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玉超老师授权发布！摘 要：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自隋唐科举制度推行以来，用于指导科举考试的举业用书不断涌现，至明清时期，举业用书大致可包括儒经注疏、诗文选本、策论文集、制义理论等种类。其中，举业文章选本和理论类著作多受非议，往往被归高头讲章之类，为学士文人不屑。相较而言，儒经注疏类的举业用书处境稍好。据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类丛书在明代被大量注疏编纂，以经学正统的身份指导举业文章，获得了举业用书编纂和流传的合法地位。值得关注的是，与唐宋和清代相比，[1]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受科举文化的影响更深。唐、宋儒家类丛书具有极强的学术性，多属于经学范畴内的著述；清代在汉唐训诂和宋代义理解经的道路上展开了学术争论，清人反对明人的游谈无根，其儒经注疏总与举业指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有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更多借力科举，发挥儒经义理和治道的功用，推行儒理阐说之观点。似乎在明人的眼中，科举已成为儒经注疏的重要依归。
目前学界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学视域下探讨明清制义文章，通过考察诸种儒经注疏对制义文章的指导作用，侧重从文学层面关联科举与儒经注疏；[2]二是从经学层面阐释儒经注疏，通过揭示各种儒经注疏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宏观描述明代经学的发展轨迹。[3]综观已有研究，总体呈现出儒经注疏研究的个案化、经学或科举学领域的界限化特征，对明代儒家类丛书注疏的系统性编纂，特别是学术与科举的制衡作用，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儒家类丛书的科举功用与经学层面的阐释是否一定对立？科举影响下的儒家类丛书是否仅具有讲章备考的单一特征？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总体而言，明代科举制度的变化、科举内容的取舍、制义风格的转变、科举与治道和学术关系的亲疏，都影响到了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明显地呈现了不同的时代风尚。
据明清公私目录查考，明代儒经注疏著作可达数百种，其中，儒经注疏类举业用书的数量也百种有余。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中国丛书广录》《中国善本书提要》统计，明代儒家类丛书至少有126种，可分为正文注疏、经义、纬书、小学、子部等类别，[4]其中正文注疏类丛书28种，经义类67种，成为儒家类丛书的主体，大都意在阐释“四书”“五经”的儒家义理和经学本旨。除《改订音训五经》《道南三先生遗书》《周张全书》《篆文六经》等探讨理学经术和小学文字的丛书外，与举业指导相关的几近一半。
就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特征和编纂者的身份来看，明初、正嘉、隆万、启祯四个时期，儒家类丛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且由于明代科举推动了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制义风尚的转变与儒家类丛书特征的变化正相适应。清人梁章钜总结明代制义时称：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日生。有明二百余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于启、祯，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5]
明初丛书编纂者多在朝为官，李质、胡广、刘定之、徐节等无不具有较强的儒家道统意识，多“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至成化、弘治间，则既彬彬盛矣”。[6]正、嘉时期丛书编纂群体扩大，朝臣仕宦、学者文人、藏书家都积极地参与其中，文献保存和学术传播功能成为他们编纂儒家类丛书的主要动力。此时的儒家类丛书崇正学、尊经术、依经制义，以致万历时礼部提出“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7]隆庆以来儒家类丛书的编纂群体发生了较大变化，儒家类丛书所辑也多有“妄为叛道不经之书”，[8]不遵朱注者较为常见。至启、祯两朝，儒家类丛书很多出于书商坊贾之手，加之明代后期文化下移，丛书编纂者开始考虑接受群体，编纂的功利性十分强烈，险僻解经之病尤重：“（启、祯之间）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9]
明初至弘治年间，儒家类丛书不过7种，编纂数量极为有限，与举业相关者仅有《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其余4种，或“四书”“五经”的集刻本，或朱熹的注释本。永乐十二年（1414），诏谕翰林学士胡广等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10]
