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步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正是四月末梢，江南进入雨季。几天前就约好了，去东洞庭湖畔的古城华容，寻访范蠡遗迹。清早出门时，天空却下起了密密的雨丝。雨这么大，是不是改期呢？犹豫了一下，还是下定决心出发了。
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当然他也有绯闻……此中头绪纷繁，还是先说范蠡的墓。
从网上搜索，范蠡的墓并不止一处。山东定陶、肥城、安徽涡阳、河南内乡、湖北石首，都有范蠡墓，都是被当地确认了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不是历史学家，说不清那一座才是真的。至于华容的范蠡墓，最早见于西晋（约233年前后）政治家、文学家张华《史记集解》，曰：“陶朱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典籍还有明确记载：碑是永嘉二年立，也就是公元308年设立的。到了北魏晚期（约534年），地理学家郦道元著《水经注》，云：“夏水历范西戎墓南。”夏水即华容河。西戎，是一个职衔，有人说这就是指范蠡，也有人说不是。学界为此争论不休。但由于“张华说”最早见之于史籍，尽管许多地方都有范蠡墓，但《华容县志》《岳州府志》《湖南省志·文物志》等多种文献，都不怀疑华容县护城乡田家湖边的范蠡墓，掩埋的就是范蠡老夫子的骨殖！可惜的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范蠡墓遭到破坏，墓庐被毁，先垦为田，后辟为街。等到人们回过神来，那地方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了。正当大家尴尬万分面面相觑的时候，有主事者脑中灵光一闪，将计就计将那条街命名为“范蠡路”，马路对过的一条小巷叫“范蠡巷”，护城河上的桥叫“范蠡桥”。并且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方，竖起一座汉白玉范蠡雕像，请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撰写范蠡传。于是就有了两千多年后，一名凡夫俗子与范蠡的邂逅。
二
范蠡巷在县城靠西，是一条宁静的小巷。大约五六米宽，家家明窗净几，有的窗台上摆着盆花。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雨水冲洗过的水泥路面，自然是特别的洁净。四周安静祥和。有的门虚掩，有的门敞开着。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也从容不迫，表明居住在小巷里的人们，充实，安逸，日子过得甚是可心！
那么，这里是否范蠡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呢？我向一位路人打听。他摇头，说，不清楚。是的，这太遥远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曾经的越国大夫，他到华容来，有人说与他的那则绯闻有关。这种说法显然十分肤浅。关于他的行踪，可以另行研究。我要说的是，一座湖滨小城，对一位古代官员竟是如此虔诚，这涉及到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 一是看的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更主要的还是看他的德行。在司马迁的笔下，作为政治家，范蠡对越国的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对金钱的淡泊，对贫弱的关怀，表明他有很高的德行。景仰德行高尚的人，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德行么？
范蠡生活在一个群雄割据的年代，大国争夺霸主，小国混战不休。这时，越王勾践首先挑事，攻打吴国。不料吴王奋起反击，在会稽山把越王打得落花流水。眼看越国即将灭亡，越王本人都性命难保，是范蠡及时给勾践出主意，叫他放下身段，向吴国投降。先图生存而后图发展，并为勾践制定“卧薪尝胆”的基本国策，同时还随同越王一起，到吴国去当人质。在那里，受尽了各种苦难和羞辱。前些年一部电视剧，演绎了包括吴王病了，为了查出病因，勾践为夫差尝粪便那样的情节。忍辱负重使勾践摆脱了困境，最终越国获得了胜利。不仅把失去的国土收回了，还彻底消灭了吴国。其中的艰苦卓绝，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也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其间，范蠡付出的不仅仅是智慧，还有他对越王的忠心，以及他经受的苦难。这些细节，太史公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详尽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范蠡的人格得到了升华。
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范蠡却打算急流勇退。不仅自己提出辞职，还串联曾一起协助勾践复国、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文种，一起离开。文种不解其意，不干。范蠡半夜里偷偷地走了，后来又托人给文种送去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告诉他，越王这种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你为什么不走呢？文种不相信，不久，文种果然被越王逼得自杀了！
