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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卡智库理论研究中心每周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召开选题研讨会，进行热点、亮点讨论，为后续深入研究确定方向。
从经贸冲突到互关领事馆，再到美国在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挑衅，连续12次进入中国大陆地区侦察中国解放军活动情况，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而7月30日特朗普突然提出要推迟启动今年11月总统大选也被不少军事专家分析为背后暗藏着战争杀机。
另外，根据媒体报告，最近特朗普突然间命令4家国防公司大量订购无人机，还支持人工智能方面的无人机的生产，并且称可以进行无限量生产。这更是引发为战争作准备的猜测。
美CNBC发表文章指出，中美不断升级的对抗十分危险，世界两大经济体正航行于未知水域。
曾经担任基辛格高级助手的洛德认为，华盛顿现在采取的是典型的过激做法。他还警告说，当前中美紧张态势持续升级，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罕见地公开警告，“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
不过，对于中美矛盾冲突，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称，这些表面的敌对行为，应该不会导致真正的战争。其主要基于三大理由：一是中国大陆和平崛起势不可挡，两国GDP之和也接近世界的40%。若两国冲突，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和国际形势。二是中美双方都深知不可能“打败”对方，彼此必须相互磨合，各取所需。三是美国最近的所作所为与11月的总统大选息息相关。
那么，究竟是危险兑现，还是有惊无险？
不得不说，预测战争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毕竟，“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现象较之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过程不确定，结局也不确定，正如谁能猜到美军在越南“赢得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战争的预测林林总总，其中较为经典的预测有两类。
其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人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测。在冷战激烈对峙、中苏关系极端恶化、中美进入蜜月期、中日关系复苏的背景下，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70年代末的日本几乎成为一大产业，总体逻辑不外乎苏联极端膨胀为超级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美苏争霸必将引发新的世界战争，中日势必深度卷入其中。
从后来的结果看，苏联最后毁于自身，而非把世界卷入战争的漩涡。
其二是1996年亨廷顿关于中国是炸药库的预测。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绘声绘色地预言道：“假设在2010年，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在中国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
亨廷顿分析认为，除了越美共同开发南海石油引起中国反制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美国利益相悖。
换言之，冲突的爆发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的深层逻辑，即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
亨廷顿所预测的时间点过去了十年，虽然预测之事尚未发生，但南海依然是敏感之地。
客观上，这两大预测就结果而言，尽管存在某些时代局限性质的瑕疵，但其推导逻辑依然在演进。
战争作为政治集团、民族（部落）、国家（联盟）间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也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后、最暴力的手段。战争的根源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利益之争。
纵观世界历史，从雅典到罗马，从西班牙到英国，战争似乎总是大国崛起历程中如影随形的宿命。为何会爆发战争？
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威胁和反威胁催生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结果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
“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15个案例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因而，当中国崛起，美国参谋联系会议主席邓普西以修昔底德为学术上的定律，将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与恐惧展露无遗。当年兰德公司为美出谋划策时，就“希望”美国能对中国打一场半道击之的预防战。
一个是文明冲突。
美国的亨廷顿把战争归结于文明的冲突——原人类四大文明（古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仅存中华文明，亨廷顿重新定义了当下八种文明（西方、中华、伊斯兰、日本、印度、斯拉夫、拉丁美洲、非洲），而正因文明在生存空间上有交互才出现了冲突 。
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文明表现的载体）既是统一的力量，又是分裂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所统一，如东德与西德、韩国与朝鲜；社会被意识形态所统一，却又被文明所肢解，或如苏联、南斯拉夫那样分崩离析，或像苏丹那样长期被内战所困，最终也走向分裂。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足以影响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而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就来自于那些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就产生了中心文明与边缘文明，不仅造就文明的优等、劣等之分，而且用中心文明去覆盖边缘文明，在文明中心论的传播下，出现了文化的格式化。于是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论的自我膨胀下陷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癫狂。
同样地，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臣民，克林顿心系“千年帝国”，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骨子里都是文明的优越感，乃至意图用美国文明去征服、收编其他文明。
显然，所谓“文明冲突”的背景依然是冷战后“历史的终结”，美国中心论的潜意识而已。但现实是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大量的“种族清洗”、国家间的联盟和冲突新模式所驱散。
文明是相对的，文明间的冲突是不文明的，地球已进入人类纪，但人类远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文明还远未能引领人类社会。
中美之间既有利益矛盾，也有文明冲突，那么是否会走向最残酷冷血的地步？
从人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征来说，其根本在于社会性、协调性，背离人的社会性、协调性，不沟通、不协调就会爆发战争。
战争满足了人好斗的本能，但它同时还满足了人对掠夺、破坏以及残酷的纪律和专制力的欲望，修昔底德就将战争作为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巨大运动。
尤其是当矛盾冲突在诸多努力之后仍难以妥协，或者双方针尖对麦芒，一些国家就将民族的命运押上战争的“轮盘赌”，其战争动机、战争思维往往代表历史的路径依赖，而非未来的建设性与开创性。
就美国而言，作为一个因战争而加速崛起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对战争有着特别的“嗜好”。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这样说道：美国是世界上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因为美国建国两百多年的时间内，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十多年，所以美国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战争之中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联合国维和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框架下，美国先后以各类来由对外出兵40余次，动员大大小小的战争近10场，几乎将战火燃遍了北美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著名的战争有半岛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
从第33任总统杜鲁门到第44任总统奥巴马，历任总统任期内都发动过战争，其中，里根发动了8场战争，发动战争次数排在首位。热衷于到处“退群”的特朗普是二战至今唯一还没有发动过战争的总统。
那么，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会否成为那个任期内打破惯例的总统，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总统？（毕竟，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还名不副实，在获得该奖以后空袭了叙利亚。）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战争的考量和利弊权衡。
美苏争霸没有走向战争这条路，背后是对大国之战恐怖前景的忌惮。
这始终是战争的硬约束，不然，遏制中国之心不断膨胀的美国恐怕随便拿袋洗衣服就可以开战了。
2003年美英联军动员伊拉克战争之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展示了一个装有不明物质的小瓶子，作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兵器”的“铁证”。但实际上美国在伊拉克掘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普京就曾采访中奚落称“这一款白色的物品，说不定只是洗衣粉。”
所以，当下面临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打还是不打；二是如果打，会打到什么程度；三是一旦开打，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对于上述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度分析将发布在福卡智库后续内部报告《中美冲突—战争前景》。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以下问题：
外交时代已过？
从改革开放到改革创新
世界工厂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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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与水灾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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