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节

记  忆

孩童时，我和小伙伴们整天期盼的就是过大年：穿新衣、领压岁钱、坐夜玩耍、吃白馍白面，其乐融融。

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贫穷，国力不强，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但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放开平日的节俭，想方设法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富年”。

过年穿新衣，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了。那时，不容易买到成套的衣服，一般都是去集市，或公社的商店扯布料回家自己做。而布料也不是人们想要就有，想买就能买到的，还得凭布票购买。为此，记得最小的时候，一些家庭上集市用棉票买回棉花，上年纪的家庭主妇用手工的木制织布机织布，给孩子们做新衣，过新年。但当时有的人家尽管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有限的布票、棉票，可只因手中无银，只能望票兴叹。

今天，尽管母亲走了整整10个年头了，可当年母亲那种织布俭食的劳作总是记忆犹新。小时候，每每进入腊月，就看到母亲忙中偷闲，将自己织好的白色的、有限的粗硬布料从织布机上小心翼翼取下来，烧一锅开水，放一小包从集市买回的黑颜色，或蓝颜色。然后，将布料放入锅中不停地搅拌。到一定时间后，将上了颜色的布料拿出来在院子晒干。晚上，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我们兄弟姊妹们做成过年的新衣服。那时的除夕，孩子们一个个穿上新衣服，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互相评比成为过年一道风景线。尤其是女孩子间，看谁的衣服新，谁的衣服花，谁的衣服漂亮好看，谁的母亲技高手巧……

过年吃好食，是孩子们的期盼。“二十四，把面发；二十五，馍开花”。在我的记忆中，真正的过年就是从蒸年馍开始。一些手巧伶俐的主妇，此时一展手技，蒸出各式各样的花馍。那时不少的家庭，平时根本吃不到白面馍馍，只有春节，才能一饱口福。所以，孩子们盼春节过新年，总觉得是漫长遥远。

那年月，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尽管油贵似金，可过年总是少不了炸“年货”：打开油锅炸油饼、炸麻花、炸年糕等等。将炸好的年货放在瓷盆或者瓷瓮里，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年货存放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多的吃不了，而是用来招待来访亲戚的。孩子们一饱口福是有限的，一般是不能随便享用的。那个年代，物质非常匮乏，特别是猪肉，可称奢物，如谁家有顿肉吃，就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那时，农村还属于人民公社大集体，但春节必定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因此，每年春节，生产队都要宰杀一只绵羊，按户分给社员，每家平均分到半斤肉。不论家境好坏，有这半斤肉这就算是能过个“富年”了。

过年压岁钱，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情了。那些年，虽然家家经济拮据，但过年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是每个家长必不可少的，只是压岁钱的多少因家而定，因境而给。条件好的家庭，给自己的每个孩子发五角或者一元。一般家庭都是贰角或者五角。条件差的家庭是一角或者五分的纸币，甚至还有给贰分、一分的纸币或硬币。不管多少，孩子们都颇高兴。于是，小伙伴们之间相互炫耀，看谁的压岁钱多，谁的压岁钱新等，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坐夜玩耍，是孩子们过年的最佳境界。那时候，我们的童伴们最期盼的就是除夕坐夜了，也叫守夜。除夕下午，母亲就早早给我们做好一小盆子凉菜。晚上，我和哥哥穿上新衣，兜里装上压岁钱就去找各自的小朋友，或小同学家坐夜。按照风俗说法，除夕夜不睡觉全年人勤精神爽，或其他讲究。所以，我们的小伙伴聚在一起玩一夜，待初一早晨方各自回家。那时没有电，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更不知道什么是上网，我们的小伙伴们只能点起蜡烛或煤油灯，将各自带的菜放在一起，围炕而坐，大口吃菜，谈笑风生。然后，玩扑克牌，打争上游，推“点子”刮鼻子、贴纸条、弹蹦子等，其乐融融，通宵达旦。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接下来便是自发的成群结队的拜年队伍，以一个家族为一个队。各队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讲究的是看谁家拜年早。一些人家被赶得连年早饭都赶不上吃就去拜年。晚辈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则给孩子衣兜装糖果。遇到孩子多，装不过来，干脆就将糖、花生、红枣、核桃等往孩子中间一撒，惹得小孩们争先去抢，有时大人亦跟声迎合，这年过得好热闹。

如今日子好了，天天像过年，随时都可以吃到那些年过年都吃不到的好东西，穿不上的好衣服。但我还是无数次的梦中伴着儿时那个过年的情景，使曾经尤其是儿时的春节记忆难以抹去。一次次地想着那个待在炕边等待吃年货的童孩流口水的模样；等待父亲发那一元、五角、贰角甚至几分压岁钱的激动心情；等待母亲给穿新衣的天真烂漫心境……

【作者简介】何满群，曾用名何海辉，笔名人可，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散文诗学会会员、宁夏杂文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发表文学作品400多篇。现为《银川住房和建设》杂志主编。作品入选《中国当代微型文学作品选》、《宁夏杂文作品精选集》、《遥远的蓝蓝》等书。著有《悠悠岁月——何满群散文集》《豳川岁月》《流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