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夏野
一、西方音乐的早期传入
西方音乐传入中国，最早的可上溯到唐代。据公元73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在敦煌发现的公元635年的《景教三威蒙度赞》，经考证“景教”即为欧洲基督教，而其“三威蒙度赞”即为基督教圣咏《荣归主颂》，可见圣咏早在唐代就有所流传。元代在当时的京城大都曾设立过天主教堂，并开展了“咏唱”活动；中统年间（1260-1263）还有被称为“兴隆笙”的古制管风琴传入宫廷。明代万历年间（约1601年左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向宫廷进献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击弦古钢琴，并在中国著有《西琴曲意》一卷，译述了他带来的西洋歌曲的歌词。入清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日益增多，据法国传教士白晋所作的《康熙帝传》中记述康熙“尤其高度评价欧洲的音乐，喜欢它的乐理、方法和乐器”（《清史资料》（1）中华书局1980年版），请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和意大利传教士德礼格传述五线谱和音阶唱名等，并载入1713年成书的《律吕正义》续编中；同时还制作了西洋乐器，康熙用它们还学习演奏了一些乐曲。然而总的来说，西方音乐在古代的传入既不广泛，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随着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教会音乐也被相当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来，当时出版的圣咏乐谱达数千余种，由于教会的音乐活动“非徒欢欣鼓舞之谓”，而“正欲感化人心而乐颂扬上帝也”（李提摩太《小诗谱》序），所以这些圣咏除从原文翻译并袭用原有曲调，并采用中西乐理对照以便中国人接受外，还有部分以中国传统曲调填配圣诗歌词的，为了传教和进行教会音乐活动的需要，教会在其创办的一些学校中开设了传授西洋音乐的课程，有的还有学习钢琴、风琴等乐器的“琴科”。客观上传播了一些西洋音乐知识，并造就了一些掌握西洋音乐知识及演奏技能的人才。
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后，一些洋务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交往时，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西方音乐，他们中间有些人还送子女在国外学习了音乐舞蹈。在洋务派创设的翻译西书的机构中，偶尔也译印过介绍西方音乐的书。1989年左右，袁世凯统领的“新军”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曾派人去德学习音乐，并创建了有二十余人组成的、中国最早的铜管乐队。
但无论是教会音乐，还是洋务运动后的西乐东组，包括当时偶有西方音乐家来中国举行音乐会，1881年西方人在上海还组成了用于仪仗的铜管乐队（之后又扩大成工部局交响乐队），由于中西方音乐审美情趣等观念的差异，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仍然没对中国的音乐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西方音乐真正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催发了中国产生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兴音乐文化，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兴起之后。
二、学堂乐歌的萌生与兴起
学堂乐歌活动萌发于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国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维新变法，主张效法日本，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提出“清废八股”、“令乡皆立小学”，康有为还介绍了德国“举国之民，七岁以上必入（学校）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倡以“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由于维新变法不久就失败，这种主张未能全面实现。但在当时先后开设的南洋公学、西江师范、中西女塾等新式学堂中，已延请日本教习，在图画工艺课或体操课中附设了音乐唱歌，被称之为“乐歌”，学堂乐歌由此萌生，而“乐歌”也在此后成为对新歌曲的统称。
戊戍政变后，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去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方面卓有成效的经验。鉴于日本学校中唱歌活动普遍开展，并在学校教育、政治宣传和人民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使用，他们认识到：“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种，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梁启超还对“唱歌”的歌词与曲调提出了较为切合中国实情的具体要求。其中一部分人由此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落后状况提出批判，如1903年《浙江潮》上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就指出：中国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也”，“无进取精神而流于卑靡”，因而“古乐今乐二者皆无所取”；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输入西洋音乐以替代中国音乐；并建议“设立音乐学校”，“以音乐为普通教育之一科目”，“立公众音乐会”，“实行家庭音乐教育”等，反映了当时革新派批判封建文化而不免失之偏颇的激进精神。
由于上述主张的倡导，并在日本有机会学得较为完备的西洋音乐知识，于是一些留日学生中组织了音乐社团，进行乐歌学习和演唱活动，并有人到日本专习西洋音乐和艺术，开始作歌创作。如1900年起，先后到日本学习的萧友梅、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都成为乐歌活动及后来开创中国专业音乐事业的代表人物。
1903年起，由于清王朝为挽救颓势设置新学堂日渐增多，并普遍开设“乐歌课”；而1905年为取缔中国留学生在日革命活动，日本政府强令大批留学生回国，这些留学生又多从事学校教育，在一大批新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下，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几乎都开设了乐歌课，学校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高潮。辛亥革命成功后，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命令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在新颁布的教育宗旨中规定乐歌为学校教育必修课程，更对乐歌活动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出现了乐歌书大量印行，乐歌广为传唱的盛况。
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
