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铜器和甲骨文的时代
夏朝末年，夏桀残暴荒诞，这给了东方商部落以契机。最终鸣条之战，商汤击败夏桀，建立了商朝。从本质上说，商朝和夏朝并无太大不同，在政治上均属于保持部落联盟形态下的王权至上政权。然而从文化层面，商朝对华夏文明的贡献要深刻的多。青铜器和甲骨文的出现，极大的刺激和丰富了商朝社会的发展。
商部落位于东方，疑似是山东丘陵东夷族群的一员，十分擅长经商，长期游走于中原各个部落之间交换货物。经商领域发达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商部落的人脉关系十分广泛和持久，另一个则是“文字”的产生。二里头文化早期还是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后来进入商朝阶段后迅速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
2、母系印记和游牧印记的消逝
五帝时代和夏朝时期，华夏帝王的姓中通常都需要带上“女”字，如“姜”、“姬”“姚”、“嬴”、“姒”等，这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印记。但从夏朝晚期，新出现的姓基本不再遵循这一规律，而商朝的王族自身，以子为姓，已经脱去了母系社会的印记。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并且以畜牧业为主的势力。高流动性是商人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夏后氏，存在更多游牧印记而非农耕印记。游牧部落首领需要通过强大的个人实力去维系部落内部的关系，因此“兄终弟及”成为首领的主要继承方式，这与定居部落“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存在极大差异。定居部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权更迭机制，首领个人的实力反而是次要的。
正因为这两种继承模式的差异，当商部落入主中原，演变为以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之后，宗室内部围绕政权的争夺长期不得停息。自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史称“九世之乱”。后来盘庚迁殷之后，权力中枢坐落在远离水患的农耕区域，政权得到稳固，嫡长子继承模式开始出现。
3、殷商的兴衰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重新稳固下来，到了武丁时期全面崛起，史称“武丁中兴”。武丁与后世西汉武帝的情况非常类似，他继位之后励精图治，将殷商大业重新奋起，并且四处征伐，对周围的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虽然抓获了大量俘虏，却也有穷兵黩武之嫌。
武丁去世之后，殷商事业随之出现下滑，连续几代商王，都需要应对东南方向的方国叛乱。到了商王帝辛之时，他派遣部下东征莱夷，自己南下攻打九苗，将商朝的版图扩张至东海和长江流域。此后帝辛继续攻打东夷部族另外一股势力淮夷，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然而国库空虚、兵力不足，使得商朝面对西部鬼方再度壮大威胁之时，只得依赖和扶持周部落，并给予周部落首领以西伯称号。
帝辛对东南方向的持续征伐，引发三个后果。一方面大量淮夷部落族人成为俘虏，这些不满商朝的奴隶后来在牧野之战中倒戈一击；一方面商朝对南方的侵袭，促使南方影响力颇大的夏朝芈姓遗民开始和周联络灭商；最后周部落持续做大，并且作为夏朝姬姓遗民的他们，传承自华夏文明黄帝一系，对战车的使用出神入化。最终经过了一系列的筹备，武王伐商、血流浮杵，商朝国都之内的军队尽灭，商朝灭亡。
4、商周之变
如果说夏人加强了华夏集团政治体制联系，商人贡献了青铜器和文字等文明结晶，那么周人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信仰。同夏后氏一样，商人认为自己能得到政权是天命所授。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的保佑自己，商人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并使用活人作为祭品。这些被用来献祭的活人通常都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甚至只要是商人以外的人都会被计算在内。
商朝实行的是内外服方国制度，对外服和内服方国采取不同的待遇和制度。而不论是倒戈奴隶所在的淮夷、发动灭商战争的周部落还是南方的芈姓楚人，均遭到商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命观的歧视。当周人灭商之后，曾在观念层面上有过争论，究竟是天命降于周人还是天命降于周王，最终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正因为周人这样的天命观，刺激了华夏社会发生了商周之变。周人的天命观看似将载体变成了个人，更为狭隘了。然而这种褪去统治族群特殊性的观念具备极强的普世性，使得被周人统治的族群反抗力度大减，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开始出现较大程度的融合交流。这也是周人能够号令各路诸侯同心同德，共同伐商的主要原因。
5、分封制下的中原社会
周人灭商，将天命观变成了更为普世的形态，但同时也继承了商人嫡长子继承模式，并将其更加细化和制度化。可见周朝建立之后，不断的借鉴商朝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治体制。
商朝九世之乱后，几代商王均对宗室进行打击，导致武王伐商之时，商王帝辛的叔父和庶兄都倒向了周这一边。这个教训促使周朝前两任君王都大肆分封天下，并将商朝原有的外服内服方国制度改革成为周天子朝贡制度，特别是分封了大量姬姓诸侯，意图以他们来拱卫中央。
但是经过几代繁衍之后，即便是姬姓诸侯也与周天子血缘疏远了。西周中后期，周室已经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到了周厉王时期开始发布一系列改革，意图加强中央统治 ，史称“厉始革典”。然而当国人、贵族阶层和地方诸侯利益受损之后，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赶走了。此后的周天子威望，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周幽王时期，甚至受制于镐京附近的小诸侯申国国君申侯的约束。最终申侯引犬戎攻镐京，导致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之后，周室威望继续下降，当时曾有一段时间周平王和西边的周携王并立，导致诸侯不知应该朝贡哪位天子，出现了对周天子礼制法章的疏离感，成为礼崩乐坏的开端。此后又经历了周郑交质等一系列时间，春秋诸侯争霸的序幕由此拉开。春秋时期，诸侯们尚且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只有南方灭商有功却只被周朝封为子爵的楚国频频挑衅周室，甚至问鼎中原。但到了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朝的礼法更多的成为了强国诸侯称王称霸的工具，当时的人们愈发不将蜷居洛东的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华夏文明，经历了部落联盟共治模式向王权模式的转变、狭隘天命观向普世天命观的转变以及社会文化和继承制度的发展。从五帝定伦到商周之变，塑造了华夏文明的脉象特征，同时也奠定了此后秦汉时期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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