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乡
作者：万志勇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长江，在流经了青藏川渝之后，经三峡，到葛洲坝，就进入了湖北。顺流而下，从枝城至城陵矶河段，习惯上称为荆江。荆江蜿蜒曲折，有着“九曲回肠”的别称。桀骜不驯的江水在荆江河道里东奔西突，不断将陡峭河岸的泥土冲刷下来，流到对岸堆积成河滩；若干年后，又将河滩冲成陡峭的江岸，在对岸再形成河滩。循环往复，沧海桑田。这大概就是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由来吧？这样形成的河滩，当地人都把它叫做“洲”。在荆江两岸，就有不少这样的“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洲”，可不是一片小河滩，它常常是广袤无边的平原。我15岁在广兴洲区高中毕业，回乡种了一年田，外出谋生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洲”。这个洲上接监利县城，下到岳阳城陵矶对岸，是个南北距离200多公里，东西距离30多公里的不规则的长方形平原。
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许多同学都能去当民办老师，或者去村上乡上做点闲差，而我却不能，只能在泥里水里修补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去世后，我家的境况越发艰难，我柔嫩的身板实在经不起繁重的农活，很想改变一下难熬的处境。一天，一位从河那边（当时习惯将长江东岸的湖北称为“河那边”）来我们生产队换稻谷种的老农带给我一个信息：他们大队小学有位民办老师，因为他弟弟偷了生产队的耕牛逃跑了，于是把哥哥抓去了学习班，学校要人代课。我立马跟着他去了那个学校。校长姓柴，是位复员军人。他告诉我，学校正缺人手。他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听说我是高中毕业生，很爽快就答应了。他说，他们大队只有三个在读的高中生，毕业的一个都没有。
回到家里，首先担心的是妈妈。妈妈说，那个地方太穷，来我们这里要饭的，好多都是那里人。特别是逢年过节，大人小孩成群结队出去要饭。我在兄弟中是老大，做外面的农活多，家务事主要是妈妈和二弟包了，不会做饭洗衣，妈妈还担心我的生活自理。同学们听说了，也都来劝我，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何必自寻苦吃？我坚定地表示：一定要离开！
1975年4月3日，妈妈早早地为我准备了早饭，爷爷和四个弟弟也都陪我吃饭，为我送行。妈妈头天晚上就已为我把行装准备妥当：两床棉絮打成一个包，一口木箱装着书和换洗衣服，一个煤油炉（爸爸自制的），一个铝饭盒。吃完早饭，我挑起一担行李上路了。走出好远，妈妈还在那里抹眼泪，全家人都站在门口朝我挥手。不是不爱家乡，不是不爱亲人，我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对于未卜的前程我很迷茫，但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离开。挑着一担行李，坐着小木船渡过长江，行走50多里田间小路，便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和我老家丘陵地区的村庄不同，为了防洪，这里的村庄都建在大堤上，形成一条条的“岭”。所以有“岭”字的地名就比较多，我去的这个大队叫“石岭”。这里田土广阔，土地肥沃，但因靠近长江，经常溃垸，水患无穷。小时候听说过这样的民谣：“洪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倘若一年收，狗也不吃糯米粥”。尽管不是说的石岭，也很适合那里实情。知道了这些，就对出门乞讨之众不足为怪了。
这所大队小学，说是学校，其实就只是一栋红瓦房，座东朝西，从南第一到第四间是教室，第五间也就是北面第一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门口吊着一块生铁，上课下课靠敲它提醒。教室门多数是坏的，窗户没有玻璃。有几个窗户上飘着农用薄膜，估计是冬天挡风用过的。教室西面是操场，操场周边是杨树。学校北面是一条水渠，通过一座小拱桥过了水渠就是大队部。
学校有四位教师，除了去学习班的张老师，校长一一给我作了介绍。学校有1—6年级，四个班，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是复式班。因为张老师是带毕业班的，还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于是我接了他的班。
柴校长为我在大队部礼堂后面找了个住处。那时群众大会多，大队一般都有大礼堂。大队在大礼堂的后面用土砖砌出一截，然后用芦苇竿夹成壁子，从中一隔，就变成了两间卧室，我住一间，还有一间给了武汉女知青、赤脚医生小骆。那芦苇墙很松散，隔不了声音，也挡不了视线。小骆在房间的一声一响我都能听见，一举一动我都可以感知。只要扒开芦苇，腿脚一抬，进入她的房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天清晨，我被哭声闹醒，打开房门，门口停着一具尸体，一个妇女扑在尸体上啜泣，几个人在小声劝慰。很快，尸体被抬走，有人告诉我，死者就是张老师。昨晚大雨，趁看守不注意，张老师逃出来，在大队部后面的牛栏里上吊了。家人也没有任何话说，因为结论肯定是畏罪自杀。
张老师一死，骆医生赶紧搬到知青点去住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个大队部。我本来胆子就小，尤其是晚上，我把门拴好后，再用一根木头顶住，通宵亮灯而且用被子蒙头，缩着一团，整晚整晚的睡不着，那躺在草席上湿漉漉的僵硬尸体总在我的眼前浮现。经历了几个晚上的通宵失眠，面色很难看，被柴校长发现了，便带我到他家去住。后来在学校办公室为我隔出一角来，给我开了个铺。张老师的死，让我得到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岗位。我正式成为了石岭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成为了石岭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慢慢地适应着，开始形成规律。白天上课，放学捡柴，晚上备课，日教小鬼，夜守孤灯。煮饭的米是不能得到保证的，没米下锅的时候，晚上就免不了做点捉青蛙、打狗子的勾当。由于没有食物，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也冒着危险去割过生产队的油菜。尽管突破了我的道德底线，但我还是不忍心用“偷”字。因为这事，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原来道德准则的维护也是需要物质保证的。
