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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不知身是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

文/心旷

窗外的鞭炮声和烟花声时断时续,屋里面,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里直播着春节联欢晚会。我睡在床上,手里捧着手机在今日头条上心不在焉地放着“烟花”,偶尔停下来,将目光瞥向电脑看一会儿节目,屏幕上的画面是清晰的,但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因此,有些表演的内容看得也不是很明白。

二楼是房东的卧室,他们的两个女儿携着孩子白天回来吃了一顿团圆饭就各自回家了。阿姨的身体不是很好,睡得很早,叔叔陪着阿姨,也睡得很早。我住在三楼,楼上楼下的隔音效果不是很理想,为了不影响二老休息,我只能将声音调到最小,加上外面时不时地响起的鞭炮声和烟花声,完全覆盖了电脑里的声音。

和在手机上放“烟花”的心不在焉是一样的,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也是心不在焉。洗完澡还不到八点,晚会还没有开始。上床前我是犹豫了的,首先站在阳台上观看了一会儿天空中绽放的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烟花,然后进屋站在书桌前思忖了一会儿,打算写一首辞旧迎新的诗歌或是文章,但屋里面太冷了,加上从外面时不时地传进来的鞭炮声和烟花声,影响着我安静思考。

除夕夜,中国人有守岁习俗,尤其是在农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都要守到零点的钟声敲响,等放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和烟花,许完愿后才上床睡觉。我住的地方是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冯娄村,早些年这里还完全是农村,但近几年,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振兴乡村建设,如今这里尽管还有不少农田,但地铁、高楼,一条条宽阔干净的柏油马路和绿化带频频兴起,俨然变成了城市风貌,但住在这里的人们,尤其是老年人,依旧保持着他们的乡俗。

守岁也叫团圆,一家人围炉夜谈的大团圆。中国一年里有两个团圆日,一个是中秋,一个是除夕。不同的是,中秋节一家人能团圆的很少,主要是人们为了生活,奔波在世界各地,假期短暂,回家的路途遥远,团圆,太多人难以实现。正因为这样,人有憾,天有情,月才有圆缺。在一个温度适宜,云淡风轻桂花飘香的丰收季节里,天上一轮大而满的金黄圆月的幽幽照明,抚慰了南北西东人们的思乡、思亲之苦。而除夕是一年里最后一天,无论晴天还是阴天都没有月亮,奔波在四面八方的人们,身体是疲乏的,心是沧桑寂寞的,腊月天更是寒冷的,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不辞千辛万苦地踏上归家路途的游子,一年只为了这一天,一生也只为了这一天,为的不仅是团圆,慰藉和温暖,为的更是把根留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辞旧岁迎新春最美好,最隆重的心愿和祝愿,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为了提倡环境保护和人身安全,禁止城市燃放爆竹跟烟花,许多小县城、小乡镇,农村也都禁止燃放,年味开始一年年地寡淡起来,加上后来的手机软件功能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富裕,千百年来最具有隆重意义的中国年便彻底地变得索然无味了。

留住乡愁,就是留住人间烟火。在离杭州城很近的许多个新农村,每个晴朗的黄昏都能看见陪同夕阳一起行走的几缕袅袅炊烟,腊月里听见断断续续,声势虽然不是很浩大,但是真真实实迎接除夕跟新年的鞭炮声,在除夕晚上看见天空炫舞的烂漫烟花,于漂泊在这座城市的异乡游子,夜晚从睡梦中醒来,脸上总是挂着泪痕。

我的乡愁与别人不一样,可以说没有乡愁,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到底在哪里。

我父亲的故乡同母亲的故乡是宋词里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俩人虽然共饮一江水长大,但婚前互不认识,所以没有“日日思君不见君”,结婚后更没有“只愿君心似我心”。

父亲幼年双亲亡故,和两个哥哥的亲情薄如蝉翼,八岁未满就离家行乞,24岁遇见我的母亲做了上门女婿。从结婚到离世,他回过老家几次,但每次都是一个人。妹妹在成年后去过一次,我和母亲一次都没有去过。父亲老家那边的亲人我也只在十年前的广州见过一回,是他的大哥大嫂同他们的儿子女儿,也就是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和堂哥堂姐,但没有产生任何感情出来,之后也没有再联系。