于是，胡广等奉永乐帝敕谕纂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成为明前期最重要的儒经注疏，被朝廷指定为科举范本，“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11]成为明初完善科举制度的步骤之一，也为举业文章的写作设置了一定范围，“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12]]可谓舍大全而无所用。明初以“大全”为代表的儒家类丛书作为编纂范例，汇辑了众多学者的儒经注疏，不论其删减、选择的得失，就其汇辑的文献价值也值得肯定。当然，胡广等奉旨纂修，以旁搜博采为主，罕有己见发明，后人对此亦颇多非议，朱彝尊等就曾讥其专攘成书，不过是抄誊而已。明正德、嘉靖时期，儒家类丛书约20种，虽在整个明代儒家类丛书中占比不多，但因有明显的学术性，多获明清学者肯定。依目前分类，正、嘉时期的儒家类丛书主要有群经总义类和儒家类两种类型：群经总义类如唐枢的《经解三种》、丰坊的《丰坊经学四种》，黄希宪、徐节刻《五经集注》等；儒家类如吕柟的《宋四子抄释》、何良俊辑《刘氏二书》、韩邦奇《性理三解》等。正、嘉时期，儒家类丛书与科举考试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明代儒经注疏与科举最为疏远的一个时期。此时的丛书子目著作往往重在著者的儒经阐释，不再停留于经注的汇辑，换言之，探讨儒经义理、推行著者的解经思想，似乎更为此时的丛书编纂所重视。如蒋悌生《五经蠡测》便是作者旁搜博采，对质疑经传反复参究有所心得而修成。这部丛书子目《礼记》已佚，《易》也残缺不全，但从其他注疏中仍可见蒋悌生的经学观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朱熹）《本义》之异同，……其说《书》于蔡沈《集传》多所订正。”[13]蒋悌生五经注疏亦未遵照科举规定的注本，质疑之处颇多创见。吕柟《吕泾野五经说》同样独抒己见，阐明经义，犹如其门人谢少南所言：“予刻泾野先生《说传》，业经家得兹意，毋勦说雷同，求所自得，辟诸达大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奚啻云足。”[14]谢或有溢美之辞，但吕柟释经自得之说确实可见于儒家注疏中。清人对明代儒经学术多有批判，言辞激烈者几乎全盘否定明代经学，但对正、嘉时期的儒家注疏也仍有肯定，如皮锡瑞称“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15]足见这一时期个性化解经十分鼎盛。明隆庆、万历朝儒家类丛书数量迅速增多，目前可知约50种，主要包括四书类、群经总义和子部儒家类，其他专门一经的丛书数量不多见。多数儒家类丛书与科举考试相关，如陈禹谟《经言枝指》、许顺义纂辑《六经三注粹抄》等均具举业用书性质。隆、万时期儒家类丛书的形式多样，语录式、评点式、粹抄式等形式不始于明代，却流行于明代。如吴勉学编纂的《刻宋明四先生语录》包括四种著作，嘉靖十六年（1537）门人薛侃云：“盖先生之教贵知要也。……惟其切于吾之用也，则一言一药矣，而况于全兮；如其弗用也，则六藉亦粕烬耳，而况于一言兮。此'则言’之意也。”[16]“录钞”“则言”都属语录体，面对庞大的儒经注疏著作，摘录要语的语录形式显然更切于实用、便于观览。“粹抄”式的丛书与之相似，如萧廪《陆王二先生要语类抄》、刘元卿《小学新编摘略》、丘橓《四书摘训》等，都意在择取要点，释意通俗易懂。这些浅说、直解类丛书有助儒经义理的普及，只是学术史意义不足。受明代心学的影响，隆、万以来的很多儒家类丛书不同于官修敕撰的儒家义理和观点，而以阳明学说阐释儒经。这些丛书及其子目著作流行于当时，影响很大。如果说儒经注疏摆脱了明初几部《大全》的束缚，此时思想的活跃恰与灵活的注经形式相应，很多著述就将阳明学说纳入其中。此时儒家类丛书多出于书坊，如吴勉学纂刻《刻宋明四先生语录》，李廷机纂注、余象斗刊刻《刻九我李太史十三经纂注》，闵齐伋纂刻《三经评注》《闵刊经学四种》等，或依托书坊刊刻，或编纂者即是刊刻家，隆、万时期的书坊似乎已成为儒家类丛书纂刻的重要单位。至明天启、崇祯时期，延续隆、万以来儒家类丛书的编纂趋势，其举业指导的作用尤甚，明初《大全》一尊的局面进一步被打破。此间儒家类丛书编纂初衷各不相同，诸如举业指导、扭转儒家传统、释道入儒的儒经新说等，颇为烦杂。据目前几种丛书目录，启、祯时期的儒家类丛书约35种，以指导举业的四书类和经义类居多，专门一经和子部儒家类只有零星几种。四书类和经义类丛书与科举关联紧密，诸如曹学佺《五经困学》、王安舜《五经旁训》、章世纯《章子留书》等，皆举业用书性质鲜明。李衷纯《王郭两先生崇论序》包括《太公论》《成王赐伯禽天子礼乐》《春秋论》《季札论》等，所及内容均是“四书”“五经”，犹如李之椿序云：“余欲自诸家著述中，纂大小论之尤者，作渡世津梁。”[17]明末的儒家注疏已不尽续传统，除注释、阐说、评点、摘训外，文章论说也被纳入广义“注疏”范畴。只是由于部分儒家类丛书用于指导举业，其功利性引致很多士人不满，批判《大全》、反对释道入儒的声音此起彼伏。明末臧炅称：“间有贤智者，则漱六朝之余芳，或窃二氏之绪论，以蕲免伪吏，未有濡首沉志于经学者也。”[18]蔡汝楠出身进士，其《说经劄记》意在释经正学，阐释义理较为谨慎，颇为后人称道，只是杂糅释道、科举为用的特征使其价值仍被质疑。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但其划分界线并不绝对明确。明代儒家类丛书总体的特征变化受科举影响最为显著，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对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如前所述，明代儒家类丛书的总体特征是四书类和群经总义类多，专门一经的丛书编纂较少；具有指导举业文章性质的丛书较多，纯粹的儒家经学类丛书较少；万历以来，儒家类丛书所录子目著作包含大量阳明心学的内容，但总体依科举规定注本、遵从程朱义理的阐释著作仍占主导。