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图
袁焕仙先生问南怀瑾读过《伯夷列传》没有。
南怀瑾回答说太熟了，十一二岁就能背了。
袁先生再问：你读懂了吗？
南怀瑾说：都背下来了，懂了。
袁焕仙先生的样子难看了起来。南怀瑾愣住了，认真思量后，回答说也许我没有读懂。袁焕仙并没有点拨他，而是叫南怀瑾回家好好读一百遍。
当天晚上，南怀瑾用心再读、反复思维，明白了。第二天，去告诉袁先生昨天回去读了一百遍。袁焕仙哈哈大笑，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明白。”
这段故事记载在南怀瑾先生的《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一书。那么，究竟南怀瑾先生读明白了什么？他没详细说。要想知道，那就按袁焕仙先生说得去做：去读一百遍《伯夷列传》。
我就是这样做的，读了一百遍，有触动但难言触动为何；又背了一百遍，有更深的触动但仍旧难言触动为何。所以，只能勉强言之，以触动之情探究古仁人之心。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长子，叔齐是第三子。父亲就想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叔齐。父亲去世后，小儿子叔齐不受王位，要让与长兄伯夷。伯夷认为传位叔齐是父亲的遗命，就逃走了，不受王位。叔齐也不肯即位，于是也逃走了。孤竹国人只好立第二个儿子为王。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养老，故一起前往投奔。等到了西岐，西伯已经去世，武王正准备兴兵讨伐纣王。于是，二人就在武王马前劝谏质问：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太公认为伯夷和叔齐是高义之人，就让人扶他们离开了。武王平定殷乱后，天下宗周。但是伯夷、叔齐以之为耻，不食周粟，后来饿死于首阳山。
列传的史实性内容就是这些，很简单。但是，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史实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议论和抒情。而这些议论和抒情赋予了这篇列传以更为深刻的内涵。而这些深刻的内涵正是需要在百遍诵读中反复品味和思考的。
史记论文
首先把书读薄，就是要提炼其核心。司马迁的大段论述，充斥着大量的疑问。而这些疑问正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核心主旨，可以将其称为司马迁之问：
1.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
2.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3.由此观之，（伯夷叔齐）怨邪非邪？
4.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
5.（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6.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7.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8.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孔子
接着，把书读厚，探究《伯夷列传》的深意。反复设问，既是一种为伯夷叔齐而不甘的愤懑抒情，也是一种究天人之际的递进思考。许由、卞随和务光，他们的所为是高洁的吗？他们的所为和吴太伯、伯夷一样的高洁，但为什么少有文辞显名于后世呢？伯夷、叔齐及饿且死、作歌咏怀，由此来看，他们没有怨恨吗？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是，伯夷、叔齐为行高义而饿死，颜回好学却屡空早夭，难道他们不是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天道会这样的施予善人呢？盗跖为害甚众，却能得善终，这是遵循了何种德运？而在当今之世呢：操行不轨者逸乐富厚，行不由径者而遇祸灾，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吗？
在列传的最后一段，司马迁试着给出答案。但简短的言辞，是难以圆满地回答这众多疑问的。“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是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就是这样的重名重义，就是这样的轻利忘生。他们不像贪婪之人那样去追求财利，不像浮夸之士那样去追逐权力，更不像乌合之众那样单单只为苟活。但君子却痛恨“没世而名不称”。
若论与当世的关系，伯夷、叔齐不怨。“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未食周粟，已然得仁；烈士徇名，已然高洁。但是，与后世的关系呢？如“文辞不少概见”的许由之流，如坟冢也难得一见的岩穴之士，徇名而无名，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其行也高义、其节也凛然，此种精神若磨灭而不称，牺牲又有何意义呢？所以，伯夷叔齐能不怨吗？
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此所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得附孔夫子的惺惺相惜，伯夷叔齐名彰行显。他们该是无怨了。但是，那些如许由、卞随、务光的岩穴之士呢？那些欲砥行立名的闾巷之人呢，他们又该怎样著名于后世呢？这又是一个疑问。
贾谊
我想用“天人之问”来概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的种种疑问。所以，再一次把这篇文章读薄，进一步提炼出是三大疑问：
义如许由、卞随、务光，名湮灭而不称，何哉？
善如伯夷、叔齐、颜回，身饿死而早夭，何哉？
恶如盗跖者，逸乐富厚；善如伯夷者，而遇祸灾，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许由等人之作为，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利禄的丧失、以性命的牺牲，诠释着人间正道和先王精神，成为民族文明的奠基。但是，若此类者，大多名湮灭而不称，这是为什么呢？
砥行立名者、遵礼徇名者、守善行义者，为什么在现世的生活中遭遇种种祸灾呢？一定要让他们坎坷生存、悲剧离别吗？不是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吗？那天道为什么不垂怜一下他们呢？伯夷叔齐饿死、颜回早夭，古之君子大抵以悲剧收场。难道这是一种献祭吗？还是他们都不懂得何为变通，不知道灵活处世？“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果当如此吗？
翻阅《史记》列传篇，特别是汉代的将相列传，司马迁的这段论述简直是极为妥帖的概括。“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之世是如此，那么后世呢？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改变吗？
我想用简单的善与恶是难以概括沧桑历史和诠释人世百态的？意识形态者，多是教条主义者，习惯用简单的规律或标准就要横扫六合、经纬天地。这统统都是一厢情愿的固执己见。所以，在善恶之上一定还有更大的尺度来经纬世事。而这个尺度又是什么呢？大家一起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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