾氏兄弟原本出生于湖南湘乡县的一户富农家庭，他们的家业最初并不算丰厚，所以他们向上爬的欲念是比较强烈的，常怀“显亲扬名，荣宗耀祖”的目标，从小读书应试。曾国藩在二十八岁时，考中了三甲进士，进入翰林院，开始当京官。曾国荃则留在湘乡继续攻读，后来得了个“优贡生”。当时，他们兄弟俩的社会地位虽有了差别，但所走的道路仍是一条，就是平常学道学，一旦有机会便努力钻营做大官。

曾国藩一开头就显现出善于见风使舵的特点，他一面跟从倭仁等讲习程朱道学，以投清朝皇帝标榜程朱道学之机：一方面投靠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首领，即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成为穆彰阿的私党。由此，使自己的仕途逐渐坦荡，十年间便累升至吏部侍郎。后因丧母，被迫回家丁忧。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不断兴起，咸丰帝下诏令各省在籍大员举办团练，进行“搜查土匪”行动。守丧在家的曾国藩听到朝廷的这个政策之后，他也不甘寂寞，抓住这个时机，以在籍吏部侍郎的身份，出任了湖南的团练大臣。其实，曾国藩很早就野心勃勃，想要训练一支地主武装，以替代过时无用的清军绿营兵。于是他说，“团”与“练”实际是两码事，“团”就是保甲，可由当地绅士充当首领，负责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等任务；“练”是训练乡兵，是随时可以出动镇压反抗者的武装力量。他鼓励乡绅普遍办“团”，自己则在省城长沙募勇办“练”。不久即声称自己所练的是官勇，不是团丁。他严格限制地方官绅办“练”，以免分其兵权。但乡绅族长来请求办“团”的，他往往立即同意，发给乡团执照，或族团执照，所谓“以绅辅官，以民杀贼，佐兵力不足”。这样大张绅权，作为其控制地方的基础，使出兵作战时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

他支持乡绅办“团”，亲自主持“发审局”，专门进行血腥屠杀。凡各县团绅押送被捕的农民和平民到发审局，往往被其立即处死，并禁止尸亲喊冤叫屈，严禁群众与团绅辩理。因此人们诅咒其为“曾剃头”，他在《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中说：“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咸丰帝则批示称赞他这种“务期根株净尽”的做法。

曾国藩所练官勇绝大部分将士全都选用的湘乡人，故命名其为“湘军”。湘军将领多数都是曾国藩的同乡、同学、学生或亲友，选将以后即由这些将领通过私人关系去各地招兵，逐渐形成了一支利益相关、进退与共，颇具私人性质的军队。湘军的传统是谁招募的人就要服从谁，每个营只服从本营的营官，各营之间是独立和不相统属的关系，而整个湘军的各营将领都只服从于曾国藩个人。

湘军与一般的清军有很大不同，除了在组织上不同外，还有训练上的不同，湘军特别注重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训练，同时还注重对士兵进行反动的政治训练。那时一般的清军绿营兵普遍装备陈旧，仅以刀、矛、弓箭、火枪等为主；湘军成立之初便大造船舰，还前往广州购置了洋炮千余尊，后来又陆续不断地进行充实，曾国藩强调武器的精利是作战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湘军招兵也颇有讲究，他们主要招募那些老实可欺、服从听话的，一般都是“深山穷谷寒苦之民”，在配备武器后，湘军还规定要作三个月的操练，使士兵掌握基本的战斗技术后才出战。湘军以程朱道学作为基本的封建理论武器，向官兵灌输封建伦常，讲究对长官的“忠诚”，以巩固所谓的团结，并声称要为保卫圣道、尽忠王事而死战，尤其是父子兄弟亲属好友同在军中的，激励他们生死相救，进退相应，因此实现了思想行动的一致。因此湘军的战斗力比清廷所倚重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要强悍得多。湘军在组织编制、思想训练、技术操练、军事指挥和后勤安排等方面，均有相当周密的部署，自然成为一支反动的劲旅。