明代科举制度规定的各经注本与元代基本一致，只是明代颁布的科举定式中，“《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19]《春秋》增加张洽传。洪武三年定下科举规制及相关内容，洪武六年即停罢科考，明初的科举制度虽未实行，但其影响犹存，之后仍依此例，程、朱义注，蔡、胡注疏自此流行于明代应考科举的士子课业中，多数儒家类丛书所及内容也都在这一范畴之内。如吕柟《宋四子抄释》即包括二程和朱熹等人著作，蒋悌生《五经蠡测》专门订正蔡沈《书集传》，黄希宪、徐节刻本《五经集注》完全依据科举制度规定注本汇辑编纂。明代科举制度规定的考试和习业内容并非一成不变，永乐朝御制的三种《大全》是明代科举制度中涉及备考内容变化最大的一次。《大全》几乎成为明初儒家类的标志性丛书，各种刊本、效仿、订正和阐说《大全》的丛书从未间断，直至清代还有刘孔敬校阅、梦松轩刊刻的《四书大全》，可谓《大全》余音。明代儒经注本呼应科举，但科举制度本身却未必能达至儒经取士之理想，至少就明人编纂的儒家类丛书来看，应考科举的标识已然令其远离了科举初衷。何良俊就说：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其施之于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20]
何良俊对科举制度舍汉儒之说、取朱熹传注的规定本就不满，更何况又限定儒经注本，敷衍成章以应科举，这更令经义无所发明。万历三十年礼部尚书冯琦曾上言：“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冯琦认为经术取士使得“士习浸漓”，[21]原因就在于明代科举对儒家注本的限定。囿于科举制度的选才方式，以规定注本为读经依据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于是，这些儒家类丛书不由自主地成为“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的推手，影响了经学阐释的发展。
明代科举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主体骈偶，颇具文辞，阐说儒理，极具发挥。这种科举考试的文体显然更适合采用义理解经的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义理阐说的注经方式成为主流，列题生发和文辞论说的形式将盛行于世。因此，明代科举的主试文体成为儒家类丛书特征形成的强大动力。《明史》载：“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2]明代制义略仿经义文章的形式决定了明人对阐说儒经的方式选择，如蒋悌生“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23]蔡汝楠“自讲发挥性道，诸生横卷并听”，[24]这些著作的叙论都与制义文章相适应，也与策论文章相符合。明代“科举通例”载：“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25]儒经语句义深理奥，很多出自经史的策论也含蓄不显，因此，制义和策论文章析其义理、阐说明白决定着科举试官的取舍。如果说儒家类丛书具有指导举业的功用，科举文体则真正“指导”了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制义文章以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为题，即可理解为对某章、某句义理的阐发，在备考应举时势必形成分章讲解的解经方式。随着士人对科举功利的追求，各种问题也相继出现，《明武宗实录》载：“近日主司务为谲怪，命题摘掇一句、二句，或割裂文义，或偏断意旨。”[26]科场题目日趋险怪，截割经句、不顾义理的情况不断发生，追求新颖的儒经释意风气迅速流行。据明朝历代《实录》所载，朝廷反复诏谕科场题目正大，其作用却甚微，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南京河南道御史张邦俊谈及学臣命题“割裂破碎，或牵扯扭搭，其于圣贤立言大旨甚相悖戾”。[27]科场出题不顾儒经大旨，制义文章这种可以生发的文体便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以致于明代末年的举业用书出现了拟题专供科举之用的情况。顾炎武称：“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室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四书》亦然。”[28]用以指导举业的制义选本专为备考，用以指导举业的儒经注疏也专为经句阐释，讲章派儒家类丛书由此应运而生。经注方式和著作汇辑是儒家类丛书的历史选择。明代科举的制义文章讲求文辞，其雅正宏辞不仅是对儒经大旨的把握和发挥，更需要通过文学化的议论完善其文体规制，正破反承、骈俪对偶等已不是单纯地解经，经义阐释的显畅隐曲还需要文学修辞功底。儒经是阐释的根本，注疏是依据，制义则需要详细描绘，具有指导举业作用的儒经注疏需要肩负起沟通经和文的任务。再次，明代制义文风的变化相应儒家类丛书编纂特征的演变。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特征大体可分为明初、正嘉、隆万、启祯四个时期，这一分期也可用来归纳明代制义风尚的阶段性特征。方苞总结明代制义文风的变化时，称：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29]
