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就不由想起有关照相机的一些记忆。 我对照相机的最初记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到赤峰街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照相，也是第一次认识照相机。 去照相的那天，我们早早地起床，父亲领着我们来到了赤峰街里（是步行还是坐什么车记不得了），进街后父亲就带我们直奔哈达街一家照相馆。那时的照相馆是国营的，每天来照相的人并不多。父亲交钱开了票后，我们走进了照相室，照相师傅很有耐心地让我们摆好姿势，接着他钻进照相机后的黑布帘子里，喊完一二三，只听“咔嚓”一声，相就照完了。
第二次进照相馆，是在我初中毕业时，和老师、同学到市里照毕业合影，这次照相我对照相机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照相时相机里的人的都是头下脚上倒立着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那次照相后，我又和同学到照相馆照过几次相，但那些照片大都找不到了。
上了大学之后，听说有了一种袖珍相机——傻瓜相机。入学第二年，我们班级去农场劳动，有个同学曾带了一个傻瓜相机，我和崔英、崔学文等同学合过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相机。
1980年，我在当铺地中学参加工作后，学校物理老师张胜春喜欢摄影，他有一部在当时很不错的相机，记得他曾给全校教职工拍过一张合影，还给我照过几张相，前些年我还保存着，后来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包括照相在内的许多行业逐渐打破了国营的壁垒，那些头脑活络的人发现了生财之道，下乡照相也是在那时红火一时。
一些懂点摄影的人买了相机，到乡村去为老百姓提供照相服务。而那些住在偏僻乡村的人们上趟街很不方便，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常年生活在山村里，他们的儿女都很想给老人们留下几张照片，这样上门照相服务的业务就应运而生了，记得我大爷家的一张全家福就是到下乡的摄影师照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营照相馆陆续解体或转制了，个体照相馆开始亮相街头。手里有点闲钱的人都自己置买了照相机，在一些景区景点或聚会时经常看到有的人胸前挎着一部相机，不时“咔嚓、咔嚓”地拍照，照相已经不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而是成了一些人的业余爱好。记得那时候我三弟就买了一部在当时看来很高档的的相机，后来又买了一部小型摄像机，我们在那时留下了许多照片。
我连襟杨万林是个摄影爱好者，他曾和朋友合伙在长青公园附近开过照相馆，那时我们聚会或游玩时他都带着相机，给我们找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至今还保留着。在杨万林的撺掇下，我也曾买过一部傻瓜相机，但没用过几次，现在只能当做一个收藏品了。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数码相机开始流行。数码相机是利用电子传感器把光学影像转换成电子数据的照相机。这种相机可以即拍即看，效果可以马上看到，如果存储卡够大，可以大量拍摄，如果不用输出，基本不用耗材，可以毫不犹豫地按动快门。因为这些优势，数码相机一上市就得到了人们的青睐。
2004年，我也买了一部数码相机，一开始很是喜欢，走到哪里都带上，照了许多数码照片存在了电脑里。2008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校园报刊颁奖活动，会议期间我用这部相机照了一些照片。等到会议结束后，主办方组织我们到北京的几处景点游玩，记得我们游了北京的胡同，恭王府和奥运村，可惜那天我的相机没电开不开机了，一些很喜欢的景点没有留下照片。好在游奥运村时我让江苏一位老师给我照了几张相，后来他传给了我，不然更是遗憾了。
2010以后，智能手机逐步普及，因为这种手机具有照相功能，人们就很少使用照相机照相了。只有那些专业摄影人员和影爱好者才经常使用，我熟悉几位爱好摄影的朋友都有全套的现代摄影器材，有自己的工作室。在微信里，一些摄影爱好者建的群曾邀我加入，我进去后也无法交流，不过倒是欣赏了许多精彩的摄影作品。
时光飞逝，照相机在不断迭代更新，但我还是很怀念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去照相馆照相那个年代，怀念我拥有自己的第一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时的兴奋和喜悦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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