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住在麻子田，麻子田属邵阳县金称市镇黄泥村，是典型的丘陵地貌，村前有条小河，村后是小山，村子周围是一小丘一小丘的农田，像散落在空地上的麻子，密集而杂乱。
我们住吕家湾，属大塘村，距麻子田约1公里路程，因为隔了一条小河，麻子田与吕家湾至今没有公路连接。
因为隔得近，小时候经常去麻子田，近年来去的少了，但记忆中满是麻子田的影子。
外公姓尹，黄泥村尹姓是大姓，尹姓人口占了90%。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公在我母亲十岁时就去世了，关于外公的事情，是从亲戚以及乡邻处得知的。
外公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民，外公同时又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解放前外公通过耕田、做生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外公在农忙时主要务农，因为田地多，除了自己耕种，还雇有长工与短工。长工与短工在外公家干活，全凭自觉，外公从不催促。外公农闲时主要做木材、木炭与与烟草生意，外公将木材、木炭、烟子贩卖到邵阳、长沙甚至武汉。
外公无论对长工、短工、还是乡邻，都十分客气。可能做生意钱来得容易，外公喜欢救助处于困境中的人。黄泥村谁家有困难了，只管去外公家借钱借粮。解放前生产力水平低下，水灾旱灾频发，乞讨的特别多，外公对前来讨米的叫花子，不管是本地的，还是从河南、安徽出来逃荒的，一律让叫花子吃饱饭，再量几升米。
因为有钱，外公建了一座高高大大的房子，有点像四合院，房屋中间有个大天井，一楼房间都安装了架空木地板，二楼阳台木柱上有精美的雕刻，楼上楼下共有十多间房子。
解放后国家开始对人们进行成分划分，农村人主要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外公家的房子在村子里最好，土地也很多，按常理应该划分为地主的。工作队来麻子田调查时，正值夏季正午，无意中看到外公与长工在干活。长工累了，在树底下躲荫，外公一个人在酷暑下车水。工作队觉得外公虽然富有，但心地善良。外公所在的黄泥村穷人大部分是在困难时受了外公恩惠的，所以开会划分成分时，穷人都不同意将外公划为地主，这样外公家就划为富农，这也是外公与人为善的福报吧，后来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地主与地主子女吃尽了苦头。
解放后农民不准再从事商业活动，外公擅长做生意的本领不再发挥作用，同时子女众多，家境自然不能与解放前相比，但外公对子女都很疼爱，外公也很注重子女的教育，二舅与四姨都是中专毕业。
外公五十多岁时得了风湿病，那时医疗水平低下，他自己也舍不得医治，1955年去世，享年56岁。
外婆姓钟，老家属新宁县丰田乡，离麻子田不远，外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庭。外婆的几个兄弟有医生、有国家干部、甚至还出了一个将军。
外婆知书达理。外婆跟外公一样，特别同情穷人，外婆经常教育子女与晚辈，要多做善事，不能做亏心事，要力所能及帮助陷于困难的人。
外婆在院子里人缘特别好。麻子田虽然小，但七姓八户，人们的矛盾错综复杂。每当有人吵架了，大家喜欢叫外婆调解，因为外婆为人公正，大家都听外婆的。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多，在家里天天吃萝卜白菜，还要干农活，很喜欢去外婆家，在外婆家每天吃好喝好还不用做事。当然外婆也会教育我们要勤劳，要好好学习，但外婆的教育是轻言细语的，是引导性的，不像父母的教育是暴风骤雨式的，是强制性的。
我读中学时，有几年我们家很不顺利，一次母亲在灶间发现草木灰成蘑菇状，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预示着家里可能会有一场灾祸。母亲跟外婆讲起，外婆听后安慰母亲说：“孩子，不要怕，你们年轻，会健康平安的，我老了，灾祸来一箩我扛起，来一担我挑起”。那一年，一向健康的外婆真的就大病一场，我们家从此慢慢好起来。我不太相信迷信，但我佩服外婆为了子女可以牺牲一切的勇气，也感激外婆在我们家处于低潮时给予我们信心。
外婆1997年突发疾病去世的，享年97岁。那年我正在武汉读大学，大家没有手机，家里人无法通知我，等我放暑假回家时母亲告诉我外婆走了。外婆在我记忆中永远是乐观、善良、勤劳、干净、健康的印象。
外婆给了我们太多，除了自己乐观的生活、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我们也要对别人多点宽容、对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人给予鼓励和帮助，我想这应该是外婆希望我们对她最好的报答。
外公外婆一共生了八个孩子，三个儿子，五个女儿，母亲是最小的。