总体来讲，儒家类丛书这一变化与科举文风的转变恰好相应，经历了重学术道德到逐渐重视功利和技巧的变化。这种相应并非偶然，原因如陆容所言：予犹记幼年见《易经》义多兼程《传》讲贯，近年以来，场屋经义，专主朱说取人，主程《传》者皆被黜。学者靡然从风，程《传》遂至全无读者。尝欲买《周易传义》为行箧之用，遍杭城书肆求之，惟有朱子《本义》，兼程《传》者绝无矣。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市井之趋利，势固如此，学者之趋简便，亦至此哉！[30]
解上文可知三点：一是明代科举专主朱熹之书，以致坊贾射利刊刻备考的举业用书专取朱说，儒家类丛书编纂服务于科举的现象在明代前期就已出现；二是坊肆所售举业用书中，儒经注疏逐渐失去了经学的学术性，增加了科举应考的功利性；三是明人编纂儒家类丛书随科举文风而变化，是文人士子“靡然从风”所致，盖属“势固如此”，因此，科举文风无疑是影响这类丛书编纂的重要因素。
当科举功利渐渐超过儒经学术时，质朴的制义文风不再能提起文人的兴趣，辞采华美更具吸引力，文章法度技巧也更受欢迎，辞采与技巧成为及第之琐钥，“《试录》惟取墨文之佳者，量加润饰，归之典实简古”。[31]文人士子汲汲于“琐钥”，促使举业用书愈趋文学化，儒家类丛书编纂也不落时势。如张炜如称：“深论无诡圣人，淫辞不淈法度，尤为称善艺林。”[32]章世纯的《章子留书》注解儒经不录原文，分篇讲说，颇重义理，其中《全道》《性道》等篇，释理精道，行文自然，其讲说尤重文章特性，这部丛书所录著作都属义理与文章、法度与技巧并重之作，“艺林”之赞彰显了“琐钥”之用。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受科举影响，儒家经典作为科举的核心内容，也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这种影响看似间接，实则深层。儒学重在致用，修身和治道是其致用的体现，更是其根本。这成为科举制度选才功能的基础，也成为部分儒家类丛书意在端正士风的编纂初衷。换一角度，儒经研究极具学术性，这种学术性在科举制度中是被动的——被选择、被限制，也被引导。
儒经首重修身、治道与学术性。儒家经典自始就具有强烈的致用性，士人习经重在实现修身乃至平天下的理想。《大学》开篇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3]“四书”“五经”以儒家思想治道为重，《春秋》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编，《尚书》旨在明仁君治国之道……儒家经典致用性毋庸置疑。清人皮锡瑞称：“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34]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士人对儒经致用性的追求从未停息，通过研习儒经达至士风教化，实现修身治国的宏志，已被公认。为研习儒经，如何解经成首要问题，就此便开启了儒经的学术历程。于是，西汉与东汉儒经之异同，训诂与义理的争辩，程朱与陆王的对峙相继出现，儒经学术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框架内经历着传承和新变。皮锡瑞曾说：“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35]在儒经学术中，汉、宋的训诂和义理之分最为明显。就明代儒学而言，宗法宋儒义理解经，臆断之处在所难免，至阳明学说兴起，其弟子王畿开始以释道解经，儒经学术中的“异端”因子渐盛，汉唐未有之新说愈加常见。“（明代）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36]嘉靖以来，阳明心学渐成显学，憾动了程朱一尊的地位，明人在儒经阐释上显得更为“灵活”，连焦竑也曾说：“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37]时至万历，像焦竑一样秉承传统义理之说的士人学者也显现动摇，或许也可归为思想开放。但是，毕竟王畿之后融入释道的儒经阐释有悖传统，脱离经传的臆测使儒经学术有如悬空的宫室浮在云端，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汉唐学者通过注疏探求儒经治道思想，已成为士人的精神传统，宋代以来夹杂个人体悟的义理显得并不可靠，似乎儒经义理也由此湮没不彰。如何在臆断义理和释道入儒中探求原始儒学的真理，成为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以至于在真理的反思中，明末清初士人开始意识到了训诂的必要性。其实，在整个儒经学术发展过程中，不同解经方式虽然各有其兴盛的时期，但任何一种都不是独占一时。明清相交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没有否定义理和训诂的共同存在。清代王鸣盛总结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38]儒经义理与训诂都是解经的重要方式，二者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通过文字训诂可以达到义理阐释的目的。其次，研究儒经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最终都在于明道，在于对儒经义理的体悟，离开义理的训诂失去了解经的目标，放弃训诂的义理则失去了解经的路径。王鸣盛的观点可被视为清人对明代义理解经释义的反思，或者说儒经修身、治道的功用决定了其学术特性，也影响了明代科举的内容选择。科举选才对儒经功用有着明确取舍。儒经思想发挥着修身、治道的功用，儒经学术有汉学和宋学的划分、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当儒家经典纳入科举考试时，儒经学术的功用和变化便开始为文人士宦所取舍，大体呈现了明代科举重儒经的治道事功、轻儒经学术，取义理阐释、舍汉唐训诂的特征。明初科举效法宋元，借儒经塑造士人、选拔人才，在科举实行之初，科举制度与儒经治道功用便联系紧密。