遗憾的是太平军方面对湘军的这些特点是缺乏足够认识的。当太平军于1853年——1854年大举西征时，起初取江西，占湖北，进军湖南，基本未曾碰到过强硬的对手，然而，当林绍璋率主力于1854年3月19日进抵湘潭时，遭遇到了湘军的狙击，两军鏖战的结果竟然是太平军十战十败，八天之内，林绍璋所部便全军覆没，水师丧尽，仅以数骑奔回靖港，接着又连续向东败退，进入江西待援。湘军则乘势东下，攻陷武、汉，直攻九江，来势汹汹。所以后来忠王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承认“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把这次大败列为天朝十误之一，认为这场战局影响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个局势，这说明湘军的实力确实是比较雄厚的。

当然，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地主武装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不得民心。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数，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甘心从逆。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以致“贼愈剿愈多，愈击愈悍”，太平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能屡败而屡起，有时组织反击，以多胜少，使曾国藩捉襟见肘，常常陷入被动，湘军主力也打过不少败仗。曾国藩一度曾惊呼“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还有过兵败自杀的狼狈，可见湘军的锐气也曾多次受挫。

正当曾国藩在江西与太平军相持处于劣势时，其弟曾国荃受命从湖南募集练勇数千增援，在江西吉安城下初战得胜，因此号称为“吉字营”。吉字营充实了湘军的实力，成为湘军的嫡系部队。他们利用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分裂的机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战斗是在安徽省城安庆。安庆是天京上游的主要屏障，太平军志在必守。守安庆的太平军是英王陈玉成的精锐部队叶芸来部。攻安庆的是曾国荃的湘军主力。两军在安庆城下，鏖战经年，战斗极为残酷。所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湘军各营轮流苦战，死死地围住安庆不放。陈玉成多次前来解围，都未成功。城内守军弹尽粮绝，终于被曾国荃部攻陷。

这时清廷鉴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相继溃灭，深知满洲贵族已不中用，只好破例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成为清朝付与军政大权的第一个汉人，也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地方大员。曾国荃也由知府晋升为巡抚，担任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主攻任务。曾氏兄弟得到清廷重用后，更加矢志效忠于清室。他们在苏浙皖一带采用烧杀趋避，制造无人区的办法，企图切断当地百姓与太平军的联系。广大战区的附近，“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开创了惨无人道的“三光”先例。自此太平军经济上困窘，士气大衰。曾国荃却对湘军将士宣扬“中外纷布洪逆之富，金银如山”，号召他们攻进南京去发大财。于是中下级湘军像着了魔似的疯狂进攻天京，虽死伤于天京城下的达两万八九千人，围攻达两年之久，最后还是被曾国荃部所攻破了。

曾氏兄弟的劣迹，尤其表现在吞没天京城内财宝上，他们因此受到各方强烈的指责。曾国藩为了缓和矛盾，减少清廷对他的嫉忌，在剿灭了太平军后，他决定把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湘军消灭掉，来一场“狡兔死走狗烹”，不同的是他搞的是大走狗烹小走狗以保富贵，这一手的确比韩信等高明多了。

在第一次裁军时，他就裁撤了三、四万湘军主力部队；后来，又因为部分兵营哗变，不听调遣，他进行了强行裁撤，并以惩办游勇的名义，对追索欠饷的湘军兵士进行屠杀，或以参加哥老会官兵的理由进行搜捕惩治：再加上因为对捻军作战而损耗也不再增补，就这样，没几年湘军基本上就完全瓦解了。曾国藩导演的这出“狡兔死，走狗烹”戏码，很有效，只不过他所烹的主要都是那些下层走狗，而湘军上层人士则大多发了财、升了官。作为湘军首脑的曾氏兄弟，通过利用湘军这个工具消灭了太平军，成功后他又转过来消灭湘军，镇压游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位。曾国藩后来受封为一等侯，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出任总督；曾国荃也受封为一等伯，并被擢至两江总督的高位，曾氏兄弟可谓功德圆满、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