我在母亲的家乡出生和长大,讲着她的方言,但姓氏随父姓,因为这个,我在母亲这边的一些亲人眼里很不受待见,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和看我不舒服的时候就骂我,叫我滚回自己的家乡,这里不是我的家乡。

我也没有村庄,从记事起到出门打工前,一直生活在仅有我一户家庭四个人,之后变成了三个人的山里。山里不通交通,也不通水电,进山里来的人一年见不到几个,外公外婆也不住在山里。父亲跟母亲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我,除夕也很难幸免。最让我痛苦的是,除了上学,他们很少让我走出山外。他俩也不会做饭,做出来的菜总是难以下咽。

外婆不是最疼我的那个人,但是唯一疼我的那个人。加上留级,小学我读了七年,每天的午饭都是她亲手做给我吃的。外婆做的饭菜是我今生吃到的最好吃的饭菜。每年腊月,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要杀一头猪,腌腊肉、灌香肠,烟熏后吃上一年,除夕的头两天还要蒸一到两笼一年里只有除夕和正月才能吃得到的年糕。外婆灌的香肠和蒸的年糕总是比父母做的好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初中毕业后,外婆疼我超过了疼她的其他儿孙,总是把香肠跟瘦肉藏起来,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做给我吃。打工后,每年的除夕我回家很少,在异乡尽管是一个人过年,但我没有别人那样浓烈的思乡情愁,只是在想念外婆和她做的香肠跟年糕时会流出来几颗眼泪,咽下几口涎水。

不记得最后一次吃到外婆亲手做的香肠和年糕是在哪一年。2018年11月外婆去世,安葬她后,我决心留在家里和母亲、两个姨,妹妹过一个年,但未能如愿,在除夕的头两天离开了家乡。

走的头一天上午,住在县城的一个文友打电话叫我晚上去她家里,她喊了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文友过来陪我提前过年。她亲自下厨,做了香肠和年糕,味道跟外婆烧得一模一样,可是我没有怎么吃,吞了几行流出来又添进去的眼泪后就放了碗筷。

第二天坐在去往市里的班车上,我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忘记自己的身世,忘记出生地,忘记籍贯,人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嘴里吃的是什么,乡愁就是什么。但没有想到,第二年除夕来临前收到了一个包裹,拆开,里面有几节香肠和几块年糕,还有几样我爱吃的菜,包裹是老家的一个文友邮寄的,他发信息说:“要过年了,给你邮了一点我亲手做的家乡年菜,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过年,不要忘了我,和我一样牵挂着你的文友们。”

2020年又收到了他邮寄来的包裹,里面还是香肠跟年糕,说的还是那几句话,去年也依旧。而且去年收到他包裹的第三天又收到了一个,是那年把我叫到她家提前做饭陪我过年的那个文友。包裹里也是香肠和年糕,还有一块煮熟的腊肉、一袋榨广椒、一瓶冲菜和一包茶叶。她说,香肠、年糕、腊肉是她亲手做的,其他几样虽然不是她做的,但都是家乡特产,都是我喜欢的,她也说叫我要好好过年,来年清明若是想回去,就回去看看。

除夕上午,房东的两个女儿带着家人过来吃团圆饭,我住在房东家里半年了,两个老人视我如同他们的亲生孩子,很早他俩就在说要我跟他们一起过年,除夕的头天晚上还在说,这让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早晨起床后,我下厨做了两道老家的年菜。开饭时,一圆桌上丰盛的菜香里飘出来的是两个故乡的思念。八个人举杯,久违的太阳竟然也出来了,照在每个人的脸上灿灿笑着,洋溢的是春天的幸福和日后的温暖。

每个少年都有自己的一个异乡梦。如果硬要追本溯源的话,我的异乡梦是1995年5月17日晚上开始的,那年我12岁,刚进入少年,还在读小学。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空气里响的是青蛙的叫声和弥漫的是金银花的香气,除此外还有不和谐的枪声。夕阳进山时,我38岁的父亲满身是血和泥,赤着两只脚片被几个人夹持着走出了山。几个小时后,天黑了下来,35岁的母亲收拾了几件衣服,口袋里揣着外公借来的300元钱,在外公的护送下披着星戴着月也走出了山。