明初敕撰的儒学丛书，多是阐释其政治内涵以求治道的，选择和删改儒经传注也以政道治用为据。朱棣命翰林学士编纂《四书五经大全》时称：“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39]明初如此兴师动众地编纂儒经传注，显然是欲以儒经治道巩固明代基业、教化思想，以求善治。在科举取舍儒经传注时，真正注重的是儒经用于制度的事功作用，而忽略了儒经的学术性。早在洪武二十七年时，明太祖朱元璋即命刘三吾等删减《孟子》，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中道：“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40]这不过是明代删改儒经传注中的一次而已，尽管其目的在于明初政道和治世，但终究没有考虑儒经自身的学术性质。当这些举业用书作为官修教材用于国子监、书院和各级学校课业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指导，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儒经注疏的内容选择和传播有赖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儒经及其阐释的治世功用在科举中得到了强化。只是在科举制度之下儒经渐失学术独立性，引起了儒经学者的不满。据此假设，若此时明人以汉唐训诂、乾嘉考据的方式治经，特别注重儒经的文本问题，而忽略治道问题，这在明代应该是无法立足的。于是，在科举取儒经义理阐释、舍汉唐训诂的过程中，自由的义理发挥与阳明学说便扭结一起，甚至成为影响科举的重要因素。值得考虑的是，在几部儒经注本一尊的背景下，何以阳明心学的非官方阐说逐渐占据了上风？明代科举考试融入阳明学说，儒家类丛书夹杂心学思想，释道入儒的经典阐释愈加兴盛，其原因历来都被归结为陆王学派的兴起和影响的扩大。明代很多科举及第者和主持者持有心学观点，使得科试衡文标准发生了变化，释道入儒的制义文章也得到了极大包容。心学自身的发展固然是科举融入释道的重要原因，而明代帝王的提倡，或者才是根本。早在永乐十七年，近臣辑录《为善阴骘》一书，永乐帝为之序，后颁行天下学校，并准礼部，科举准《大诰》内出题。如果追溯明代引释道入儒、举业融入阳明学说的开端，或由此始。明代科举一尊程朱，可出题目有限，为避免题目重复而另辟蹊径，或者是科举以程朱阐说为主的同时，融入阳明学说、释道之语的又一重要原因。王世贞记明代万历朝科举云：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语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极矣！[41]
据此可知，明人以六经为滥套，文人士子“喜创新格”，这正是因为科举选择程朱几部注本，不但制义文章没有了新意，就连儒经阐说也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发挥。因此，这一原因可以追溯到儒经学术的固定化、单一化，不能满足儒经学术的自身发展了。从学术本身来看，明代科举选择了程朱学术后，儒经的学术阐说似乎已失去了经学本身的治道精神；失去了学术意义的儒经，只依靠科举制度是不会长久的。
儒经学术和明代科举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儒经治道和学术维护着科举的初衷，使科举发挥着制度的优越性；科举制度兼任儒经学术的舵手，为儒家经术的发展导向。儒经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皆具儒经注疏和举业用书的双重性质，同时也落人以破坏学术和高头讲章之口实。儒家类丛书兼有儒经学术和举业用书的性质，在儒经和科举的相互制衡之下，势必表现出亦趋亦退、亦亲亦疏的复杂编纂特征，关联儒经的学术性和科举的制度性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可以兼得，借科举制度推进儒经学术的发展，又借儒经学术保持科举的内涵，便是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者的最大理想。
科举初衷意在培养文人的学术道德，发挥儒经治道功用。顾炎武读洪武朝科举诏书云：“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42]《明世宗实录》载：“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43]据此载说，科举以求才为根本，以务经为途径，科举在明代前期是能够发挥选才功用的，所谓“人材浑厚”正是科举制度之功。但是，科举制度的实行并未尽如人意。明代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朝廷主试、选黜的严肃性多不及制度的规定性，以致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也开始出现摘删纂刻的情况，儒经注疏的严谨荡然无存，错讹疏漏有之，释道入儒有之，随纂随售亦有之，追根究底是科举功利的驱使。科举的仕宦功利激起了生徒士子的极大热情，削弱了育材选人的功用。嘉靖二十七年，徐阶称：“宣德以前，场屋之文虽间失之朴略，而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44]而宣德至弘治时期，制义文风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文辞特征愈加显著，到明代中叶，浮华文风极为盛行，明廷臣属多有不满议论，制义文风一时难以转向明初的质朴浑厚。对此，朝廷一面禁止浮靡文风、倡导回归举业初衷，一面借举业用书影响士子、扭转风气，不断颁布条规。