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机构于2020年2月19日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申报规划备案的24集网络剧《XXX》（动画片、网络电影），现已完成剧本创作，特此承诺。”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2020]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主要有：1、申报备案公示时，制作机构须向有关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承诺已基本完成剧本创作；2、电视剧和网剧提倡不超40集，鼓励30集以内短剧创作；3、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以文件形式正式落实了对“注水剧”和天价片酬的遏制。
从2月14日起，随着广电总局对网络影视剧规划申报和审核系统完成调整，在备案立项时必须提交《重点原创网络影视剧完成剧本创作承诺书》，各地省局将每月对申报项目进行剧本抽审。
填写“不少于1500字内容概要”即可备案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中小公司和非著名编剧一片“今后越来越难，备案只会越来越少”的哀叹声中，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提高准入门槛，推动精品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完成剧本才能备案”是一把双刃剑吗？多米诺骨牌推倒，究竟会为影视从业者带来怎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双刃剑与转型之痛：开机减少、
门槛抬高、中小公司裁员增多……
“有制片人跟我说，我手里有备案的他们都有兴趣。现在备案比好故事还要吸引人。”科班出身的网大导演大雪如是说。随着“备案减少，备案难度增大”，开机项目将进一步减少，备案变得越来越“值钱”。显然，这条广电新规对导演、编剧、制片人、资方以及策划、责编等等每一个从业环节都意味着震荡。
她本人现在正在受困于这个备案流程：某项目的完整剧本迟迟无法完成，也就备不了案，无法推进前期开发。她的制片方表示：“我的策划一个月可以写20个拿去备案的1500字大纲。但我的编剧可能一个月凑合能写一个，然后这个东西过不了审，我白养一个人一个月。如果要等一个不错的剧本完成，我们没有那个钱。”
但是，她承认“作为想认真做点作品出来的创作者还是挺欢迎这个新规定的，编剧的工作少一点，导演的工作就会多一点，反之亦然。”过往，现在拿到不靠谱的备案的话，大雪需要花时间和编剧先解决全部问题，重新出一个可发展成剧本的另一稿，编剧再写，她再帮忙改。广电新规或许将带来一批打磨过很多稿、高完成度的剧本。辩证地看，“完成剧本再备案”减少了导演从大纲开始的主控性，同时也减少了很多不确定性。对于“混口饭吃的网大导演来说，这个规定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开机项目减少，收入也随之减少了”。
2020年1月，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
由于立场不同，非著名编剧们的态度则不太乐观。编剧子枫认为“甲方以后会把压力转嫁到编剧身上，靠谱的甲方跟以前差别不大，不靠谱的甲方就会往死里压钱”。编剧Bella认为“这个政策会伤害到创作者和中小影视公司”，并讲述了自己责编朋友小艾的亲身经历：最早传出这个消息的时间点是去年，当时传言十一假期之后实行。小艾公司要求他们一天之内把公司十几个项目全部报审，但是很多剧本根本没写完，大纲都没有，于是两个责编开启了疯狂乱编之旅……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
在Bella和小艾看来，中小公司随之风险急剧上升。“实话实说，剧本要写完才能申报，这个一政策就得拖垮一堆小公司……前期哪有这么多钱做完剧本……都是写五六集先拿出去看有没有平台和投资商愿意做，没有就不做了。都是拉的投资来做剧本，但是平台和投资商会先问过审了没有啊？没过审也不敢投资啊，不然钱打水漂了。现在这样估计网络平台话语权更大了，说不定要全程介入剧本策划和修改。 ”
随着平台深度介入的连锁反应就是，一批责编失业，改成项目负责制不坐班的兼职。然后一个公司就只能承受同时开一两个项目。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都想做精品剧，但是精品剧动不动两三年做剧本，发不起工资，所以有很多烂剧，是为了公司正常周转。”