在学堂乐歌的发展中卓有贡献的是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
沈心工（1870-1947）自1901年起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执教二十七年。他于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期间。受日本学校普及乐歌的启发，在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制作，并创作了第一首乐歌《兵操》。1903年回国后竭力提倡乐歌活动，他不仅在本校及务本女塾、龙门师范、沪学会等处教授、推广乐歌，并偕同务本女塾创办人吴畹九在1904年主办“乐歌讲习会”，教授乐歌制作方法，对乐歌活动在各地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共三集，1904-1907）、《重编学校唱歌集》（共六集，1912）、《民歌唱歌集》（共四集，1913）和《心工唱歌集》（1936）等。由于沈心工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对儿童的心理特点有较深的观察和了解，所以善于通过儿童所熟悉的事物，向他们灌输爱国、民主、文明、科学等进步思想。他所编的歌词浅而不俗，形象生动，所选曲调适合儿童的特点，词曲结合贴切，易于上口，因此他的乐歌如《兵操》、《赛船》、《竹马》、《铁匠》等，在当时的中小学生中十分流行。沈心工也有自创曲调的乐歌，其中以《黄河》影响较大。黄自在《心工唱歌集》序中曾评价道：“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见。”
李叔同（1880-1942）是一位艺术大师，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诗词及戏曲、戏剧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1905年至1910年曾在日本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洋绘画，并辅攻音乐。1906年在日本独自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并刊载了他绘制的“乐圣比独芬像”和撰写的《乐圣比独芬传》。归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美术、音乐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优秀人才。1918年出家为僧，号弘一，法名演音。李叔同编有《国学唱歌集》（1906），1990年出版的《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收有他编写的共76首乐歌。他的乐歌大部分为咏物写景的抒情歌曲，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所以他所作的乐歌，文辞秀丽，富于诗情画意，意境深远，韵味醇厚，歌唱起来流畅自如，词曲结合几乎不露填配的痕迹，其中像《送别》、《忆儿时》、《梦》、《春景》、《西湖》等，至今为我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界所喜爱和传唱的作品。他的少数创作歌曲，如《春游》（三部合唱）等，也因具有优美清新的意韵而广为流传。
乐歌活动中在音乐理论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曾志忞（1879-1929）。他的《音乐教育论》是早期较有深度的探讨如何发展中国音乐教育的论文，并在《醒狮》杂志第一至三期（1905、10-1906、4）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介绍西洋和声知识的《和声略意》。并与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合作，于1907年创办上海贫儿院音乐部与管弦乐队。1914年出版了由高寿田译述，曾志忞校订的《和声学》，被教育部审定为师范学校中学教科书，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和声教科书。
四、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
这一时期的学堂乐歌，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新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改良国家、实现民主共和的主张，以及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学堂乐歌的曲调，大都采用当时日本歌曲曲调、或当时流行于日本的外国民歌及名作中的曲调进行填词的方法，也有用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这种用现成曲调填上新词的形式在当时称为“作歌”。为数极少的乐歌自创曲调，虽还在摹仿日本和欧美歌曲的初级阶段，但作为我国最早的新歌曲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于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就被袁世凯篡夺。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后，即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废止乐歌课，学堂乐歌活动因此逐渐衰落下去了。但学堂乐歌活动作为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它以新的音乐唱歌形式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鼓吹宣传；它在一部分新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了初步的西洋音乐知识；它所推广的集体歌咏形式在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中扎下了根，并在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期的音乐创作虽还属尝试阶段，但它是中国新兴音乐文化的萌芽，它在文化传播学上的意义，则使西方音乐文化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驻足了下来。
▎夏野,四川广安人,1924年生,上海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毕业,师从沈知白先生。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研组副组长、音乐学系副主任、中国律学学会副会长、东方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音乐大系》主编等。1987年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其“为文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荣誉证书;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等。重要著作有《戏曲音乐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主要论文有《南宋作曲家姜夔及其作品》、《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古代犯调理论及其实践》、《关于“瑟调”的调式及陈仲儒“奏议”的校勘问题》、《燕乐音阶与“八音之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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