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山火
一九七四年七月底，一辆满载成都知青的大客车，出北门。开到广汉县xx公社门口停下，放下人和行李，绝尘而去。
这是只有一条街的场镇，公社政府坐落在街中央。农民兄弟拿着扁担在此等候。我与两个女生分配到五大队二小队。
魏队长二十八、九岁，带领两个后生蒋娃儿和候幺哥。把我们的木箱子、铺盖卷拴在扁担两头，挑上肩，一阵风似的出街口。
我们跟着一路小跑。
田埂道旁，一条小河缓缓流淌，河边柳树摇曳，河中央有水磨房。
队长说:“这是风波机，我们的谷子就在这里打成米。”
远处一笼一笼苍翠的林盘，我们队坐落在那深深的竹林里。
忽见小桥流水竹林人家，仿佛童话里的“仙境”。我们三个城里人感觉新鲜、兴奋。
奔跑一小时多的田埂路，队长把我们领进一笼竹林，里面有院子。住进去了才晓得，“仙境”里面没有童话。只有辛苦的劳作。
知青住北面的草屋。蒋儿跟他爸妈老婆娃儿五口人住南面，侯幺哥一家五口住东面，西面空着。
知青屋，墙三方各有一张树干做的床，上面铺满稻草，四个角立着竹杆。
进门右边立一口泥灶。左边四个小木凳围着小方桌，桌上一盏煤油灯。
他们各在一张床前放下挑子，谁的行李放那里，这床就归谁。草席往上铺平，竹竿上挂起蚊帐，就是“私人城堡”。
李应兰在进门右床，张朝韵在左床，我正对门。
门口围着光脚板的大人小孩看热闹。
听到有人说，“这次全是女的，不得偷鸡了。”
“去去去，各回各家。不要乱说。”
队长吼了人群，转身对我们说：
“晚饭我派人煮好了。墙角上有柴火、米、油盐。明天你们自己煮，门角落里有锄头镰刀。我喊出工，你们就跟着。”
蒋娃儿和候幺哥放下挑子，我们把带来的水果硬糖捧出来分送大家。
队长喊：“走了走了。”人群才散了。
我们插队的公社种双季稻。铁锅里米饭上蒸着豆角茄子。辣椒面加盐拌起下饭。
吃饭，收拾完毕，各人进到“私人城堡”。
第二天下雨，不出工。我们都躲在“城堡”里写信。
三人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心相惜，一来就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各怀鬼胎，算计着如何早点调回成都。
晚上雨停了。队长在那边竹林里扯开喉咙喊：“开会了”。
跟着蒋娃儿侯幺哥两家人，走弯弯曲曲的田埂路，到了生产队的晒坝。泥瓦房是队里的保管室。一间锁着，一间门开着，进去在草堆里坐下。
队长拿了一份上个星期的报纸喊我念。她们两个立即用嫉恨的眼光盯我。
读完报，躲进墙角草堆里。社员七嘴八舌闹哄哄，工分啦，谷子啦。听不懂，我睡着了。
直到有人拽醒说：“会开完了。”
揉眼，哈欠着跟人群走出屋子。
夜深了，满天星斗闪烁。仰望星空，居然小激动。
蒲思蕙是侯幺哥老婆，主动带领我走田埂路。
她说：“不能并排走，你跟我身后。亮的地方是水田，踩下去就掉到田里去了，没有亮光的才是路。”
田埂小路上，排成一人纵队，手电筒亮光像一条银蛇，蜿蜒进到各个林盘。
第二天，出早工。农民分成两个小组，各挖一块地。
队长喊我当记工员。拿一个本本，记出工人员的姓名性别。女的满分是七分工，男的满分十分工。
我很快记完了。想积极表现，拿起锄头进入一组。
“你去那一组嘛。”我身边的人努努嘴说。
我赶紧加入对面的挖地小组。
“你还是在他们那组嘛。”这一组的人又把我支开。
我瓜了，“他们都喊我到对面的组去，是啥意思呢？”
“人家是才来的知青哈，你们都嫌弃人家哇，奸鬼些。”魏队长扯开嗓门吼。
我才搞醒豁，他们嫌弃我劳力弱，都不要我。
贫下中农眼里，我竟是这么无能啊？顿时不知所措，瓜站在那里。以前没有人这么看不起我，在学校只要成绩好自然受人尊敬的。
第一次这么不受待见，眼泪不自觉悄然流下。
