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一个令人寒颤的字眼。在中国的习俗中，死被人认为是最不吉利的字眼，也是最大的不幸。死亡往往意味着终结，不管一个人在世上生活如何、成就如何，它都会不期而至给人生画上一个句号，即或是被画这个句号有多么的不情愿，它依旧冷冷冰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死亡无可避免，但糟糕的死亡却可以避免。
1662年，伦敦一位擅长数字的男装店店主发表了第一份死亡量化记录。John Graunt记录了种种死因，比如一种被称为“国王的恶虐”的结核病，人们相信这种疾病经过君主触碰便可治愈。其他的死因看起来很离奇，甚至颇有诗意。20世纪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和黑猩猩差不多。如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让人类的寿命长过任何陆生哺乳动物。然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死亡变成了医疗体验。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去世的原因过程、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变化。就在1990年，全球还有一半的死亡是由慢性病导致，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三分之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医院或养老院离世，而且通常在离世前接受了不惜一切的治疗，一次强过一次。65岁以后去世的美国人中，近三分之一在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里曾住进特护病房，近五分之一在最后一个月里做过手术。 如此积极的干预可能让所有相关之人都痛苦不堪。相比在临终关怀医院或家中过世的同类病人，死于医院的癌症患者往往会经历更多的痛苦、紧张和沮丧。他们的家人则更可能与医生发生争执或彼此争吵、患上创伤后压力综合症以及感受挥之不去的哀恸。
医学的进步将曾经充满仪式感且快速的死亡变成了经年的医疗体验。各类民意调查都发现，多数健康人希望在大限来临之际能于家中过世。但由于现在死亡被隐藏于医院和养老院，人们对它不再那么熟悉，也更难谈论它。让重病者真正能选择更好的死亡，需要从医生与病患更早更深入地沟通病情、治疗与预后开始。有些死亡无可避免地要遭受痛苦。 如果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在医院，在家中去世是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当在死亡和治疗两者间抉择时，想象中难以忍受的治疗似乎还不那么可怕。一些患者愿意坚持到希望完全破灭。
但是大多数时候，由于职业训练使然，医生往往不充分与病人讨论他们的倾向或确保他们清楚理解预后情况，而是不顾其临终意愿，“尽一切可能”对患者施以高强度的治疗。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晚期癌症患者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问及有什么愿望。在很多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医疗系统对严重疾病的处理方式还应该有更广泛的转变。很多慢性疾病的护理需要完全脱离医院。这需要让部分医疗资金流向社会支援领域。对医生和医院的金钱激励也需要改变。这些资金通常由保险公司和政府提供，用于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不是预防疾病或者让病人更舒服一些。
死亡的权利只是更好的临终关怀的一部分。证据表明，大多数人想要保留这一选择权，但很少有人会最终行使这一权利。要给予人们他们声言想要的死亡，医学应该采取一些简单的步骤。（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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