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

大姐离开东营回淮南已有一年之久了，期间，通过几次电话，都是姐夫接的。说是大姐的身体还好。我知道姐夫是在安慰我，可是听不到姐姐的声音，心委实放不下。大姐毕竟八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前些日子，疫情严重，怎不让我惦念呢！

清明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长思便于梦中见。几天来，我老是做梦，梦中都是小时候与大姐在一起的情景，醒来后泪水已经湿透了枕巾。

接到姐夫的电话，说是大姐要回来，我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与妻子回了老家，准备好吃的睡的，急盼大姐归来！

清明节的前一天，大姐与姐夫、外孙女一家五口人回来了。姐弟俩泪眼相对，思念、伤感、幸福、快乐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家人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大姐比我大九岁，二姐比我大四岁。二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六叔六婶收养了。自我记事起就与大姐在一起，在我的心目中，大姐就是母亲，母亲就是大姐。

大姐为了我，没有上过一天学，只上过几晚上识字班，却能读书、看报、写书信；也没有人正经地教过她，插花描云绣枕头，编蓆编筐劈篾子，庄稼地、家务活样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她是一位勤劳善良，宽厚仁慈而又心灵手巧，可亲可敬的大姐。

大姐对我的关爱甚至要胜过母亲。小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让我先吃。即使是母亲分给她的那一份，她也舍不得吃，千方百计留给我。而我却总也吃不够，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不由地笑出声来。在她看来，弟弟是最重要的，不管自己吃多么大的苦，受多么大累，也不让我受半点委屈。记得有一次大姐带我到距离老家20多里的广饶四中看望父亲。去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一路小跑就到了，回来的时候却累得我走不动了。大姐就蹲下身，让我趴在她的背上，吃力地背着我走了一路。大姐的背既宽厚又温暖，趴在上面，觉得暖融融，颤悠悠，我竟然在大姐的背上睡着了，直到回家才醒来。

大姐在我们家是吃苦受累最多的人。父亲在外地工作，常年不回家，母亲是小脚女人，只是在家编蓆、做饭，做点家务活，而锄地、拾草，麦收秋种、推车挑担，脏话、累活都是大姐干。有一次生产队里在南洼地分地瓜，装上车后，天已经快黑了。大姐推着一车子地瓜，我在前边拉车子，姐弟俩一步步艰难地往家走。忽然，一阵电闪雷鸣，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把我和大姐淋得都浑身湿透了。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下得满地是水，车轱辘塞满了泥巴不能转动，路一步也走不动。风越刮越烈，雨越下越大，我又冷又饿，浑身颤抖，不由得大哭起来。大姐把自己的褂子脱下来，披到了我的身上，又把车子、地瓜撂在半路上，背起我，冒着大雨，趟着冷水，踏着泥泞，蹒跚着，跋涉着回了家。第二天邻居大哥才帮忙把车子和地瓜弄回来。

60年生活困难的时候，家里揭不开锅了，父亲在外地顾不上，母亲也出外编蓆去了。家里只剩下大姐和我，大姐自己饿着，却把菜团子给我吃。那菜团子是用黄须菜做的，实在是难以下咽，硬吃下去肚子胀得不得了，好多天不能大便。后来菜团子也吃光了，饿得我直哭。大姐没办法，只好把婆家给的彩礼、衣物拿出来换回了一些地瓜干，才使一家熬过了那一个艰难的春天。

生活好转后，大姐出嫁了。婆家是东河口村，离我家四里地。读初中时，我每次上学路过东河口，都要到大姐家落落脚。大姐总是做一些好吃的等着我，待我吃饱后，再给我炒上虾酱、咸菜装到两个罐头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里吃。

姐夫先是在淄博五O一厂工作，建设大三线时，又从淄博调到安徽淮南机床厂任化验室主任，根据政策大姐农转非，跟随姐夫去淮南。大姐走的那一天，我和父亲去送她。看着大姐和姐夫上了车，我含着泪水喊了一声＂姐姐＂，大姐没有答应，却＂哇”的一声哭了。无情的汽车载着泪流满面的大姐渐渐远去了，路上卷起了一阵尘土，模糊了我的眼睛……

大姐去淮南的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大姐寄来的一个邮件。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匣，用锡纸裹了好几层。打开木匣，里边躺着一支漂亮的派克钢笔，还有一张信笺，信笺上歪歪斜斜地写了几行字，嘱咐我好好读书，不要贪玩惹事。握着那支钢笔，我把大姐的信读了好几遍，心里感到格外温暖，不由得落下了泪珠。

