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
这是一首歌词，几乎跟我的年纪差不多的一首歌词。当与我同龄的城里小朋友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时候，我和我的农村小朋友发誓，要是捡到一分钱，一定是把它交到供销社的售货员手里边，因为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一颗硬糖，我们两个小朋友可以从中咬开，一人半颗糖享受着。
可那时候的农村，我们到哪儿能捡到一分钱？钱比命贵，农民辛苦地在地里劳作一年，结果是，不仅没有进项，还可能差队里的钱——超支。为了躲避超支，很多人家实在没办法就江南江北地搬家。搬家三年穷，搬完家后，债是躲掉了，但是后续是无穷无尽的贫困，因为，家只能从好地方往差地方搬，不能反过来的。
别说捡到钱，我们几乎都见不到钱，除了去国营的供销社。其实，很多农村人去供销社也不拿钱买东西，而是拿鸡蛋去换东西，记得那时候鸡蛋的标价是8分一个，两个鸡蛋可以换一斤盐。
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之前，一个男劳力一天在地里劳作的工分，最好的年景是1块钱，一个成年女子一天只有八分公，也就是说，女子一天最好的收入是8毛钱。
大人常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现在觉得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是可以的。
在改革开放后期，经常跟我们一起“赌博”的一个小伙伴显得资金非常丰厚，无论大人或者孩子叫他赌博，他都敢去赴会。那时候小孩玩扑克，输赢不过3毛钱，大人打麻将，输赢不过2块钱。他参与赌博，输赢都是现钱，概不赊欠。
很多人都奇怪他的资金来路，他对别人说是捡破烂卖得来的钱。因为跟我关系很铁，在没人且让我发誓不会对别人讲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捡了10块钱。
他说，有天晚上有几个人在他家打麻将。其中有个老者是个退休工人，一个村子里好像就他一个人身上最有钱，因此，有赌局的时候，大家都叫上他。
打麻将不是每局一结，而是打完第一圈才开始算账。一圈下来，老者没有胡牌，他只好乖乖地从腰包里拿钱出来付账。这时，他说从家里带来的钱不见了。
牌局上的人连忙端着煤油灯在他身边桌上、地面上找，都没有看见钱的影子。老者说，有可能钱掉在来的路上了，他让牌桌上的人陪他回去找，不知道牌友们是否嫌陪他找钱晦气。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让我那个小友陪着老者往回找。
农村的夜晚是非常黑的，那天晚上月光非常的暗弱，不借助手电的光，基本看不见路上的东西。那天老者的手电非常不争气，忽明忽暗一阵之后，彻底地不亮了。
几乎在手电光消失的那一瞬间，他的脚踢到了一个东西，凭着直觉，他觉得那个应该不是树叶或者秸秆上的枯叶，他假装着鞋跟掉了，在弯腰拔鞋跟的那一刹那，他摸到了那个东西，在手触碰到的同时，他就知道，那个是钱。他很快就将那张钱塞进了鞋底，快速起身跟着老者往前走。
“你在干嘛？”老者还是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的鞋跟掉了，我提了下鞋跟。”
他们继续寻摸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老者家，他们也没有找到老者的钱。不一会儿，老者从家里换了一把手电出来，嘴里还一个劲地嘟囔着“刚才出门我拿了钱啊。”
他们打着手电一直往回找，一直找到他的家，自然也没有发现钱的影子。
在牌桌上，老者还非常肯定地说，刚才出门的时候是拿了钱的，钱能掉到哪儿去呢？
那天晚上，老者非常懊恼。他的牌友们一直说老者不诚实，拿掉钱的事惑乱牌局。最后老者赌咒发誓说:谁拥有那个钱，就用那个钱去买药吃。至此，众人才不再说丢钱的事。
他被老人的毒誓给吓着了，中间经过几度激烈的思想斗争，差点要把钱拿出来还给老者了，苦于他一直没有想出更好的捡钱的理由，他不想被老人讹成“偷钱”，因此，也就一直没有把钱拿出来。
直到那天麻将散场，待众人散尽后，他才悄悄地把鞋脱下，看着脚掌下已经被踩变形的十元钞票，他暗暗地证明，老者那天确实丢了十块钱。
晚上，不知道因为兴奋，还是因为紧张于老者的毒誓，他一晚上没有睡好。早晨起来，他立即想到一个好主意——找人赌博去，假如输掉了，钱就不是他的了，毒誓对他也就不起作用。
我都不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才把那十块钱输完？在没有输完的日子里，估计他都是惴惴不安地揣着那张“大票子”。
我一直恨自己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他能捡到10块钱，我哪怕能捡到1块钱也好啊。
甚至有一次，我想着，我能捡到1毛钱都好了。于是，我专门往人多的地方跑，以期能捡到1毛钱。（待续）
朱晔（古磨盘州人），安徽望江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经出版了六部专著。其中，三部历史散文：《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一部旅行散文随笔《一车一世界》，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并在《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文学》、《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金融文坛》、《中国城乡金融报》等期刊上发表作品。累计出版2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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