仍然没组要我，队长见状说：“周叶莲，以后早晨你只记工分，多算几遍。”
队长还有点古代明君的圣明，社员也不敢吭声了。
李应兰、张朝韵嫉恨我第一天就当上记工员。同时窃喜，第一天我便遭遇“滑铁卢”。
收早工，回知青小屋。李应兰说：
“那些农民都嫌弃你，你打算咋个解决这事情呢？”
张朝韵说：“如果是我，肯定要给那人一点颜色看。”
我晓得她俩用意，回答：
“队长已经解决了啊。”
她俩还假装替我抱不平，怂恿我跟社员吵架。我没搭话，她俩自动熄火。
吃完早饭，又出工。大家都在田头并排挖地。蒲思蕙带我夹在人群中跟着挖，农业学大寨吃大锅饭，跟着混工分。
一天下来，手掌磨出水泡，痛得钻心。肩、背、腰酸痛。第二天不想出工，看看那两个，痛得龇牙咧嘴，却硬撑着积极地挣表现呢。
我们比拼着，咬牙下地，过几天又挑石头。说来奇怪，磨了两个星期，反而慢慢适应了。
队上在院子的西面修了三间草屋。我们各自一间，分灶了。
秋收，割麦子。一镰刀下去，左手小手指被镰刀割开口子，血长流。蒲思蕙帮我用布手绢包扎，压住伤口，血不流了，又继续割。
麦子割下来，在拌桶上把麦粒摔拌到桶里。那个累呀，比挖地挑石头更凶。腰肌、腹肌、肩膀、腿肚像被拉伤了，没一处不痛。
我歇口气，想：“如果真有自动收割机，打米卷稻草，人就不用像牛马一样累死累活了。”
田埂上，这时候走来一个男知青，喊：“周叶莲，你写一篇你们队上农业学大寨的稿子，我明天来收。写得好的公社广播站要念。”
他喊得很大声。
我回答：“对嘛，晚上写。”接着又拌麦子。
那人走了。蒲思蕙说：
“你瓜的，他故意大声喊你写稿子，是喊你回去歇气。你要说个晚上写。”
“我硬是瓜哈，算了，说都说了。”
晚上，我们三人都点上煤油灯写稿子。交上去后，我们的稿子都在田坝大喇叭里念了。
挣表现，拼积极，三人不输上下。
李应兰、张朝韵比我积极。跟贫下中农的关系也比我好。
第二次队上开会，变成她俩轮流读报。
我跟所有人都是普通友好。出工时一边干活一边听农民摆些“荤”龙门阵，一同跟着大笑。也算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吧。
蒲思蕙主动跟我好。其他贫下中农，我主动招呼，但是我不串门，收工便回自己的屋子。蒲思蕙告诉我，她俩说我“假装知识分子”。
蒲思蕙请我到她家吃饭，她公公婆婆特地煮了白米大干饭，烧茄子豇豆蘸干海椒面。我回赠了两斤全国粮票。
饭后，灶上毛边锅烧开了一大锅水，她公公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个纸包，放了一颗药进去，搅拌后一人舀一碗。送我一碗，我尝到是甜的。
问：“啥子水水？”
“糖精水。”她公公回答。
我很惊诧，说：“糖精不能吃喔，有毒。”
“哪个说的喔，做活路太累了，喝点糖水补充体力。”老农民很经验的说。
他们很享受的喝，我装着很开心也喝。这也算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嘛。
过完新年，我发现李应兰、张朝韵没有出工。
蒲思蕙帮我打听，原来她俩调到大队村小学当老师了。
我瓜兮兮的啥子都不晓得。
蒲思蕙说：“她们好精灵喔，跟大队长关系搞得好，又会挣表现。”
“我还是表现好呀？”我说。
“你表现好，没有人重视你嘛。你不去跟当官的送礼搞关系，瓜兮兮做死活路，哪个重视你嘛。”
“咋没有送？魏队长送我两斤肉票，我过年后从成都回来，回赠了两斤红糖的给他婆娘坐月子。”
“你瓜得很。小队长喊你读报,当个记工员就是他最大权利了。李应兰跟我们说'你爸有问题’，魏队长第二次开会，不敢喊你读报了。大队部也晓得你爸'有问题’才没有喊你去当老师。”
“她们俩爸还不是有问题啊。”我激动了。
我们三人的父亲都是同一个单位的职工，“屁股上都有粑粑”。
“你不戳人家背脊骨吗，人家要戳你嘛。”思蕙说。