大舅年轻时是富裕家庭的长子，跟着外公学做生意，没事时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到处游玩、打牌。大舅遗传了外公会做生意的天赋，年轻时经常贩卖木材，家境一直很好。
大舅年轻时喜欢打猎，家里墙上钉满了野猫、野兔、黄鼠狼、野麂等野兽的皮毛。
大舅一生很喜欢打牌，因为麻子田打牌的人不多，大舅经常走几里路去其它村打牌。大舅八十多岁时经常到我们吕家湾来打牌，如果母亲知道大舅来打牌了，就做好饭给他送过去吃，吃了饭接着打。有时母亲不知道大舅来了，大舅也不主动叫母亲给他做饭，就这样饿着肚子打一天牌，天黑才回家。
如果我们兄弟回老家，知道大舅在吕家湾打牌，就会去给舅舅送饭，同时会给舅舅一二百元钱，说是给他打牌。舅舅的牌友也附和，说你外甥都支持你打牌，你真有福气，舅舅听了很高兴。实际上舅舅年轻时是做大生意的人，一二百元钱不算什么，但舅舅觉得外甥理解他，毕竟舅舅自己的小孩是反对舅舅年纪这么大了还出去打牌的。
二舅年轻时是教师，58年反右运动时划成右派，只能回家务农。八十年代初平反后又回到教师岗位，在我们老家任小学教师。
三舅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特别能吃苦，附近人都叫他土雷公，意思是勤劳、辛苦的人。
我们很小时，舅舅们在麻子田的经济条件最好，声望也很高：大舅是个豪爽大气的人，讲话一言九鼎；二舅是个教师，教师行业在农村里是大家羡慕的；三舅一家人都是劳动力，大家都跟三舅一样勤劳。
1980年，外婆80岁生日，三个舅舅出资请了邵阳祁剧团的演员在麻子田唱了十来天祁剧，我们那里叫唱大戏，唱大戏要很多演员，花费很多。我们老家人生日时唱大戏的只有外婆生日那一次，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味，其他人生日了只会花钱放一场电影给大家看，足见舅舅们那时富有、团结、好客。
我们很小的时候，三个舅舅的关系很好。每年春节时，我们表兄弟姐妹去麻子田拜年，舅舅们都争着请我们吃饭，餐桌上的菜多得摆也摆不下。我们给舅舅们拿去便宜的米糖与米酒，可舅舅们回赠我们的礼物是更贵重的腊肉与丸子，我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要退回去，舅舅舅妈们都说，新年里来给舅舅拜年，要有个好兆头，空手回去是不行的。
可惜好景不长，农村人的目光短浅无处不在，有些人见舅舅们家里搞得好了，就来挑拨舅舅们的关系。特别是二舅当教师，工资很高，比起农民，不知强了多少。三舅的二儿子中专毕业后，当上了国家干部，这在麻子田也是绝无仅有的。本来兄弟生活在一起，多少会有点摩擦与矛盾，问题是二舅和三舅都是性情急躁的人，听人一唆使，便觉得对方对自己深仇大恨，从此两家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二舅与三舅发生争吵以后，众亲戚很着急，希望他们和好，并做了很多调解劝和工作，但收效甚微，甚至导致了二舅与大家反目的结果。
兄弟之间吵架，大部分是不能严格分清谁对谁错的，但大家在调解时，可能有同情弱者的倾向，二舅慢慢觉得大家都在帮三舅，与他作对，所以二舅更加不听大家的劝解，后来二舅多次公开称要与三姨以及我母亲断交。
外婆去世后，我们兄弟结婚了，我们去舅舅家的次数少了很多，母亲还是要求我们每年春节去给舅舅们拜年。
舅舅舅妈们不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争着请我们吃饭，因为二舅觉得母亲偏袒三舅，所以不冷不热，甚至还有些反感我们的到来；三舅可能也有个比较，觉得外甥是大家的，你不管外甥，我不可能让你常占便宜。
舅舅舅妈亦不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坚持给我们回礼物，似乎新年里拜年空手回家的忌讳不再提起。相比别人拜年的热热闹闹，我们去舅舅家拜年，有点匆匆忙忙、冷冷清清。我理解二舅的想法，所以跟母亲说，二舅不喜欢我们去拜年，我们还是别去了。母亲虽然觉得这样不妥，倒也没有强求我们。
大舅身体一直很好，2017年突发疾病，十几天后去世，享年92岁。大舅人缘好，参加大舅葬礼的人很多，大舅的葬礼热闹又风光。
二舅2015年检查时发现得了癌症，我们三兄弟去麻子田看他，二舅跟我们说起众亲戚的不是，特别是讲起他年轻时尽力帮助我们家，可母亲与三姨却辜负了他的亲情。
我们诚恳地告诉二舅，我们不关心父辈的恩怨，我们感激二舅一直以来对我们家的帮助，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二舅检查出癌症后，病情发展迅猛，几个月后去世，享年87岁。
二舅去世后，我们去看三舅更少了，因为二舅虽然去世了，二舅的儿子还住在麻子田，如果二舅的儿子看到我们去看三舅，也会在意，农村人就是这样，虽然纯朴，但喜欢较真，两眼所见只是一片巴掌大的天。
虽然很少去看三舅，但每次回家或打电话给母亲，我们都会问起三舅与三舅妈的情况，我与弟弟偶尔也要母亲带点钱给三舅，当然只是象征性的，比起当初舅舅对我们帮助，更是微不足道的。