制片方则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政策。鲲池影业联合创始人，策划并监制过《奋斗吧，少年》、《第二次也很美》、《你好检察官》、《冈仁波齐》等作品的资深监制翁志超看来，广电新规“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他提及到了影视制作过程中的一些乱象：“很多制作机构是拿5000字到10000字的故事大纲去进行的拍摄立项备案，有很多炒作题材的公司就是靠这个来创造所谓的IP，并且把这些炒作出来的IP和项目的立项权对外出售，最后赚取中间差。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免费的挂一个联合出品方，进而从资本市场上融资，然后再分散投资各种项目的5%-10%，最后利用提前卖断等方式操作再注入上市公司，获得现金和超额收益。”
而广电新规直接影响到所有制作方的现金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上文提到的“投机伪制作方”。只有“挤压影视市场里残余的泡沫，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才愿意留下来专心做内容。”
总的来看，此次广电新规进一步从源头上加强了内容把控和审查力度。在承诺完成剧本之外，还规定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反腐等敏感内容须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书面同意意见。后者其实已经执行了多年。这两点结合起来，对影视公司的内容判断把握能力要求更高了。
或许，正如大雪所说：“良性循环的开头都是痛苦的，但是也总得有人去刨坑撒种，才有后人乘凉。”已经执行数年的机制，突然调整和改变必然伴随着阵痛，也需要时间和金钱。“剧本完成才能备案”广电新规是一把双刃剑，具体执行起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些家底不够厚，存剧本不够多的小公司或许会冻毙于风雪。另一方面，准入门槛的抬高，成本的提高，也可能成为转型的契机。
2019年10月，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三大视频平台发布网络电影倡议，将“网络大电影”更名为“网络电影”，整个2019年共有789部网络电影上线，同比2018年下降近50%。官方对网生内容市场的规整决心可见一斑。
影响行业逐渐向编剧中心制转型？
“如果是同样的标准，电视剧的剧本技术难度要高于电影剧本。”张小北这句话，或许能够说明不同于电影的“导演中心制”，“编剧中心制”对于电视剧艺术的合理性。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影视工业更发达的美国和韩国，能够看到编剧中心制对于上下游资源整合起到的作用。2019年4月12日晚，由于1976年签署的《艺人管理基本条约》到期，加上谈判破裂，美国编剧工会(WGA)给自己所有的一万三千余名编剧发出通知，希望他们在午夜前炒掉各自的经纪人。此后共有80%的编剧解雇了自己的经纪人。即使在影视产业链相对完善的美国，作为创意源头的编剧与其他部门的内部矛盾与斗争也是层出不穷。美国编剧的行业地位是通过一次次有组织罢工和对抗斗争换来的。韩国三大电视剧制作公司绿蛇、三禾、PAN娱乐均实行“编剧中心制”。
2018年5月，在国内知名编剧汪海林和宋方金的组织下，30余名编剧和媒体人共赴山西右玉，举办了以“剧作中心制刻不容缓”为主题的编剧论坛。此后“剧作中心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当然“剧作中心制”并不完全等同于“编剧中心制”，但两者共同体现出了内容导向性。
不同于美国和韩国的成熟标准化生产流程，国内影视行业颇为无序混乱，在IP导向论下，众多非科班出身的网文小说作者纷纷转行编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影视剧都由投资人占据较大的话语权。近年来，由知名编剧成立孵化新编剧的工作室、偏向剧本版权开发和编剧经纪业务的经纪公司等新型编剧公司出现，致力于推动提升编剧地位。而有一种观点是，广电新规或许会影响整个行业逐渐向编剧中心制转型。
“完整剧本备案”倒逼制片公司增强自身综合策划开发能力，抵御风险，在编剧群体中，也将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有好作品的编剧话语权提升，缺乏好作品的编剧反之。面对资金压力，一部分影视公司甚至提出将“把编剧的尾款比例提高到60%到80%”这类“应对策略”。
对此，翁志超认为：“编剧并不是弱势群体，特别在越来越编剧中心制的中国影视剧市场，编剧+策划+责编对内容的判断、改编方向落地、改编执行是核心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制作机构将火速向编剧型公司转型或稳定一些长期战略合作的编剧才是最重要的，提高编剧的尾款简直就是点火自焚，也是对内容最大的不尊重。”
影视寒冬、突发疫情、政策新规……一系列考验来临，是浴火重生，还是黯然离场？一切答卷有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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