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齐伋裁注《国语》考论
郭万青
摘 要：乌程闵氏在中国套版印刷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闵齐伋裁注《国语》也多被后世称道。通过削减韦昭注文和《补音》注文的条目数与具体条目字数，汇集评点资料，闵齐伋裁注《国语》受到后世研习《国语》者的推重。该本有单色墨印本、双色套印本和三色套印本，双色套印本在单色印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栏外评点和文内评点，三色套印本在双色套印本的基础上增入陶望龄的评点。另传四色套印本，除了每卷之末钤印有不同之外，其他与三色套印本并无区别。
关键词：闵齐伋；《国语》；裁注；套印
“裁注”这一术语来自闵氏刻本自署，如闵氏所刻《国语》《国策》每卷最后一行皆署“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父裁注”字样，故后来的目录著作多著录闵书为“裁注”，也有的著录为“裁注集评”，如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等即著录为“裁注集评”。还有的把闵刻本《国语》书名直接著录为《国语裁注》，如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等。
韦昭注本《国语》二十一卷，闵齐伋合并为九卷，检核闵氏《国语》与二十一卷本《国语》内容并无区别。所谓“裁注”，实际上是对韦昭注文和所附《国语补音》注文的裁剪删削。今以《周语上》首章“穆王将征犬戎”为例，各种韦昭注本《国语》皆施注65处，闵齐伋裁剪为30条对应韦昭原注19处注文，且有两条属于韦昭注本《国语》一处施注之下者。如“先王耀德不观兵”韦昭注：“耀，明也。观，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恶，然后致诛，不以小小（事）示威武也。”而裁注则为：“耀，明也。观，示也。”可见闵齐伋所谓裁注不仅裁剪了条目数，还裁剪了具体注文的字数。还是以“穆王将征犬戎”为例，黄刊明道本韦昭注文一共1387字，公序本注文1368字，上下相差19字。而闵齐伋裁注本《国语》本篇注文一共234字。另外，由于张一鲲本开始把《补音》散入《国语》正文之下，闵齐伋本则把这部分文字进行裁剪去取，置于上栏之外，一些音切则直接置于正文中相关文字之旁，以“夹批”形式出现。是所谓“裁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裁剪韦昭注文条目数量以及具体注文字数；其二，剪裁“补音”条目及具体条目字数，移出正文置于栏外或作为夹批处理。关于约简韦昭注文这一点，王重民已经揭出，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杂史类·国语九卷”下云：“裁注者，谓约简韦昭《注解》而成。”[6]颇得“裁注”二字事实。
至于引述前人评语，固当为“集评”，即辑录各家评语，置于《国语》相应位置。这一部分只能是“辑评”，恐怕不能涵盖在“裁注”中。故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潘承弼与顾廷龙编著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著录闵氏裁注《国语》为“闵齐伋裁注集评”，至当。
