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同反动派作斗争时，受到了国民党部队的五次“围剿”，反“围剿”行动中，领导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失败，同博古的领导失利有莫大关系。
因此遵义会议后博古被解除指挥权，之后周总理同博古彻夜长谈：你和我都不适合当领导。
周总理言外之意指的是何人？博古作何反应？
故事还要从大革命时期说起。
从根本上来说，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共产党人及其工农武装力量，就是为了窃取大革命胜利之果实。
这也是红军被迫反“围剿”和长征的直接原因，更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背景。
国民大革命开展之际，共产党人好不容易积攒起了一些革命家底，并且和国民党开始首次合作。
然而曙光初现时，蒋介石之流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造成了阴云笼罩的“白色恐怖”局面。
事变之后，大批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进步人士、活跃青年甚至是学生，都倒在了反动派的枪口和屠刀之下。
重庆、上海等地的共产党交通站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成果，眼看就要被蒋氏屠戮殆尽。
共产党人为了保存实力、进一步革命，于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地区建立了苏区，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而中央苏区的建立，也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目标，他们称工农红军为“共匪”，开始了对苏区大规模的进攻。
面对国军的四次“围剿”，工农红军虽然寡人少枪，却依旧凭借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打退了国军的围追堵截。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民族面临日寇铁蹄的践踏。
如此国家危亡之际，蒋介石等人却不想着一致抗击侵略者，把矛头尽数指向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行动。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博古，随着第五次反“围剿”行动的开始，中央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
当时的国际军事顾问是李德，同博古共同领导第五次反“围剿”行动。
就是在博古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让国军钻了空子，结果国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广昌地区——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广昌一役，最终辛辛苦苦得来的根据地，成了蒋介石的盘中餐。
这一仗打的窝囊，各个指战员都非常不满，然而当时李德依旧坚信自己的战略方向是对的。
彭德怀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军依托火力密集的工事，龟缩不出，红军战士又没有重火力武器，上去就是送死！
彭德怀为何如此生气？
要知道，中央苏区是当时党最重要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如果失去这块根据地，红军可能就没有退路了。
如今最后一块地都要没了，如何叫彭德怀不气愤？
广昌战役的失败，让中央各领导都看清了事态：国军不可能因为红军的顽强抵抗就放下到嘴的肥肉，之后又会是更加困难的阻击战。
果然，没过多久，红军又面临着国军近乎疯狂的进攻，苏区的面积在行军图上一圈圈减小。
如果接着打下去，可能红军连最后的根都保不住了。
1934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一致通过红军长征的决议。
红军战士们在准备长征的枪支弹药和物资的同时，中央还面临一个问题：要通过赣南，陈兵赣南的国军将领陈济棠怎么办？
商议之下，中央决定派出代表，同陈济棠进行军事谈判。陈济棠也清楚，自己的部队无论如何也拦不住下定决心的红军队伍。
因此双方商讨一致后，陈济棠大开门户，让红军队伍通过，双方不动一刀一枪。
就这样，中共中央解决了红军长征伊始的第一个麻烦，慢慢长征路也就开幕了。
随着红军长征的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其“围追堵截”之战术。
凡是红军所到之处，必定有蒋介石调来的数十万兵马在四周埋伏。
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行军，国军并未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这让蒋介石开始头疼了。
他原本以为红军队伍被迫长征，已经算是强弩之末了，稍加围攻，定会全部拿下。
可是蒋中正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共产党人的决心，他原本命人在湘南地区设置了引以为傲的多重堡垒，结果被红军一一攻破。
因为几次突围战斗的胜利，此时的博古感觉良好，丝毫没有预见接下来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挫败。
眼见红军即将突破最后的防线，进入湖南地区，蒋介石明白，一旦红军达到目的，他再动手就晚了。
于是他火急火燎地下令：周边所属部队立刻在湘江一带阻击红军，务必将红军围困甚至“消灭”在那里。
国军的动向很快从通讯部队传了过来，彭德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认为此前红军就连胜利都是在被动状态下完成的，如果再不主动出击，局面就会被蒋氏控制住，红军的活动范围也会越来越小。
按照他的意思，红军主力应当主动出击，把眼光放到湘潭、益阳等地。
因为当时红军的目的就是在湖南建立并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战略构想同彭德怀的“主动进攻”战术不谋而合，是为上策。
然而，中央领导层中，最关键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完全反对彭德怀的战术。
按照他们的意思，渡湘江才是最关键的。
彭德怀力排众议也无法改变现状，只能按计划渡江，湘江战役打响。
战斗开始不久，博古才意识到自己决策出了大问题。
江对岸的国军明显不像之前碰到的，他们貌似就在此地等待红军过江。
国军首次“稳操胜券”的状态，让博古意识到，这是个圈套。
湘江战役结束后，3万余名战士倒在了渡江战役中，更不要说战斗中大量的战略物资、重要文件几乎尽数被毁。
直至这场战役彻底失败，面对无数的阵亡将士，博古才开始反思自己。
他始终认为国际顾问的意见没问题、自己的策略没问题，没想到这一路下来他大错特错！
这个时候的博古，早就没有了往日的锐气。
然而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寻找环境原因为自己开脱。
这场战役已经失败了，这是事实，但是长征之路依旧要继续，否则红军所有军团就真的要毁于一旦。
伤亡严重的剩余红军，退回到通道县城中修整，然而国军也找准机会对他们形成了包围。
在此危亡时刻，毛泽东和周恩来扛起了担子，他们通知博古、李德，立刻就地召开紧急会议，商议红军接下来行动的方向。
博古也同样重视这次会议，只不过他还是没能根本改变态度。
这导致会议上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第一个是李德“直接从县城北上”的决策，第二个是毛泽东“转战贵州，曲折北上”的战略。
