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要谈的问题是，今天的客家话、粤语、福建的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等，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是中原的主流语系，而在今天却变成了方言。为什么会从主流语系变成方言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谈谈什么是语言？所谓语言，指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人们借助这种符号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今天的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说，目前世界上查明的有5651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约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是独立的语言，或者是正在衰亡的语言。
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语言也是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既然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使这种语言生存和发展又必须是开放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只有不断地同其他语言交流、融合，才能促进这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谈的汉语正是这样。这里要说明的就是对我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其中之一就是要反思为什么一千七百多年前汉语的主流语系会变成今天的方言。这就是说，一千七百多年前，客家话、福建的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还有粤语等，属于我国汉语中的主流语系，特别是客家话，是当时中原的普通话，今天福建的闽南话则是当时的河洛（黄河洛阳一带）话。当时的客家话与河洛语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说的就是今天人们往往是把北京话当成了普通话，实际上北京话并不是普通话，而是说北京方言因为更加接近普通话，我国政府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参照我国北方其他一些省份的方言，经过综合，将它改造成为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客家话则是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中原的普通话，河洛地区（我们主要指的是洛阳）由于曾经是东周时期的首都，后来又是东汉、西晋等王朝的首都，因此就成了当时的“首都话”。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出这样的话，就是由于人们的思维中一直将北京话当成是普通话，当指出北京话不是普通话的时候，不少的人却说，“如果是北京话与普通话二者之间进行比较，我认为北京话比普通话听起来更加顺耳”。也许一千七百多年前在客家话与河洛话之间的比较中，当时的中原人会认为河洛话听起来比客家话更加顺耳。当然，当时中原的主要语系除了客家话、河洛话以外，还有今天的粤语、福建的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等。如同今天除了普通话和北京话以外，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今天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今天北方那些作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的方言类似于当时中原的粤语，福建的闽南话、莆田话、福州等。然而，作为当时中原主流语系的客家话、粤语、闽南话、福州话、莆田话等，今天却成为了方言。
为什么当时中原的主流语系今天会成为方言呢？同我们所谈过的文化的发展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样，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中原主流语系的客家话、粤语、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等，一直限制在福建的闽南、闽东、莆仙，还有浙江的温州地区，江西的上饶地区，广东，及其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地区等。为什么当时中原的主流语系会限制在有限的地区呢？实际上就是同征服与被征服形成的。如同我们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原人一部分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征服着福建、江西、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这就是以中原地区的河洛人为主，包括了陕西、山西、河南的其他地区、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从秦统一了全国之后，是源源不断地向被称为“南蛮”地区的这些省份迁徙，并且连同他们的眷属一同迁往。在迁徙过程中，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受朝廷的委派，因此到了迁徙地之后便认为自己要高于当地的土著人，如称当地的土著人为“蛮人”，对他们以歧视的态度，甚至对他们进行大肆杀戮。而在征服他们的过程中，其中之一也许就是强迫当地的“蛮人”必须用中原的语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使用的中原话象征着文明，而“蛮人”的语言象征的是“野蛮”。他们来到这里是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这里，要改造这些“至今还处在野蛮”的地区。在他们的改造下，这些“南蛮”地区一步一步吸收了中原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福建闽南、莆田、闽东等地区的一些风俗，还有许多的宗教信仰等，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原的风俗和中原的原始宗教。今天说粤语、闽南语、莆田话、福州的地区，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在这里出现的。而那些说客家话的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及其他一些说客家话的地区，就是当时的被征服者。这就是我们所谈过的，晋朝后期发生的“八王之乱”，迁徙到中原地区的“胡族”乘乱造反，使晋王朝被打败南逃，在建康以“客人的身份”建都。随同晋王朝躲避战乱南逃的难民则以“客人的身份”迁到南方。最初在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后来继续南逃（即南宋以后），在闽、粤、赣交界的地区为主，及其他一些地区，以“客人的身份安家”。来到这些地区后，他们始终保留着中原的文化，其中之一就是始终保留着中原的“普通话”，带着祖宗的牌位，发誓“一定要把祖宗的灵位重新安放在中原”。
谈到上述情况之后我们特别要说明，古代的交通、通讯等，远远不能同今天相比。我们所谈的当时中原人无论是以征服者的身份在“南蛮”地区安家，或者是“以客人的身份”在闽、粤、赣及其他一些地区安家之后，基本上是终身在这里定居了。因为很明显，在交通、通讯十分不发达的古代，在一个地方定居之后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只要经济许可，可以乘坐先进的交通工具，如火车、汽车、飞机等，随时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即使是不回去，还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同家乡的人进行联系。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就与其他的地方处在了一种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中。