弘治十二年，吏科给事中许天锡上书：“其余晚宋文字及《京华日钞》《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随》《主意》《讲章》之类，凡得于煨烬之余者，悉皆断绝根本，不许似前混杂刊行；”[45]万历十五年，礼部臣上书：“近来文体轻浮险怪，依拟各提学官仍将考取优卷，送部稽查”，[46]万历三十年，“凡书必有裨《经》《传》者，方许刊行；非圣叛道之书有禁”。[47]科举文风影响了非官方编撰的举业用书，举业用书对士子和科举文风又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代帝王和朝臣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为了杜绝举业用书对士子的负面影响，免得“致误初学”，尽力禁止刊行浮华奇诡的文字。从《实录》的几条载记可以发现，所禁者以文学性较强和离经叛道之书最多，解释儒经的注疏类相对很少，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便具有了一定优势，尤其明代士人标举儒学正宗的儒家类丛书，往往被藉以充实举业文章，转变举业文风，如《说经劄记序》所称“闳意妙旨”以“悟后学之不思而还塞者”，[48]以儒家类丛书的“闳意妙旨”发挥科举功用，这成为维护明代科举优越性的途径之一。在借儒家类丛书维护科举初衷的意识下，明代儒家类丛书时有出现两种类型：一类学术性极强，以儒学正宗示范举业文章；一类释意简便，凭儒学浅说濡染科举风气。首先，注重义理学术的儒家类丛书，汇辑的子目著述以儒理阐释为主，多属宋明理学一派，很多子目著述可见于学术史著作中。如韩邦奇《性理三解》包括《启蒙意见》《律吕直解》和《洪范图解》，他在朱熹《学易启蒙》基础上进行易学阐释，《自序》云：“奇也鲁而善忘，诵而习之有所得焉，则识之于册，将以备温故焉。奇也愚而少达，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则自为之说，将以就有道焉。”[49]选择朱熹之作、用于儒学启蒙、兼有“自为之说”。四库馆臣评其“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50]这既体现了韩邦奇的易学思想，也透露了他编纂丛书用于科举之意。借儒家类丛书的学术性，发挥儒经治道功用，实现科举制度的初衷，这应该是明代乃至清代科举得以一直实行的重要保证。其次，明代科举及第群体有限，但参与群体却十分庞大，且层次复杂，具有讲录、浅说、直解等特点的儒家类丛书正适应庞大的参与群体，甚至可以视为影响明代科举风尚、维护科举初衷的重要因素。如鹿善继《四书说约》、丘橓《四书摘训》、洪启初《四书翼笺》、陈琛《重刊补订四书浅说》等，注疏既不用汉唐训诂的方式，也不同于宋儒的义理阐说，其释意简便，表达通俗，对于儒经初学者来说都极易明白。李维桢在《四书浅说叙》中说：“于是蔡、林两先生书与《浅说》，盛行于世，近乃献之后进，且不复知有是书，司徒李公慨然曰：'能为浅，乃能为深，圣人之所知能，即匹夫匹妇愚不肖所与知能，君子言不下带而道存焉。’今之拔新领异者，正惟深求之。”[51]按时人评论，浅说之类盖言浅而意深，足以发人深省。从儒经学术的角度来讲，浅说、直解未免过于简略，但却是儒经治道与科举初衷联系的纽带，广泛普及于明代科举的参与群体之中。据上述可知，明代举业用书受儒经学术和科举制度的双重影响，其中儒家类丛书的编纂所受影响最著。不同于其他制义、策论选本类举业用书，儒家类丛书必须兼顾儒经注疏的自身特性，更多地带有儒经学术的正统性。儒家类丛书除考虑科举衡文因素之外，更要考虑儒经注疏的方法、经学学术的流派，以及儒经在科举考试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明代制义文章关系着儒理阐释的思想，儒家类丛书则关系着这一思想的根源。明人编纂儒家类丛书往往重视注释内容的选择，在尽量符合科举规定的前提下，更多呈现阐释内容的经学体系。如吕柟的《吕泾野五经说》是借儒经扭转科举对儒家学术的破坏，既为举业文章也为扭转科举风气而著，所依靠的就是自己对儒经思想和主张的阐说。季本笺释《四书私存》、鹿善继《四书说约》无不主张儒家类丛书在助益科举的同时，更要保持儒经传注的学术意义。儒经学术与科举制度共同影响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归根结底是影响了儒家类丛书的编纂者。儒家类丛书在指导举业时是只重功利性，还是兼顾儒经义理？编纂者是借举业用书的性质推行自己的儒学主张，还是凭借儒经学术的主张转变科举风气？这都取决于丛书编纂者的观念。明代选本类举业用书出自坊贾之手较多，儒家类丛书的编纂者多是具有科名身份、或精研儒学的文人儒士。季本是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解职还乡后寓禹迹寺讲学，其儒家类丛书的义理阐释与儒者身份十分相符，在明代儒学注疏的发展中，颇能代表经学的学术成就；蔡汝楠是嘉靖十一年（1532）的进士，为衡州知府时，以礼教民，兴学课士；张自烈为明末南京国子监生，曾主讲白鹿书院；章世纯天启元年（1621）取中举人，授翰林孔目，《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诂释《四书》，往往于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52]这些丛书编纂者多是学者，他们努力维护着儒经治道思想，也维系着科举这一选才制度的优越性。明人编纂儒家类丛书仅仅用于科举功令的并不多见，如题名许顺义编纂的《六经三注粹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是书前后无序跋，不知何时所作，验其版式，盖万历以后之坊本。其书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为“六经”，于经文多所删节，其注亦割裂饾飣。所谓“三注”者，亦不知三家为谁，殆书贾射利所刊也。[53]