有关范蠡的绯闻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据《吴越春秋》记载，公元前491年，越王勾践和范蠡，结束了在吴国三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越国。为了复兴，范蠡和文种向越王提出了“兴越抑吴”的九条建议，其中一条是“美女计”。越王便指派范蠡去办。在一个叫苎萝山的地方，觅到一位樵夫的女儿，姓施，家住在山下的西村，因此叫西施。西施的漂亮，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惊为天人！《东周列国志》的叙说更为详尽：范蠡将西施带回京城时，沿途人山人海，为的是一睹美人的风采。范蠡灵机一动，乃把她安置在别馆，宣布：“欲见美人者，先输金钱一文。”购票入场。就像后世的一些明星参加“捞金活动”而“闪亮登场”。据说范蠡把寻访西施所花去的费用，全都赚回来了！……当然，这些都是见之于野史，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中，却找不出任何依据。
由于有这样一件事在先，到了范蠡弃官下海，不辞而别的时候，就有蜚言流传，说他半夜离开越王的王宫，趁着夜色遁入五湖，就悄悄带走了已经从吴王夫差那里解救回越国的西施。其实，这很可能是越国朝廷放出来的烟幕弹。试想，一位国相级的人物，有官不做，偷偷地离开了，朝廷是何等的难堪。为了降低其政治冲击波，就移花接木，说他携美人西施私奔。
这一着果然灵验。霎时间，整个舆论都聚焦于范蠡的桃色新闻，并且绘声绘色：越国的大官，与一个大美人，半夜里驾一条小船私奔，泛舟于五湖之上。晚上，他们以万顷碧波为床，以明月轻纱为帐，拥得美人共度良宵，那是何等的消魂，范蠡又是何等的幸福！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孔夫子说的话。范蠡为什么不可以呢？名人只要沾上了绯闻，事情就很难逆转了。后世的诗人作家，自然更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题材。 炒得最热闹的是唐代——
罗隐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怨谁？（《西施》）”
皮日休也有诗：“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馆娃宫怀古》）”
崔道融则是同情：“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西施滩》）”
……
这些诗作，或同情西施，或谴责越王。但都一致认为基本事实的存在。到了当代，由于影视家的介入。西施以其性感妖艳，用色相作糖衣炮弹，腐蚀了吴王夫差，协助越王勾践消灭了吴国，然后又与范蠡隐居江湖，过着快乐的生活。西施找到了真爱，范蠡也成了一个古代大情种！那些热衷于猎艳风流的写家们，捡得了一个香饽饽，岂可轻易放手？因写这段艳史博得了大名、赚得盆满钵满的大有人在。可怜的是二位当事人，范蠡与西施，却无端地经受了一场语言沙尘暴的肆虐！
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这样看。左丘明著《国语·越语》，司马迁著《史记》，都写到了范蠡，对西施之事，都不置一词。沉默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尤其是左丘明，与范蠡是同时代人。左氏双目失明而撰《国语》，司马迁受腐刑而作《史记》，他们没有必要故意为某人捧场，也毋须为别人掩盖什么，秉笔直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当然，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三回，虽然描写了选美西施、将其送到吴国，腐化了吴王，等等。至于范蠡携西施私奔，他明确地指出，这是“讹传”。冯先生是小说家，写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赵太守千里送京娘》等经典作品，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涉及到基本史实，也是不敢空穴来风的。到了近代，所谓西施去吴国腐蚀吴王夫差，鲁迅先生认为根本不是事实，并且严肃地指出，什么“西施沼吴”，他“一向不相信”（《且介亭杂文》）。既是这样，也就不存在西施被从吴国解救回越国，然后与范蠡私奔的事了！
三
范蠡的塑像，竖立在县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四周高楼林立，车流滚滚。店铺琳琅满目，物流集散；商客穿梭，市声鼎沸。我在淅淅细雨中仔细端详了塑像。雨中的范蠡，既不像合纵连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像金戈铁马、身披征尘硝烟的军事家，而是一位诚恳和善，又透着精明，或许还有一点点狡黠的商人、实业家的形象。
在商业步行街为范蠡塑像，是华容人的聪明，抑或是一种无奈。