“我们的档案应该都在县'知青办’。按理说，公社干部都不晓得这些事情。这样子踩我。太阴了。”
“她俩也是狗咬狗，背后互相戳脊梁骨。不过，比你会搞关系。公社管知青调动的李书记她们都搞熟了。”
我晕！老师父母教过许多道理。可没教过背后“抽人底火”，搞“关系”呀。
我瓜了，性格愚笨。不想跟人吵架，也拉不下脸搞“关系”，更不敢去公社找管知青的书记套近乎。
“你咋办呢？”思蕙问。
“不晓得。听天由命吧。”我讪讪道。
李应兰、张朝韵在村小学当老师三个月了。我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哈哈的仍然在地里。
突然一天，蒲思蕙跟我说：“大队长在计划生育大会上表扬你了，说'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娃儿，那些生女子的，总是想再生个儿。女娃子也可以有出息呀。周叶莲不是女子吗?’”
“说我啊，我有啥子出息呢?”
“你要调到公社去了。”
“是不是喔？”我半信半疑。
几天后，队长通知我到公社办公室报到。
我被抽调到公社临时“工作组”。
事情是这样的：下乡前一天，一群高中同学来我家送行。一个同学有远房亲戚是我插队的公社办公室主任。
主任后来生病在成都住院，我们家给了些照顾。
不久主任去世了。遗孀曾姐，三十多岁在街上面馆上班。家里有六七十岁老母，下有四个未成年娃娃，大的十一二岁，小的才六七岁。一家人日子虽然苦，可只要见我上街，定要请我去她家，拿最好的饭菜招待我。
我不敢轻易上街，怕曾姐看见。我队里分粮食、菜省下一些，带着东西才敢去她家。成都探亲回来，给她老母幼儿也带点小礼物。
没有想到，主任已经不在了，我还是被“关照”到公社来了。
公社政府里给我一间小房子，临时住。
公社第一书记开门见山跟我谈话：“你来公社后，不能耍男朋友喔。不然招工读书都不会推荐。李书记管知青推荐，要跟他搞好关系。”
“搞关系，咋个搞吗？”我心里嘀咕。
李书记好像没有架子，我见面热情招呼他，希望被重视，早点被推荐回城。
我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一段时间跟“血吸虫防治队”工作组，到河沟边铲“钉螺”；一段时间，修河坝办临时“广播站”，跟电工爬电杆装喇叭：多数时间写学大寨表扬稿。
所有人都觉得，我接触了李书记，应该很快离开农村。我也觉得，至少应该比李应兰、张朝韵先调回成都。
可下乡两年多了，招工、推荐读工农兵大学的都走了好几轮了，都莫我眼火。
一天刚到七大队，喊我接电话，说是李书记打来的。我以为啥子公事，跑步过去。哪知电话里说：“你去街上帮我买几斤肉。”
我当时蒙了，平日里他好像非常“正”，一副拒贪反腐，公事公办的样子。咋个突然说这么私人的事情。
蒲思蕙教我要“送礼”，我觉得“礼尚往来”很自然。但是带着目的送礼，万一说我“拉拢贿赂干部”呢？几次准备了，都不敢送。因为我晓得公社经常开会教育他们“干部”要廉洁奉公。我以为好好表现，就会被李书记推荐的。
现在喊我帮他买肉，明摆着给我机会“搞关系”。
可我没有准备，哪里有钱给他买肉嘛。
过年，队上分红三十多元钱和五斤肉票，全部买成肉和蛋，拿回成都了。父母养我十九年，应该尽一点点孝心嘛。
自留地里种的的谷子，蒲思蕙帮我打成米。米糠送她家喂猪，一百多斤大米思蕙帮我挑到街上，我没有拿到集市换钱，全送曾姐家里了。她家里只要吃肉就来喊我，我是应该回赠嘛。
“工作组”每天只补助三角钱吃饭。平日我只吃二角钱，公社食堂一周卖一次回锅肉，三角钱一份，买一份省着吃两顿。牙缝里挤一点钱，还要备着平日必需用品的零用。
下乡一天来回走一二十里路，饭也吃得多。自己都痨肠寡肚，哪里有钱帮他买肉嘛。
我支吾一阵，说：“回街上可能肉铺关门了。”
“那就算了吧。”电话那头明显不高兴。