四库馆臣认为《六经三注粹抄》出自坊贾之手，是删节、割裂儒经的射利丛书，没有儒经注疏的学术性。而多数儒家类丛书编纂是有学术初衷，亦如《说经劄记序》言：“斯编闳意妙旨，要之无抵牾圣人，真洽见之，津涉而通经之钤键也”。[54]在明代选才不得不习业儒经的制度下，将儒经习业之书作为“通经之钤键”，也不失为儒经学术的承续、儒经治道的践行。在一定程度上，儒经学术与科举制度的相互制衡，促使儒家类丛书与其他举业用书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使举业用书在高头讲章、博取功名的功利性之外，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综观明代儒家类丛书，其编纂背景和性质都较为复杂。儒家类丛书是儒经学术发展的必要成果，也是科举制度的必然产物。在儒经学术与科举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初衷、编纂特点、编纂功用都兼有学术性和制度性。儒家类丛书的编纂者时刻把握着儒经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融合、疏离和制衡变化，一直致力于解决儒经治道与科举功利的矛盾，展现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特有的文化意义。
[1]丛书的起源问题颇为复杂，一般认为丛书起于宋代，仅就儒家经典来讲，很多学者认为早在汉代已有五经丛书，施廷镛、程毅中先生都提及汉代石经，如熹平四年的《熹平石经》即可算作丛书起源。在此，估且将唐宋时期的五经暂视为儒家类丛书，如南宋绍熙间三山黄唐刻本的《六经注疏》。[2]相关论著如，邝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等。诸位学者探讨了儒经注疏对八股文写作的指导作用，认为经筵进讲关系着讲章文体的定型和规范，儒经注疏影响了制义的文体和风格。尽管儒经注疏未成为论述的核心，但它在科举社会中的功用得到了肯定和关注。[3]从经学层面阐释儒经注疏的成果颇丰，如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着重探析了明清四书选本不同的学术特征，对儒学观念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王启发《罗汝芳对儒家经典的理会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其泛论〈四书〉〈五经〉和专论〈语〉〈孟〉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2014年第1辑，第184-215页）通过梳理儒经注疏和儒家类丛书汇编的不同形式，探讨罗汝芳的儒经阐释思想。近年相关的博士论文数量剧增，譬如郭素红《明代经学的发展》（山东大学，2008年）、唐海艳《科举制度与〈诗经〉研究》（黑龙江大学，2016年）、陈祥龙《作圣之基——〈论语〉教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屈博《〈孟子〉教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等，都针对一经探讨其注疏和阐释特征，呈现其发展演变历程。诸种论著在论述过程中，往往将科举作为文化背景，重点从经学层面进行分析，明代科举与儒经学术的关联论述仍然有限。[4]《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分类相同，《中国丛书广录》“经义”部分又细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和“群经总义”；“小学”类又细分为“字书”“韵书”等。[5]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6]徐阶：《世经堂记》卷十二《崇雅录序》，《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87页。[7]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89页。[8]《明世宗实录》卷十九“乙未礼科给事中章侨”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567－568页。[9]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第1689页。[10]《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八“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1803页。[11]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73页。[12]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第1694页。[1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第431页。[14]谢少南：《刻泾野先生五经说序》，吕柟：《泾野先生周易说翼》，《惜阴轩丛书续编》本，光绪丙申七月重刊本，第1页。[15]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4页。[16]薛侃：《阳明先生则言序》，王守仁：《阳明先生则言》，嘉靖十六年刻本，第1页。[17]李之椿：《王郭两先生崇论序》，李衷纯辑：《王郭两先生崇论》，明天启四年刻本，第1页。[18]臧炅：《说经劄记叙》，蔡汝楠：《说经劄记》，天启三年蔡武刻本，第4页。