我是生活的低能儿，老是煮不熟饭。珍贵的大米老被我弄得夹生夹熟，但是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付出的代价就是长期拉稀。我不是刻意否认自己的无能，炊具不良也可能是煮饭不熟的客观原因。我做饭的程序并不复杂，就是在两块红砖上面架个铝质饭盒，饭盒两层，下层煮饭，上层热菜，每次弄得灰头土脸，也做不熟那个大米饭。因为只有饭盒没有锅，没有油，也没有用得着炒的菜。所谓的下饭菜都是从家里带的干菜或者腌制的坛子菜。没有菜的时候就是酱油拌饭了。后来为煤油炉配了个小锅，才有了炒菜的经历。在没有米的日子里，头天晚上弄到什么，第二天整天就吃什么。有时候吃一整天青蛙，有时候是狗肉，有时候是人家菜园的蔬菜，有时是野菜。有一段时间光吃那水煮的野生辣菜，加上坛子菜红辣椒，肠胃就提出抗议了。最怕的是大便不能顺畅地出来，把全身力气使在上面，最后往往是在茅坑里蹲到腿脚麻木，才出来一点带血的黑坨坨，和羊们的差不多。大队书记很关心我，安排我到四队去吃派饭，每天到一户，轮着吃。因为庄户人家的用餐时间并无规律，而且很多家庭每日只有两顿，与学校作息无法合拍，轮了一轮，最终只能作罢。吃派饭使我知道了洲上人生活的清苦和辛劳，和我们老家是不能比的。吃派饭让我跟乡亲们有了更多的接触，获取了非常多的同情和关爱，我开始敬重他们。
那段时间我病得好多，最怕的是打摆子（疟疾）。这种病现在很难见到了。打摆子很有规律，先是冷得出奇，面色发乌，全身振颤，牙齿扣响，盖几床棉被也无济于事。然后就是发热，高烧不退，大汗淋漓，衣服被褥全被汗水湿透。赤脚医生也来看，药也吃，但不闹腾个五到七天是止不住的。一场摆子下来，就会又黑又瘦，精神萎靡。看到那个模样，立马使你联想到非洲的灾民。每次打摆子时妈妈都要来看我，妈妈每次来看我时都哭着要我回去，但是我每次都没有听妈妈的。我认为我是坚强，并不是固执。
慢慢地和石岭的人们熟悉起来，好多人都来关心我。四队的好多大爷大妈不叫我老师，都叫我“儿”，我倍感亲切。给我送饭送菜的人多起来，是家长的就叫儿子姑娘顺便带到学校交给我。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用炉子煮饭烧菜，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那时买煤油是要凭票的，那点煤油显然不够用。一天晚上，一位的龙姓大哥拎来一大桶柴油给我烧饭，我便不再在放学后出去捡柴。柴油快用完的时候，他又来了，没有话，到我那里提起油桶，消失到黑夜里。半个时辰，又拎来一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油竟然是他在生产队架在港汊上的抽水机里偷放的！生产队的东西是偷不得的啊！我不由得想起了放在我门前的那具尸体，真的后怕！我和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为我冒这个风险？
我没有为石岭做什么，也没有能力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关心我，是出于他们对弱者本能的同情，是道义对一个羸弱生命的拯救。我相信，换了任何一个人，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那里活不下去，后来也走不出来。
我只想把书教好，但没有人告诉我教书的方法。我常常回忆我的老师教我的情境，有时还去听其他老师的课。为稳妥起见，我以串讲为主，生怕漏掉一个知识点。只是当时还不会说“知识点”，生字新词总是要一个一个消灭的。那时也没有统考，没有升学率的指标，只有公社教育组的教学检查，而这种检查形式主义的因素比较多。我无从知道我的教学效果，总是很茫然。民办教师的待遇是工分，生产队年终决算之后，我一年工分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80元左右，而且没有用货币形式兑现，有一年分的是一堆青砖。
1976年12月，大队分了一个“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指标，知青们都不愿意去，干部子弟也不肯去。大队一位领导说，给那个老师伢子吧，不把他拖死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很快办好了手续。
听到我要离开的消息，好多家长到学校来了，给我送来了鸡蛋、糯米、芝麻，大队干部和学校同事们给我送了脸盆、口杯、毛巾，用箩筐装了整整两担。学校安排了一位和我同年的学生送我回家。离开学校的时候，学生们都走出教室为我送行，学校同事和大一点的学生陪着我走，不知不觉走出20多里，一直送到了长江岸边。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上午，全校都没有上成课。我和同年学生挑着两担礼物坐上渡船，到了对岸，远远地望见为我送行的人还站在江边。我隔着长江向他们挥手，两眼含满了感激的泪水……
前年，侄儿为我开车，专程去了一趟石岭，没有碰见一位认识的人。在一场大水之后，境外一家慈善机构为他们建了一条新岭，家家户户红瓦白墙，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堤上，但是都空空荡荡，一问，才知道都外出打工去了。专门打听四队的龙姓大哥，也没有结果，不禁添了许多惆怅。
监利县编了本《天南地北监利人》，将我的名字也收录进去了。监利在岳阳的同乡会活动，也没有忘记通知我，着实让我感动！我想，监利如果把我作为老乡，我应该是石岭人，石岭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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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征稿说明 《潇湘原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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