范蠡半夜里离开越王，带着家小，来到了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靠海的地方。他担心越王勾践派人来寻他，改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落户，在那里奋力耕作。他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很快就成为当地的种养大户。只几年时间，就积累了家财数十万。当地人见他精明能干，气势不凡，有人便推举他去当齐国的卿相。这时的范蠡，或许是已经尝到了兴办实业的甜头，也可能是对政治的厌倦。总之，他坚辞了。为了摆脱干扰，他将在齐国所赚来的钱，除给自己留少量作费用外，其余全部分给当地民众。然后，又是在半夜里，悄悄地离开齐国，来到山东西南部鲁国的定陶。这时，他又一次改名，自称“姓朱”，人称“朱公”。他在定陶观察调研，觉得这地方是天下的中心，是交易买卖的通路，于是在这里治产谋生，从事商业经营。经过一段摸索，他悟出一个道理：商品的买取与脱手，都要等待时机。所有商品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润， 不要追求暴利。薄利多销，资金周转迅即，自然就获利丰厚。他还规范了商业经营法则：“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宝。”意思是说，当商品涨价到极限时，商家要像对待粪土一样，把积存的商品赶快脱手；当货物跌价触底时，要像珠宝一样迅速组织收购……范蠡的发现，表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市场供与求的关系，都有其复杂的经济规律，而范蠡，可能是这一规律的最初发现者和创始人！
只几年时间，范蠡又积累了上亿元财产。天下都知道定陶的“朱公”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充分肯定了陶朱公的商业才华与商业理论。有了这么一个前提，在华容县城，把我国“古代商圣”范蠡的塑像，竖在一条商业繁荣的街道上，既是名至实归，也是城市建设的神来之笔。这或许是范蠡智慧的承传吧！
还有更让人钦佩的，范蠡离开越国的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大量财富，他有两次将财富施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兄弟。他把创造财富当作人生的乐趣，而绝不做占有财富的“守财奴”，及时回赠社会，司马迁称赞他是“富好行其德”的典范。
当然，范蠡的政治功绩在越国，商业成就在齐鲁。华容属楚地，为他立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细细一想，其实不然。为先贤立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被立像者，通常更注重他的人格，而不太拘泥于他的政治背景。比如关云长，他是“桃园结义”的核心人物，就因为他的千秋忠义，于是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和庙宇。而岳飞，虽是河南汤阴县人，因为他忠贞报国反而受人诬陷，他的塑像全国各地都有。安息在华容的范蠡，为政忠心耿耿，为商诚实经营，两者都为后世留下了理论建树，至今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此地难道不应该有一座雕像么？
四
华容县城有一条护城河穿城而过，河上的范蠡桥，显然是近些年新修的。我没有向主人打听，为何命名为范蠡桥。据说护城河东岸是县城的老城区，西岸是新城。新城现在当然也是一片繁华的街区了，这无疑是城市化建设的硕果。这就是说，西岸那一片广袤的地方，从前很可能是湖，或者是湖洲旷野。旷野上长着芦苇，有水鸟筑窠，有野鸭栖居。湖洲上必定还有一条泥沙道路通向远方。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捕捉到一个细节，当年，一连多日，范蠡就是站在这大路边头，引颈眺望，焦急地等待。那会儿，他正经受着锥心裂肺的人生痛苦。
现在，该说说范蠡为什么要到洞庭湖滨的小城华容来了。大家已经知道，先前有人说范蠡带着西施私奔此地是讹传，那是越国朝廷放出的烟幕弹，加之后来又有人故意炒作。其实，范蠡来这里，只有一个可能，为儿子而来。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死罪，很快就将执行。能刀下留人的，只能是楚王。而楚王，那会儿正在华容。
楚王与华容的关系紧密。
华容的状元街南岗岭，那时有一座豪华的宫殿，叫“章华台”。《史记·楚世家》记载：“灵王七年（前534），章华台建成。”当然，章华台到底在何处，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潜江、荆州、监利……都有章华台。而华容的依据，最早见于西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杜预的《左传注》：“南郡华容县，（章华）台在城内。”
我们去的那天，雨一直下着，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华容县博物馆长、一位女历史学者为了满足客人的好奇，冒雨向导，领着大家来到城郊约三华里的地方，登上一个凸突于田野的土台。土台呈长方形，子午向，方方正正，边线分明，台体规整，占地约三万平方米。这就是县志上的“隆然一峰”的章华台遗址，当地人祖祖辈辈称为“楚王台”。土台上现在种有旱粮作物，四周也是农田。尽管如此，站在那里，你能感觉到宇宙的浩渺，历史的凛然，和当年的恢弘气势。这时，你会思接千载，典籍、现场与民间传闻互相印证，认定杜预之说绝对的可信度。