今年父亲八十岁生日，年近九十岁的三舅妈来给父亲贺生，三舅妈跟我们说起，三舅也很想来我们家，看看我们家新建的房子，可惜腿不好，走不了这么远。想着舅舅年轻时那么能吃苦耐劳，现在走路都困难，我的眼泪在眼眶子里面打转转。
长大以后我们去麻子田少了很多，除了外婆去世，二舅与三舅不和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姨家搬走了。
四姨比母亲大4岁，嫁到麻子田。实际上四姨夫是冷水江人，年轻时知识青年下放到黄泥村，与四姨相爱结婚，落户到麻子田。
小时候在麻子田，舅舅们虽然对外甥很客气，但外婆与四姨的爱更细致、更宽容，在外婆与四姨家，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四姨夫学的是农学，是个农技师，先在乡镇工作，后来任邵阳县农民中专校长。四姨夫很好客，他自己的亲戚远在冷水江，所以将我们表兄弟姐妹都当着自己的小孩一样。
四姨夫很重视年轻人的教育，我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家里没钱复读，想去广东打工，四姨夫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他会协助我父亲解决，勉励我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实际上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想借钱都很难，能主动提供帮助的只有四姨夫了。
胡耀邦总书记上台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四姨与表哥表姐均按政策解决粮食户口，表哥与表姐们均通过招工招干考试离开了麻子田。
四姨夫临退休时，思乡心切，那时还没有商品房，便在冷水江城郊买地建房，退休后回到冷水江养老。
四姨夫在2003年诊断得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经过一年多治疗后去世，享年70岁。
母亲的八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二姨与四姨性格温柔，母亲与大姨、三姨以及三个舅舅都是火爆性格。
四姨说话办事周到得体，与母亲年龄相仿，关系也最亲近，四姨对我们兄弟姐妹最关心，也对我们寄予厚望。四姨今年八十岁生日时，我们到冷水江给四姨祝寿，四姨很高兴，还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叮嘱我们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姨夫去世后，表哥与表姐都邀请四姨与他们一起居住，但四姨以生活习惯不同拒绝了，四姨与母亲一样，更多的考虑别人，很少考虑自己。
麻子田的表兄弟姐妹，除了三舅的二儿子通过考上学校进了政府机关工作，四姨的儿子与女儿通过招工招干考试进了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外嫁的7个表姐离开了麻子田，仍在麻子田居住的包括大舅的女儿、二舅的儿子、三舅的儿子。
大舅只生了个女儿杨秀，表姐只比我母亲小三岁，表姐夫五十多岁就去世了，表姐的儿子是个退伍军人，高大英俊，但事业一直无大的起色。表姐七十多岁了还要耕田、砍柴、带孙子，艰辛程度不可想象。
表哥国龙是二舅的大儿子，年轻时阳光帅气。国龙哥大儿子小时候感冒发烧，当时医学不发达，大家对庆大霉素的副作用认识不足，注射庆大霉素后失去听觉与语言能力；表嫂也因为生病，双目失明。生活的不如意，磨去了国龙哥身上的光芒，国龙哥也像其它农村人一样平淡。
国龙哥年轻时常来我家，母亲常常在与院子里人拉家常时讲起国龙哥讲话得体。我也觉得国龙哥的情商最高，其它的表兄弟都是爆燥的脾气。
二舅与母亲关系闹僵以后，我很少见国龙哥来我家。倒是国龙哥眼睛看不见得妻子与不能说话的大儿子，每次我们去麻子田时特别热情，这也是令我们感动与反思的。
表弟国禄是二舅的小儿子，中学毕业后本来可以接二舅的班，当教师，但没有很好把握住机会，结果接班事宜不了了之，后来常年在外打工。
表哥国一是三舅的大儿子，年轻时是个种粮大户，受到县政府的表彰，也是田土分到户时麻子田最早富起来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纯粹的务农的收入远远跟不上做生意或打工，现在麻子田的有钱人远比国一哥富有。
表哥国福是三舅的三儿子，结婚较早，长期在外打工。
时代在发展，现住麻子田的表兄弟姐妹们虽然不能像外公或舅舅年轻时相比一样有影响力，但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记起在麻子田无忧无虑的日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祝福麻子田的亲人，永远平安！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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