与南迁的中原人相比，那些没有南迁的中原人却与北方的“胡人”有着各种的交往。特别是晋（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迁到中原的北方“胡族”乘知己不断地对中原进行的征服和战争，使中原多次被“胡族”、“鞑子”征服过，如东晋十六国时期，晋王朝南逃后，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大多是“胡族”政权。南北朝时期统治北方的就是鲜卑族。唐朝之后，经过五代十国，进入到宋之后，北部的契丹，东北的女真，西北的党项等，与宋就进行着对峙和战争。后来的女真政权将宋打败，使宋南逃，在临安（杭州）建都，史称“南宋”。女真族则在北方建立政权，即“大金国”，与南宋划江而治（当然，南宋在北方也占了一些地区）。后来又是蒙古将南宋彻底征服。再后来就是女真族建立的“满洲大清国” 早就想着入主中原，在明朝腐朽没落的情况下，多尔衮摄政时，对内便将皇太极创建的“满洲大清国”改为了“中华大清国”，对明朝仍然称自己是大明下属的“满洲汗国”。这样一来，那些未迁往南方的中原人在各方面便逐渐与“胡人”、“鞑子”融合。这种融合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上的融合。我们应当指出，如果说中华文化是胡汉文化，或者说是汉文化与鞑子文化的融合，并且冠以“中华文化”的名；中华民族是胡汉民族，或者是汉民族与鞑子的融合，并且冠以“中华民族”的名。那么则可以说，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的语言，就是胡汉交融，或者是汉与鞑子交融的语言，并且冠以“汉语”，即现代意义汉语的名称。
根据这样的比较我们便可以说，与北方的汉族相比，南方的汉族是“真正的”、“纯之又纯”的汉族。从语系上讲，客家话、粤语、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等，则是“真正的”、“标准的”、“纯之又纯的”中原话，特别是客家话，属于当时“正宗的汉语普通话话”。之所以这些语言从中原“正宗的、标准的、纯之又纯的普通话”，或者是从中原的主流语系成为了今天的方言，最重要的就在于封闭所造成的。正如我们所谈到的，这些来到南方的中原人，无论他们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南方，或者是随同被“胡族”打败的汉政权逃到南方，在当时交通、通讯极其落后的古代，一旦来到这些地区后，是难以回到原籍的。无论他们是作为征服者，将中原文化，及其中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方面——语言，强制推行到所征服的地方，或者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到所逃的地方安家后继续保持着中原文化，及其中原文化中的“标准的、正宗的、纯之又纯的”普通话，由于所处地域狭小，对外几乎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决定了久而久之，这种语言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小。与此相反，那些未迁到南方的中原汉人却因为“胡人”、“鞑子”入主中原后，通过胡汉或鞑子与汉之间进行的各种交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方面的交融，久而久之，使胡汉语言，或者是鞑子的语言与当时的中原汉语普通话（即以客家话为主的普通话）交融，再进行不断地改造，便一步一步成为今天真正的、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这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的。
谈到这个问题后我们还要顺便提示一下，我们同样承认今天福建的闽南南还有较广的使用范围，这就是除了今天的台湾，福建的漳州、厦门、泉州等地区使用以外，福建闽东的部分县、市也使用这种语言。不仅如此，浙江温州地区的部分县、市，江西上饶地区的部分县、市也使用这种语言。正是因为这样，许多的福建闽南人以此为自豪，说闽南话不仅在福建的闽南和台湾使用，而且在福建闽东部分县、市，浙江、江西部分县、市也使用。他们甚至还说，是福建闽南人将闽南话传到这些地区的。然而当我们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分析之后便可以这样说，不是福建闽南人将闽南话传到这些地区的，而是汉以后的中原人将当时的中原话，即今天的闽南话传到这些地区的。这时又可以说，当时作为征服者的中原人不仅征服了福建，而且浙江、江西也是他们所征服的地区。在征服的过程中，把中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传到了这些地区。
根据我们所谈的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语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作为人们之间互相交流的重要工具，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不断发展的。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语言才能不断地进步，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一种语言不与其他语言进行交流，哪怕是再先进的语言，最后的结局就是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我们所指出的今天的客家话、粤语，福建的闽南话、莆田话、福州话等，就是因为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限制在有限的地域内，所以从中国的主流语系成为了今天的方言。而且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口的流动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人口流动中，北方人到南方，南方人到北方……人们今天在这一地区，明天又到另一地区，早已是习以为常。也正是因为人口的大流动，就决定着不同地域的人在交往中，如果再使用他们家乡的方言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交流。这样一来，就使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得不放弃自己所说的方言，而使用今天的普通话。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去南方的一些省、市，如上海市，浙江的杭州，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莆田等地，外地人到这些地区对当地人使用普通话，当时人是根本不予理睬。这就是说，不说当地方言的人在这些地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现在却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外地人来到这些地方与当地人交往中，当地人会主动对你说普通话（尽管他们的普通话中带有浓厚的当地方言）。不仅如此，即使是当地人之间在交往中也会逐渐使用普通话。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福建不少的地方，即使夫妇是当地人，但同他们的子女交流时多是用普通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福建的闽南地区，当地人与当地人交往中见面时说话免不了说当地的方言。但他们说着说着，就说成了普通话。这是我们所要说明的一个方面。
我们同样还要指出，不同地域的人进行的交往中说普通话时免不了带着浓厚的方言，使对方难以听懂。这个时候又使我们看到了有着这样的趋势，这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交往中使用带有浓厚方言的普通话，又有着如同一千七百多年前胡汉语言相互交融这种趋势。事实上就是这样，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地的人进行交往中，具有着各地方言一步一步走向融合的趋势。不仅在中国国内是这样，而且在与不同国家的交往中也是如此。一千七百多年前中国的胡汉语言交融中，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并且不断地进行改造，使胡汉融合的语言被改造成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因此可以说，今天各国在不断的交往中其语言同样有着走向融合的趋势。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任何一种语言，哪怕这种语言生命力再强，如果不同其他语言进行交流，最终就是成为方言。这就是我们对历史文化反思中，对曾经是中原的主流语系成为今天的方言所进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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