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
上学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自浙江海盐。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他和余华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在这个朋友影响下,我对这个出身牙医的新锐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图书馆借来《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补课。
从他的小说开始,我认识了一个天才青年余华。余华用普通人的故事、荒诞离奇的情节、平静超脱的叙述,配上朴素、流畅、口语化的语言,为阅读世界带来空前的快感与心灵的震撼。余华与苏童、刘震云一起,一段时期在我心目中就是中国新牌文学的全部。有同样感觉的人不至我一个。曾经有议论说,余华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由此可见余华的才情与分量。
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闭关”以后,余华携新作《兄弟》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余华描写了兄弟俩(李光头和宋钢)在两个时代日复一日的遭遇和故事,进行“一个世纪的叙述”。作者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我理解余华,他是想用“小人物”来写出一部“大历史”。这个历史有两个篇章,上篇是文革时期,下篇讲改革开放直到今天。这兄弟两人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在我们的意识中,又有多少人相信:历史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当我们抛开精英主义的偏见后,我们会发现:个人命运的总和构成了真实的历史。如同从一滴水可见看见太阳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和故事浓缩了时代的变奏。
《兄弟》(上)叙述了两个少年眼中的文革时期,压抑和狂热并存,暴行的肆虐和命运的悲惨同行。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流行时我还在读小说,没有赶上,不知和《兄弟》(上)有没有相似之处?但二者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反思时代,反思人性。在当时(文革时期),为什么人性会表现得那么反常、暴虐和变态?一位老人说过,“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多恶人(凶残狂热的年青人)来?”“他们都是我们培养的。”文革过去许多年了,但反思远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受害者的诉说和警告,可是却很少看到加害者的反省,好像全中国人都是受害者。也没有看到整个民族的反省?
跑题了,回到《兄弟》上来。余华自己对《兄弟》评价很高,认为比《许三观卖血记》和《或者》要好很多。可是,在许多读者看来,无论在语言魅力还是故事情节上,并没有超越多少。相反,《兄弟》主要情节欠缺,内容拖沓,有故意拉大篇幅嫌疑。
今天,写出一部史诗的激情弥漫在作家群中。然而,时代背景与主要故事如何侧重,多重线索如何铺展和着墨,都在考验着作家的把握能力。用余华的话说,“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让我们期待他“从狭窄开始”写出的“宽广”(下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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