初中没有毕业就赶上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两派搞武斗，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害怕武斗伤着，卷起被子回了老家。刚刚进入腊月，我又收到大姐寄来的一个包裹。拆开包裹，发现是一件浅蓝色的毛线衣，高领长袖，花纹十分好看，那是姐姐亲手织的。穿在身上，毛绒绒的，既合身又漂亮，我似乎嗅到了姐姐身上的气味，又一次找到了躺在姐姐的怀中，趴在姐姐背上的那种感觉，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在我们村里小青年中，我是第一个有毛衣穿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让大家羡慕极啦。自此后，每年大姐都给我寄衣服，甚至连衬衣、裤头都给我做好了寄来。就这样连续寄了好多年，一直到我结婚后还不断的寄。

姐夫后来调到淮南制药厂任车间主任，大姐一直在淮南机床厂工作。期间，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接父亲。父亲退休后在大姐处住了半年时间，十分想家，姐夫来信要我去接父亲回家。于是，我坐上南去的列车去了淮南。在大通下车后走出车站，远远望见了姐夫。姐夫用自行车把我驮回了家。姐姐在家已经做好了可口的饭菜，我又是吃，又是喝饱餐一顿。第二天，姐夫把任建、老朱、高老师等邀过来陪我喝酒，我本来不胜酒力，哪经得起他们这一番盛情，不一会儿就醉倒了。我倒在床铺上，好一阵呕吐，大姐一会儿扶我喝蜜水，一会儿给我打扫吐的秽物，让我感到既温暖又羞愧。第三天，我便与父亲匆匆离开淮南回了老家。

第二次去淮南是1993年春天，我与小韩到淮南矿务局采访渤海区的老干部刘立勋局长，顺便去看望大姐。姐夫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临走的时候，大姐还给了我贰千元钱。我知道大姐三个孩子，经济并不宽裕，说什么也不要，而大姐硬把钱塞进我的口袋。那时候，我刚搬进城里，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养着祖孙三代人，实在是困难，多亏了大姐的贴补，一家人才支撑下来。2000年以后，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大姐和姐夫退休后，从淮南回到东营，在文化巿场开了一家字画店，我给起名曰：“三韵堂”，其意为“诗、书、画”罢了。大姐年过六旬，没有几天便学会了字画装裱，一天到晚戴着老花镜在拓背、揭裱，而姐夫则成了一位书画经纪人，经常接待一些外地来走穴的书画家。我和孩子们一有空就跑到＂三韵堂＂，喝茶聊天，写写画画，一家人其乐融融，尽享天伦。在姐夫和大姐的经营下，“三韵堂”渐渐有了些名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我突然患了“胃癌”，五个半小时的手术，把我的胃、脾全切除了。化疗结束后，我的头发全掉光了，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病长在我身上，却痛在大姐的心中。她安慰我，鼓励我，照料我，嘱咐我要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而她却在背后偷偷掉眼泪。在大姐、妻子的悉心照顾下，我又顽强地活了过来，而且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大姐一直阴沉的脸露出了难得微笑。

大姐的“三韵堂”开了二十年，虽然也没挣到多少钱，但是退休后又操起了文化高雅之事，结交了一帮文朋道友，还在东营买了两处房子，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倒也温馨快乐。

去年，大姐突然患了“脑血栓”，经过往院治疗，生活能基本自理，但是说话不太清楚，行动也不太方便。孩子们都在淮南，大姐与姐夫才决定回淮南定居。我实在不愿意大姐回淮南，但外甥们远隔千里，大姐与姐夫执意要回，我又不能阻挡。人都说＂叶落归根＂，可是大姐与姐夫八十多岁了，却要离开故土，远去淮南。想到这里，我心里好不是滋味。

大姐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儿子设宴给姑姑和姑夫饯行。孩子们端起酒杯给姑姑、姑夫敬酒，姐夫微笑着一一应着，而大姐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默默地掉眼泪。我在想，假如外甥们都在东营工作，一家人在一起，那该多好啊！但是，世事往往不尽人意，命运如此，只好顺天应命罢！

大姐这次回来，清明节前给父母、姑姥姥又上了一次坟，也算了结了大姐两年来的一个夙愿。

大姐又要回淮南了，望着大姐瘦削而慈祥的面容，我心里刀绞般地疼痛。下午一点半离开，到晚上七点我接到外甥女小伟的电话，说大姐已安全到家，心里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

相隔千里，夙夜思念，匆匆一见，悲喜交加，遥寄祝语，唯愿大姐保重身体，安度晚年。

悟庐好成于故乡大码头

（摄影   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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