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上来讲，炎黄-夏-周属于有延续传承的一个系统，有很强烈的西北游牧民族“戎狄”的印痕，古书籍之中也有“黄帝出于戎狄之属”的说法，姬周更是不与戎族通婚，因为周人之中的姬姓和姜姓大族在戎族之中也有同源的姬姓之戎、姜姓之戎，姬姓的晋国宗室曾经因为与姬姓西戎通婚而被其他华夏诸侯攻讦指责许久。
这也是炎黄-夏考古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致还会有强烈的游牧民族逐水草、驰突无垣的特征，很难形成长期建设的城市自然而然考古比较困难。根据竹书对尧舜的记载和夏朝早期权力争夺的传说来看，炎黄到夏早期也依然奉行游牧民族“忘君臣”式的丛林法则，拳头大就是爷，武力强者做老大。夏后裔最后也传说为匈奴人的祖先，也能支持这个逻辑。
商人与黄帝-夏人-周人则完全不是同一个系统，商人带有明显的东夷文化特征，崇拜鬼神，而不是像游牧文明系统的黄帝夏周一样崇敬天地。夏商周本质上是两个文明圈碰撞交融的一个过程，这种融合从炎黄时期开始，延续到秦一统六合结束，最后在漢代融为一体成为漢文明。要知道先秦时期即使华夏诸侯国之间都是文字各异，语言不同的。可见得当时的民族融合程度并不是很高。
对华夏的称呼也都是“诸夏”之类明显代表多个族裔的称谓，可见得当时华夏诸侯其实是一个由天子领导的，由很多文化各异的小民族组成的称为“华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同盟而已。而且当时这种同盟在中国北方也不是只有华夏一个，与华夏混居时常攻伐的还有山戎林胡系统（比如延续到战国末期的中山国就是山戎林胡之中的白狄所建立的），在华夏的西方还有与华夏同源的西戎系统（比如延续到战国末期一度严重威胁秦国的灵渠国），在淮河流域和山东，还有由淮夷徐天子所领导的一度威胁到西周政权生死存亡的东夷系统（比如春秋早期时常与姜齐争斗的莱国，就是追随淮夷徐天子的东夷诸侯，而非华夏诸侯）。
周人的典章文物和商人实际上差别很大，周人跟西戎倒是关系很大。至于周人有类商人的地方，大致是因为殷商对周人文化辐射影响的结果。其实直到春秋时代，周人最早使用的西岐古语仍有流传，与当时的华夏语言差异很大，与商人的语言更是完全不同。以至于商人后裔孔子需要颜回这个周人后裔来翻译周人的文献《易》，结果颜回早亡。
孔子把翻译到半拉子的《易》勉强整理成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原始的《周易》应该是周文王被囚殷商时写给监国的周武王的私信，内容主要是分析殷商衰败的原因，以及指导姬周变法富国强兵推翻殷商主导地位的变法书，易在古语里通“变化”的意思，本意就是变法。
甲骨文毕竟是占卜用而不是专门记载历史的，通过目前的甲骨文，盘庚迁殷之后的商王的事迹可以从占卜记录中提炼出来，盘庚之前先代商王尤其是商汤只有祭祀和名字，并没有记载他们的事迹。甲骨文没法记载商朝早期的事件，它本身就是占卜吉凶祸福的，记载的是当时的事件，只能看到先祖名号，不可能期望于从上面获知早期事件，除非挖到早期的甲骨，但是概念很低，数量最大的甲骨也是在武丁一朝。从诗经宋人的《商颂》来看，也的确是特别喜欢祭祀武丁，《商颂》是提到了大禹，夏桀，九有或称九围的，至少可以认为在周朝的商遗民是承认相关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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