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的名义与镜像
作者：徐道彬
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学。清代考证学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总结的集大成之学。汪中曾描摹当时的学术格局云：“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此中之“集大成”者，即为乾嘉考据学的代表及“皖派”学术的领袖戴东原。
“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
“皖派”学术是乾嘉考据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外延并非指安徽一地之人和一地之学。它是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群体，以徽州为发祥地，逐步向江浙燕冀之地扩散延伸。随着弟子和私淑的与日俱增，至《四库全书》开馆之时，“皖派”已蔚成规模，由乡野而登庙堂，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当时及近代以来的学术风气。
“皖派”名义虽然出于后人的追认，但也确实抽绎出一种特别的学术风尚。这一概念或名词的出现，虽受惠于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昌言而得以确立，但追溯其来源，乾嘉时期就已隐约成型。姚鼐就曾坦言“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段玉裁也称“新安为经学渊薮”，凌廷堪诗云“国朝多通儒，吾郡尤粹深”。扬州学者更是寝馈其中而异口同声，焦循曰：“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且“徽州之学，自江文学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瑶田踵而兴焉”。江藩认为：“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黄承吉曰：“自汉晋以来，经学集成于本朝，而邃学者尤以徽、苏两郡为众盛，即吾扬诸儒亦皆后出。”诸如此类的并世言论，俨然已肇“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之说。
至1924年，支伟成衣钵章太炎之说，撰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即以“皖派”之名，领有“经学”、“小学”、“历算”诸家，凡80余人，以黄生、姚际恒为先导，以江永、戴震为大师，以金榜、洪榜、程瑶田、凌廷堪为主体，以段玉裁、王念孙、“绩溪三胡”、汪莱、俞正燮为中坚，以朱筠、纪昀、阮元为护法。不立“扬州学派”，而以任大椿、焦循、“宝应刘氏”和“仪征刘氏”为“皖派”之赓续，又言“晚近有俞樾、孙诒让、章炳麟丕振坠绪，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由此而绘成一幅差强人意的“皖派”学者谱系图。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皖派”的治学特征与学术内涵，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此多有阐释，且通过与“吴派”的异同对比，来显示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卓越地位与深远影响，认为“皖派”是“清学”的真正代表，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汉学”可以涵盖。其学术路径与治学领域，绝非拘拘暧暧于琐碎的名物训诂，实乃贯通古今中外之科学，为近代学术规模之全面开拓者。如江永综合西学而作《翼梅》和《推步法解》，戴震作《续天文略》并辑考《算经十书》，程瑶田精心于《九谷考》且撰《通艺录》等，皆可谓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创者和实证精神的引领人。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此有赞：“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
具体而言，“皖派”的治学主张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循序渐进，不务声华。大体由文字训诂而入经史考证，辅以天文历算之法、推步测量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沿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堂庑广大，通贯古今，而无不求归至是，符契真源。尤其是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重视自然科学，博采西法之长，更显示出通经致用、内外兼修的开放特色。可以说，江戴之学的重点就在于实用性质的“小学，测算，典章制度”（凌廷堪语），他们首先是小学家、历算家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学者和思想家。作为由乡土而起的朴实学者，“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在坚守儒家经史之“体”的同时，又能突破传统，倾心于民众之“用”。而在朝廷崇尚经术、学界重视考据之时，如此之学也正好顺应了朝廷的旨趣和学术的内在需求，“皖派”也因此而异军突起，引领风气。
“舍名分而论是非”
从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到明代的朱升、程敏政，再至清代的江永、戴震，清晰地显露着徽州地域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随着时代的发展，程朱理学的“尊德性”弊端日益凸显，本土学人尤为“厌弃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实”，汲汲于朱子的“道问学”一路。换言之，“皖派”朴学事实上就是承继宋儒疑古考实的人文统绪，发掘汉儒训诂名物的考证实学，超越汉宋、陆王之辨，“舍名分而论是非”，倡导“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即由疏证字义入手，兼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复活了17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也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故梁启超称：“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可见“皖派”学者不仅能以实学惠及民众，且能以思想卓越当时，用学术经世之法为时代学术注入丰富的内涵，开辟广阔的研究领域，展现自己在整个“乾嘉学派”乃至清代学术中的耀眼镜像。
乾嘉学术之光明，“皖派”学者与有功焉。然而，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有人言乾嘉学者埋首故纸，皓首穷经，“空慕远古，了无益处”。此语显然有失偏颇，理应视时代背景和个人情志具体而论。在“康乾盛世”的时代，若能精通经史考证之“学”，又能留心明体达用之“术”，当为学者终生的幸运与希冀。“皖派”学者与芸芸士人一样，读书行事皆以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以经术饰吏治，体现出修齐治平的儒家气象。职是之故，时人阮元曾言：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此与稽古之学异曲而同工，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
莫道浮萍风乍起，学林自有金石声。回顾历史，乾嘉学术及“皖派”学者已“树风声于当时，标新学于后世”；检视当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拿证据来”的科学性，及“走出疑古时代”及“回到乾嘉去”诸话题，也再次表明“皖派”学风依然深为学界所推重。
（作者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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