楚国的都城郢都，就是后来的江陵，与华容虽然隔着长江，但这一江段水流平缓，两岸来往频繁。加上华容物产丰富，林木茂密，风景优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楚王在郢都（江陵）的王宫里，处理国务军机，整日劳形苦心，如果想出去休闲一下，河对岸的华容必定是首选之地。再说，楚灵王还有两大著名嗜好：一是喜欢“细腰”美女，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魔鬼身材”。静如玉树临风，动则婀娜多姿。李商隐有诗讽喻：“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而华容，得湖光山色的滋润，湖乡稻米的长养，女人水灵漂亮，个个赛似人间仙姝，楚王焉能不常来这里视察？！二是楚王喜欢狩猎，湖洲上野鸭翔集，芦苇荡里糜鹿成群，是一处天然猎场。这些，都是楚灵王可能把行宫建立在这里的原因。行宫在此，历代楚王当然就常来常往了。
为救儿子，范蠡就寻到华容来了。
范蠡毫无疑义是一位成功人士。为官，他协助勾践复兴越国，功劳卓著；为商，赚得了无数的金钱，“陶朱公”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应当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范蠡的幸福人生，被他不争气的儿子彻底给断送了！印证了两千多年后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虽然老实本分，但小心眼，小家子气，根本不能有大作为。小儿子则整日豪车美马，招摇过市，花花公子一个。最糟心的是老二，放荡不羁，且性格顽劣，简直无可救药。前不久，他在楚国与人斗殴，闹出了人命。杀人偿命，自古皆然。现在被关到楚国的死牢里，等待择日问斩。作为父亲，范蠡怎么不着急，怎能不使出浑身解数，救儿子一命呢？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而天底下的父亲，又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所谓“望子成龙”，比自己对功名的念切，还要加上许多倍。范蠡在越国，做过大将军，官居国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当越王的半个家。依照某些人的想法，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把儿子的事情安排好，岂不是易如反掌！这种事例并不鲜见。比如，某上将军，明明知道儿子不成器，把他放到一个部队，假模假样故作威严，交代那里的主官：“请你给我严加管教。该罚就罚，不要有任何顾虑！”哎哟我的亲爹，人家哪敢罚他，恨不能把小哥儿当“爷”供起来。到时候，照样给提干提级。这时上将军又将儿子调动一下，过些日子再动一下。倏忽之间，鸭子变鸡，年纪轻轻又毫无建树的小哥儿就成了少将军；还有的省部级，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政治资源，也是将儿子或女婿，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先在大机关谋一个小级别，然后再到下边挂职。中国这么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停地挪。眼花缭乱间，突然成了某地的市长、书记。再不济事的，也闹个县长局长干干。这等好事，平头百姓能行吗？这分明是把国家之公器，当作自家菜园里的嫩黄瓜，想要时，随手就摘一条。范蠡其所以值得敬重，他知道儿子的底子，没有利用职权为儿子谋得一官半职。范蠡后来发了财，可谓家财万贯，也没有划出一块来，给儿子们安排个“董事”、“总助”什么的。民谚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范蠡精明过人，他不相信什么“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也不认同儿子能复制父亲的人生。因为儿子没有父辈“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人生体验，更没有孟子“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意志磨练，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人，生命品格，灵魂温度，对世界的感触，与父辈完全不是一回事。既是这样，怎么能将父辈的职位转让给儿子呢？即便是给他戴一个少将军的肩章，也许一不小心就跌进了臭泥坑；弄一个市长、县长给他当了，他也可能把装满鸡蛋的竹篮子掉到地下，打个稀巴烂！曹雪芹著《红楼梦》，借跛足道人的口唱《好了歌》：“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曹氏在写作这部皇皇大著时，很可能研究过范蠡的家庭变故。
当然，子不教，父之过。三个儿子弄成这个样子，范蠡是有责任的。那就是他用全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陶醉于自己每一次取得的胜利，却完全忽略了儿子的成长。而父亲的巨大成就，又可能给儿子们巨大的失败感和失落感。作为父亲，范蠡忽视或者损害了家庭的人文建立。现在，他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
范蠡于是拿出第三次赚来的二万四千两黄金，决定派小儿子去楚国，找一位庄先生。他给庄先生写信。说：“杀人抵命，这是常理。但我听说，家有千金的孩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中处决。”表面上，范蠡是请求他的儿子死得体面一些，内心里，当然是请求免儿子一死。他相信庄先生有这个能力。这时，他的大儿子却要求去楚国救弟弟，说这是他作为长兄的责任。范蠡夫人也为大儿子求情。范蠡只好答应。大儿子于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楚国，把信和黄金交给了庄先生。庄先生没有推辞，只是交代范家老大：“你不要在这里逗留，赶快回去。日后即便是你的弟弟放出来了，你也不要问为什么！”