我全程目睹父亲被一群人打得惨不忍睹后被带走,路上他们还在用树枝使劲地往他的身上抽。实话说,父亲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尤其是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我的母亲那时候也被他们控制住了,他们控制母亲是因为她有文化,能说能写,几年前公安局的人吃过她的亏,他们害怕这次又吃亏,就采用武力把她先控了。我六岁的妹妹在看见这群人进山的时候就跑得远远的,只剩下我坐在大门外面的坎子上从一而终地看着这部剧,也只有我才可能对他生出怜悯和同情,甚至想办法救他。可我一样都没有做,不仅如此,心里仍对他充满着恨,倒是看见母亲被控后变得不安起来,虽然母亲也打我、骂我,但我却初心不变,死心塌地爱她。正是因为我对母亲的爱,在执法人员面前耍了花招,母亲才没有被带走。

父亲是妨碍公务罪被逮捕的。那天下午父亲被带走后,他们回屋里来,把一贫如洗的家洗得更加彻底,连吃饭的碗都只留了三只,剩下的全部没收了。清理“赃物”时,阁楼他们上不去,就安排我上。那时的我没有悲伤,心里想的只有两样:不要带走母亲,不要没收自行车和收录机。母亲他们没有带走,但自行车和收录机带走了。

母亲当晚离家去了广州,都是外公安排的,说她留在家里不安全,第二天肯定有人会回来带她走。母亲听从了外公的话。妹妹除了上学,平时跟母亲寸步不离,但那一晚她特别懂事,只默默地掉眼泪和使劲地点头,一句话也不说,准许了母亲远离。

外公送走母亲回来已是深夜,从那一刻起,我跟妹妹开始跟着他朝夕生活,一直到我俩初中毕业出门打工。那晚上外公对我和妹妹说,这几天你俩不要去上学了,家里发生了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外面人人都知道。学生们都小,不懂得什么是什么,他们会为难你俩的。妹妹听话地顺从了外公,但我比石头还硬,坚持要去。其实,外公说的话不是我不相信,而是非常相信,在他没有说这话之前我就想到了明天去学校后会发生什么,也犹豫过是否要去,但最后决定去,理由是越是在这个风浪尖口,我越是要逆风前行,因为我只有这样才能最有力度地证明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我要是明天不去学校,恰好说明一切都是事实。

十二岁的我对人性的认知太单纯了,第二天去到学校还未走进校门,就被一群学生堵在门口,用猛虎下操的声音和肢体对我侮辱,骂最难听的话,往我脸上吐口水,吐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用脚踢我的肚子、屁股、后背,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们才一哄而散地进了各自的教室。那时的我仍然没有想要逃避,从地上爬起来进了教室,心里想,只要老师在教室里,他们就不会对我怎样。那堂课是班主任的课,他在黑板上写着算式,班长突然站起来骂我,然后十几个同学也站起来骂,他们朝我吐口水,把手里的铅笔头、橡皮擦、粉笔头往我脸上扔,老师回过头来并没有遏制他们的行为,一个字也不说地看到下课,最后是副校长召集全体老师开了会,我才得到保护。但在那二十多天里,公安局的人每天都来学校找我做笔录,问我一些我什么都不知道的问题,要我每页上面都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给我的思想压力不比同学们对我的侮辱小。两个月后父亲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判刑地点在我后来就读的中学,当着一千多师生的面宣读的判决书,宣读判决书的人说,犯罪人xxx非常顽固,始终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但他的儿子xx全部替他交代了,这上面有他的儿子的亲笔签名,所以,xxx犯罪成立。

宣判父亲那天我不在场,但有亲戚去听了,感觉很丢人,回来后一传十,十传百,他们把罪魁祸首一致盖在我的头上,而我至今都没有看到那份判决书,也不知道上面具体写的是什么。

那段时间我多次想到过死,但因为放心不下母亲而屈辱地活着。多年后,我跟母亲讲起这事来,她像是在听一个故事,笑眯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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