[19]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第1694页。[2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25册第532页。[21]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十八《科场禁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3页。[22]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第1693页。[2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第431页。[24]刘敬庵：《说经劄记序》，蔡汝楠：《说经劄记》，天启三年蔡武刻本，第9页。[25]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七七《礼部三十五·贡举·科举·科举通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91页。[26]《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2630页。[27]《明神宗实录》卷四八八“万历三十九年十月戊辰”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9195页。[28]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十六《拟题》，第912页。[29]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原书凡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30]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1页。[31]《明神宗实录》卷五三〇“万历四十三年三月丙辰”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9972页。[32]张炜如：《章子留书别集序》，章世纯：《章子留书》，《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39页。[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页。[36]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第7222页。[37]焦竑：《焦氏澹园集》卷十二《答耿师》，《明代论著丛刊》第三辑，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5页。[3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39]朱棣《御制性理大全书序》，胡广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40]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56页。[4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考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一六七》第410册，第278页。[42]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十六《经义论策》，第909页。[43]《明世宗实录》卷十九“乙未礼科给事中章侨”条，第567－568页。[44]徐阶：《世经堂记》卷十二《崇雅录序》，第587页。[45]《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2826页。[46]《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第3415页。[47]《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三“万历三十年六月壬辰”条，第6990页。[48]刘敬庵《说经劄记序》，蔡汝楠：《说经劄记》，第2页。[49]韩邦奇：《启蒙意见·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二四》，第96页。[50]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第45页。[51]李维桢：《四书浅说叙》，陈琛：《重刊补钉四书浅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7册，第39页。[52]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第475页。[5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四，第445页。[54]]刘敬庵：《说经劄记序》，蔡汝楠：《说经劄记》，第2页、第8页。【作者简介】
王玉超（1982－ ），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科举与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著有《明清科举与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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