下面的情节，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摘录下来的：庄先生是个大贤人，也是大学问家，很受楚王的尊重。他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见到了楚王。闲聊时，庄先生对楚王说，最近，他发现有一个星宿出现在某个位置，可能会给楚国带来灾害。楚王一听急了，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吗？”庄先生说：“大王施德可以除灾。”楚王于是决定在全国实行大赦。
庄先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范家老二给救下来了。问题是范家大儿子并没有听从庄先生的嘱咐，离开楚国。当他听说楚王要实行大赦，这就是说，他的弟弟有救了。既是这样，又何必白白送掉那二万四千两黄金呢？他装模作样地去向庄先生告辞。庄先生何等精明，一眼就看穿了范家老大的小心眼。其实，庄先生并没有打算收受那些黄金，原想等楚王大赦，范家老二出狱后，庄先生将黄金和人，一并送到范蠡府上。同时，他还想以老友的身份，向范蠡进诤言：一定要把儿子管教好。这会，他冷冷地对范家老大说：喏，那些黄金丢放在柴草房里，你取回去吧！
庄先生被一个毛头小子玩弄，十分生气。他随即又去见楚王，说：“我外出时，路人都说，定陶有人在楚国犯了法，他家用许多黄金贿赂大王的左右，大王就发布了大赦令。”楚王大怒，说：“岂能有这种事！”于是命令先处决了范蠡的儿子，然后再发布大赦令！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范家大儿子仍旧用那辆牛车，装着二万四千两黄金，还有他弟弟老二的尸体，回到家里。一家人号啕大哭，唯独范蠡十分平静。他说：如果让老三去，老二或许有救。因为老三一向花天酒地，不知道钱是怎么攒聚起来的，不会吝惜那些黄金。大儿子少年时，跟着我经历了许多艰难，把钱看得重，舍不得那二万多两黄金，所以，他的弟弟必死无疑。其实，这些天我在大路旁眺望，就是在等候老二的丧车归来！
儿子的尸体与那一堆灿灿黄金摆在一起，尽管相隔了两千多年，我们仍旧能感受到范蠡作为父亲，他心境的悲凉与无助。对于金钱，那会儿他一定是大彻大悟了：人不成器，纵然是挣了一座金山一座银山，又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果儿孙有出息，干嘛要将万贯家财搂着，抠着，藏着，掖着，而不及时回赠社会呢？
司马迁著《史记》，凡“王侯诸国之事”，体例为“世家”。写《越王勾践世家》，其本意是为勾践立传，其中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一位大臣的家庭悲剧，这是特别具有深意的。在内心里，太史公十分同情范蠡，但他不能不提醒世人：范蠡是越国大夫，他的儿子是“官二代”；下海后，他成了家财万贯的富豪，他的儿子成了“富二代”。作为父亲，范蠡却不幸而成为一位失败者。《史记》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流水账，而是“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殷鉴不远，后世汲取其中的智慧，于是有了许多教子典故。比如：三百多年后，赵惠王去世，由太后掌实权，却不愿让幼子为国家出力，左师触詟对太后说：您的儿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日后您去世了，您儿子将如何在赵国立足呢？后来，又有诸葛亮著《诫子书》，更注重对儿子品格的塑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当然，对于我们，范蠡确实相当遥远了。关于他的墓址，以及楚王的章华台，还存在多个争议。但儿子犯罪，范蠡有求于楚王，楚王常住章华台，这些都是典籍上有记载的。这几件事互相印证，证实了范蠡与楚王之间的相互关联。恰恰在华容，既有疑似的章华台遗址，又有范蠡的墓冢。如此说来，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范蠡并不是浮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为官，他忠心耿耿，有担当，有创见，有功劳。取得巨大胜利后，又急流勇退，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下海经商，他改名换姓，远离曾经任职的越国，远去齐国，诚实经营，勤劳致富。对待家庭变故，也冷静豁达，坦然面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受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死板一块，社会阶层之间垂直流动难之又难。“世卿世禄”，理所当然。大家维护他的墓葬，损坏了，及时加以补救；民间反复传诵着他的人品、建树和人生故事，于是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成为文化的本身，对一地的民风建设，价值观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影响。怀着一种深深的景仰，蒙蒙细雨中，我肃立于先生雕像前，鞠躬，再鞠躬……
2018年4月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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