彭德怀表示自己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请其说明原因。
毛泽东认为：直接从修整地北上，会遇到国军、不明就里的民兵等几方面的冲突，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若是从贵州黎平出发，然后再找寻机会突围，就有可能成功。
因为那里是国军防守最弱的地方，冲出去的概率最大。
这一次会议中，博古终于没有盲从。
这并非他痛定思痛，是因为湘江失利说明领导出了大问题，如果此时他一心想着反驳毛泽东，只会让自己的威信越来越低，所以他并未支持李德的想法。
最终，红军出发去了贵州。
果然，毛泽东预料的没错，贵州地区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国军防守，但是兵力甚少。
红军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拿下了贵州，并占领遵义。
红军开始被迫长征至此已经半年多了，而转战贵州是这期间最大的胜利，也是最为正确的决策。
调整策略初见成效，队伍已经疲惫不堪了。
因为占领了遵义，所以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修整。
除修整之外，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要同步进行。
前半年的失败表明党中央在长征路线的决策问题上存在很大问题，唯有毛泽东同志此次的决策是正确的。
如果目前不作出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战略，今后的路就将更加难走、牺牲会更大。
此前红军虽然有过小规模的胜利，但是大多数都是被动挨打。
面对数倍于己的国军，红军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要想改变困难现状，就必须从根本决策上调整方向，新的战略方针，才能带来新的希望。
博古当即同意同志们召开会议的提议，他不知道的是，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作出总决策了。
1935年1月15日晚饭过后，中央政治局成员按照计划都来到了警卫班临时布置的一个小房间里。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召开了改变红军命运和长征行军计划的遵义会议。
刚开始，大家都一言不发，昏黄的灯光照在每个人严肃的脸上。
随后周恩来打破了沉默：“同志们！我们的会议正式开始，首先让博古同志发言。”
说完，他看向博古，坐在一旁的博古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会议报告。
博古的发言主要是自我批评，内容围绕自己和李德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决策。
然而让与会人员不满意的是，博古在“自我检讨”中依然片面强调客观问题，所谓“检讨”并不深刻、没有落到实处。
之后周恩来也做了总结和检讨，他表示：自己没有对李德、博古同志的错误决策进行及时改正，这是最大的错误。
此外周恩来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湘江战役后的正确决策，如果没有这次决策，红军生死难料。
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是针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决策的批评，但大家还都很“收敛”。
直到毛泽东开始发言，他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就是李德盲目自信、错误建议的原因。言尽于此，博古、李德二人早就无话可说了。
会议到这里，已经到了后半程。
朱德等人表示：如果队伍还是这样的领导法子，那么就要考虑领导层的正确性、合理性了。
周恩来最后发言时指出：“决策错误是客观事实，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错误，红军才有未来！”
当天的会议在凝重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此时的李德已经不想着去辩驳了，自己错了就是错了。
无数客观事实都表明，李德、博古是红军伤亡过大的最终责任人。
随后遵义会议又持续了两天，最后一天会议完成了决策。
大家一致同意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军委。
至此，中央指挥席位中，不存在博古了，他的指挥权被彻底解除。
会议决议出来后，博古虽然心服口服，却总是一口气出不来，感觉非常委屈。
遵义会议一结束，革命政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博古觉得自己成了“边缘人”。
军事上自己也说不出什么话，索性博古就一言不发。
平时他也不和同志们交流，饭也不好好吃。
总而言之，被解除指挥权之后，博古精神和思想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挫败，心理非常颓废。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很早就看到了博古状态不对，但是刚开始他知道，自己做工作也没用。
过了一段时间，某天晚饭后，周总理敲开了博古的房门。
博古开门之后，发现了在外面笑眯眯的周恩来，博古请他进来后，周恩来坐到床上看着博古：“博古同志，今晚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接下来两人的谈话中，周恩来并没有重复遵义会议的相关内容，而是指出了博古的根本错误：他没有意识到，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一昧地依靠国际顾问是行不通的。
红军怎么走，我们自己看的更清楚。
博古听完这些话，望着桌上的煤油灯半晌没有反应。
周恩来又安抚他：“没有必要灰心，队伍的领导有变动，这是正常情况。你我二人都不适合当领袖，我们的主要角色是智囊团。”
周恩来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无论是北上贵州、占领遵义，还是遵义会议中的一系列决议，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局势看的最清楚。
他们二人都不适合做领导，唯有毛泽东才最适合做革命领导人。
那天博古和周恩来二人彻夜长谈，博古静下心来，才明白毛泽东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
此时他才认识到了自己觉悟上的误区，真正地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此后，博古一直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不再纠结领导权的问题。
红军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明确，是继井冈山会师之后革命队伍最大的一次变革。
此次会议之后，红军队伍才创造了以几万兵力击溃蒋氏40多万兵力的奇迹。
毫不夸张地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重获新生的开始，也是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正轨的标志。
此间，周恩来功不可没。
他一向关心队伍的角角落落，若是没有他及时开导博古同志，革命队伍就要失去一个智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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