再见到李书记时，已经是半月后了。我主动招呼，他不搭理我了。
写信给家里。我妈做了一件的确良女衬衫，寄到公社。让我送给他老婆穿。父母希望我用这“贵重”的礼物，炸开回城的“碉堡”。
我拿着这改变命运的“礼物”，做贼似的躲在小屋里，观察公社进进出出的人。脸红心跳，错过了几次机会。
终于，他一人从办公室出来。经过门前，我鼓足勇气喊：
“李书记，等等。”
我热情主动招呼他，李书记也面带笑容。
我走近了，还不知怎样跟他说。
他主动的说：“周叶莲，你的团徽是新的妈？好漂亮，我看看。”
他看看周围没人，魔爪子似的手，往我胸前比划。
他是“书记”，可也是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居然毫无长者和领导的自重，这么轻浮猥琐。顿时，我感觉无比羞辱与愤怒。本能后退，继而转身往办公室方向走了。手里的“礼物”后来转送曾姐了。
他愕然，继而鼻子恨恨的“哼”一声。
我知道，这下惹祸，被判“无期徒刑”了。
我竟然不后悔。低声朗诵：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的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爬出…”
我被自己感动。
明白此举一定会付出代价。
一个夜晚，我睡熟了，突然有人敲门。
“哪个？”
“我，李应兰。”
“啥子事？”我们在队里，她不跟我说话的，半夜三更咋来敲我门？
门开后，李书记站在她身后。
“周叶莲，今天晚上李应兰跟你搭个伴。”李书记发话。
“进来吗。”我说。
“我走了，你们睡觉吧。”李书记走进了夜幕。
我明白了。李应兰是跟李书记搞“关系”来着。搞到这个份上？我蔑视她、可怜她、同情她。
“睡觉吧。”我说。
“你睡你的。”她羞赧。
我尽地主之谊，请她许久，她不睡。我只好先睡。李应兰竟然在我的小屋子里，整整站了一个通宵。天蒙蒙亮，公社大门开了，她招呼都不敢跟我打，自己开门溜跑了。算好，还有点羞耻之心。
一月后，李应兰调到铁路局当列车员。张朝韵也回成都肉联厂当工人。我们三个一起下乡的知青，只剩下我。
什么时候我才能回成都啊?
李书记看到我陷入困局，很得意。哼着小调，从我面前走过。等待我开口求他。我傻劲已经犯了，绝不肯低头。摇尾乞怜，不是我的性格。
别人端着猪头找不着庙门，我站在庙门嫌菩萨可憎，不进贡。
也许我“不识时务”，把一手好牌打烂。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不过我相信：在这无限辽阔的天空，一定会有灿烂流星把黑暗划破。
李应兰、张朝韵离开农村半年后，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哼着歌从李书记身边走过。
我至今认为，“高考”是最公正的。是我这类不会搞“关系”的人，破解困局的唯一通道。
听说：一道门关闭时，上帝同时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我感激命运，让我遇见那么多诚挚善良的人。感谢同学、队长、思蕙、曾姐、公社其他书记。
几年前，我回到那个美丽乡村。可喜那里正在脱贫。我的“贵人”热情接待我。曾姐依然健朗，女儿考上大学在成都工作。孙子海外留学，归国报效祖国。
我衷心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人生也许逃不脱遭遇几着困局，执着信念，正直坦荡，苍天定不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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