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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在5月11日发布的顺风车业务停业整改一周的公告里坦白了一个重要信息：嫌疑人司机在作案前曾经有过一次「言语性骚扰」投诉记录，但是滴滴处理不力。这个坦白比100万悬赏令更有意义，证明滴滴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
（文章结尾付公告全文）
如果承认错误都做不到，就根本不用指望它会改正错误了。
据我所知，滴滴貌似也没有声称过这次风波中有竞品攻击的成分，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一点。
不过事情出了就是出了，就应该认错，就应该搞清楚，就应该想怎么解决。
可以考虑的改进方案
这种事情并不是加强司机审核就能解决的，有前科并不能代表这个人就是坏人，一定会做坏事。刑满释放的人已经为犯过的罪付出了代价，与法与理，给他们机会改正都是对的。
关键在于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更严格的约束，而且如果可以，可以到什么程度。
1、美国的梅根法案可以作为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参考，这个法案在1996年由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规定美国各州建立性罪犯和骚扰儿童罪犯的档案，须知会有性侵前科者入住的社区，将有性侵儿童前科者的个人资料公示于互联网。很简单地对照过来，或许滴滴可以在匹配订单成功后，公开双方的犯罪记录，包括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有前科人士表明悔改的决心、未再犯罪的时间等信息，同时在价格上做一些让步？
2、屏蔽日落后及途径冷僻地段的订单，避免作案机会？
3、屏蔽妇女、未成年人的订单，以保护弱势群体？
以上方案都只是还很不成熟的设想，需要详细探讨和考虑的空间还很大，比如是否合法，是否是对有前科人士的歧视，如何达成共识等等。
最关键的是滴滴本身需要有足够有效并且坚决执行的管理方式。
在滴滴宣布停业整改的公告里同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息：犯罪嫌疑人并非滴滴顺风车注册司机，他的父亲才是注册司机，他使用了他父亲的账号。而滴滴本身是有相应的审核机制的，但同样的，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审核机制失效了。这显然是不应该有的错误。
事实上，滴滴本身的注册方式以及合法的GPS定位技术基本上已经可以确保如果有司机或乘客犯罪，都能够实现有效追查，现有的管理体系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让人不敢犯罪的程度。
但我们回归到这个案件里，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便弃车跳河，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嫌疑人是知道自己要付出代价，且知道自己是无法逃脱的，但是他已经破罐子破摔，犯案时就已经准备好要自杀了。
这种情况目前来看只有类似类似谈判专家角色的参与才有避免悲剧的可能性，滴滴或许可以考虑为司机设置一个不可拒绝的通话装置，供警方在必要状况时使用。
菜刀理论不适用于滴滴
所有类似平台类产品大体上都要面对我们可称为「菜刀理论」的道德与法律选择。（菜刀可以是凶器，但菜刀的生产商与销售商不应当为与之相关的犯罪负责）
最典型的的案例是快播，王欣所说如技术无罪、快播只是平台与色情无关，这一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抛开案件本身来讲，假如快播上播放的是未成年人色情内容呢？在这样的假设里，王欣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滴滴不能用菜刀理论做免责辩护，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
菜刀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对于犯罪不是必需品，更关键一点：菜刀不是预谋犯罪的工具。菜刀只是可替代的犯罪工具，一个人如果想要杀人，他可以用菜刀，也可以用螺丝刀，也可以用玻璃瓶，监狱里的罪犯甚至可以把牙刷手柄磨尖当做凶器。
但滴滴却并非菜刀那样的可替代性凶器，滴滴可以成为预谋犯罪的工具。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一些直播平台的户外主播会借助滴滴顺风车车主的选单方式，专门接待一些美女客人，对行程进行直播。
直播这个例子我不能确定一定有，但是它是可行的，户外主播可以这么做。主播可以把它当做工具用于寻找直播素材，同理，预谋犯罪者可以把它当做工具用于寻找作案对象。
假设以下状况：
一个预谋性犯罪者用滴滴顺风车寻找作案对象，而顺风车又是司机选择乘客的机制，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同时在顺风车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司机又是占据绝对主导权的，他可以选择把车开到任何地方，新车又普遍装配了司机锁车门和车窗的功能，这种关系又足以形成犯罪所需的条件。
滴滴对于这次事件是绝对有责任的。同时，对于上述可能形成的状况，滴滴也是绝对有责任要建立更完善的机制的。
效率绝非唯一
这一次事件当中，滴滴作为平台责任方，最让人感到失望与气愤的是，他们明明之前就收到了用户对于这次案件嫌疑人的投诉，但是却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
在案件发生之后，各个社交媒体上很快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司机性骚扰的指控，而这些指控中滴滴的处理方式，我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息事宁人、不疼不痒。我无从判断这些指控是否属实，但根据滴滴的停业公告中所描述的，对嫌疑人此前收到投诉并未妥善处理的事实来看，这一状况是存在的。
对于这种状况，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滴滴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对很多应当处理的问题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这并不是滴滴的问题，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商业界，几乎都存在相同的这种问题。
之前Uber高管被爆出性骚扰、性别歧视，Uber一开始的处理方式同样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隐瞒的态度，而且在当时引发了私德与工作能力怎样权衡的议论，其中就有一种不能回避的观点：「性骚扰、性别歧视是私德问题，工作要求的是能力，不能混为一谈」。
▲爆出Uber丑闻的前员工苏珊·福勒。图片来源/static.vix.com
这就是最典型的「唯效率论」的论述。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当一个公司把效率当做至高无上的信条，那么他们就可以为了效率牺牲任何东西，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
看似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对于这种问题，我们只需要认清一点：性骚扰与性别歧视当然是错的，既然是错的，就应该付出代价，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是存在性骚扰与性别歧视的，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允许性骚扰与性别歧视的公司。
不管他的能力多么强、职位多么高、贡献多么大，他都要为他犯下的错误负责。
这一次滴滴的事件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恰恰也是我在文章的开头，要对滴滴这次整改公告表示肯定的原因之一，他们在公告里并没有回避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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