那么，闵齐伋裁注的标准是什么呢？仍以《周语上》首章“穆王将征犬戎”注文为例，公序本韦昭施注平均每处21.34字，明道本韦注平均每处21.01字。闵齐伋共施注30条，涉及19处注文，共234字，平均每条7.8字。闵齐伋注文和韦注相对应的部分，平均每处12.3字。比照可知，闵齐伋在裁注过程中除了每条注释字数和注释条目总数量上的剪裁之外，还进行了如下工作：1.改易注释。如对“奕”字注释的改易就是显著的例子。清人陈树华认为宋元弘治本、嘉靖本等作“弈”字是错的，认为许宗鲁本、万历本作“奕”是正确的。闵齐伋自然看不到陈树华的意见，但是他依据了李克家刻本。[7]闵齐伋释“奕”为“累”，在《国语》注释史上属于首次，是值得称道的。[8]此后卢之颐订正本直接用闵齐伋本，日本学者多引用卢之颐本，把“累世”之说归于卢之颐。2.由于闵齐伋把注释全部移到每篇之后，篇章中出现同一个词的不同解释时，为了以示区别，闵齐伋使用原文提示的方法进行区分。如在本篇中，有两处“载”字注释，但解释不同，故闵氏以“'载戢载櫜’之载，则也”与“'载德’之'载’，成也”进行区别表述。3.韦昭注文中有些只出现注文，不出现被释对象。随文注释没有问题，但把注文移后之后，就会给阅读带来偏差。故而闵齐伋给在韦注中没有出现被释对象的注文补上了被释，如韦昭注文“供日祭也”“供月祀也”“供时享也”都没有被释语，闵齐伋分别补足变为“祭，供日祭也”“祀，供月祀也”“享，供时享也”。虽然补得不尽合理，但其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可见闵氏裁注的最重要标准，即少而精。数量少，置于全篇之后则不繁冗；裁减精，则为读者真正扫清阅读障碍。在语词注释上，尽量保留生僻字的注释。韦昭对本篇中61个普通词语进行了注释，闵齐伋只保留了19个。韦昭注文中引述、叙史以及串讲部分，闵氏基本没有保留。
总之，闵齐伋“裁注”之“裁”，其义比较丰富，包括削减字数和条目、改易注释、补足注释格式等内容。
闵齐伋刻本没有“凡例”，也没有序言。这一点在闵氏所刻《国语》上体现得很明显。全书内容依次为韦昭《国语解》序、《国语》目录、裁注正文、闵齐伋跋。闵氏《国语》的目录只到卷次这一层级，不涉及篇目。闵氏专门在目录之后附有一段案语阐述原因，如下：
在这段案语中，闵齐伋谈到三个方面内容：1.对旧志著录《国语》卷次参差的意见；2.把《晋语》分为上下两卷的理由；3.自己之所以不列篇目的原因。他认为旧志《国语》卷次有二十卷或二十一卷之别[9]，对于《国语》之义并无影响。他自己在处理的时候，把《国语》八国语分为九卷，主要的理由就是《晋语》“事文繁多”，故分上下，其他七国语各自一卷。这也是《国语》的实际面貌。吉本道雅曾经对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之《国语》八语字数进行统计，谓《周语》13391字，《鲁语》7181字，《齐语》3688字，《晋语》28782字，《郑语》1686字，《楚语》7065字，《吴语》4951字，《越语》3652字，共70396字。[10]从字数上而言，《晋语》占到《国语》全书的40.89%，可见其事文之繁。从篇卷的匹配度而言，《晋语》分成两卷更合适一些，而且闵齐伋以《晋语一》至《晋语三》为上卷，以《晋语四》至《晋语九》为下卷，其分卷也照顾到了《晋语》上下卷内容的相对完整性。《国语》各篇有篇题，最早从《非国语》开始，撮录《国语》篇章首句或大义作为篇题，只是每个篇题二三字或一字，字数较少，不能完全概括篇章之义，故为后来者所不取。此后真德秀《文章正宗》选取《国语》三十多篇，绝大多数篇目都有篇题，用句子表述确立篇题，语义完足，信息丰富全面。其中多数篇题已经和明清时期所立《国语》篇题完全相同了。可见，真德秀篇章标题确立的精准度是比较高的。明人穆文熙《国语钞评》、汤宾尹《国语秇型》、郑维岳《国语旁训便读》等本篇题绝大多数是概括文义，少部分也截取篇章首句。但李克家本《国语》的篇题则全部取用各篇首句，恐即闵齐伋所谓“旧本”。[11]此后陈仁锡《奇赏斋古文全集》本《国语》、夏璋二乙堂本《国语》篇题也用各篇首句，或许就是受李克家本的启发和影响。这种篇题不能反映文义，仅仅起到区别篇章的作用，确实是“无谓”的。所以闵齐伋本《国语》不立篇目，每篇之后附有注文[12]，注文小字不顶格，各篇之间靠注文自然分开。每页四周单边，中缝上书“国语”二字，右下小字书卷次，以各国语标注。中缝最下右标页码。正文中夹批，二色套印本和三色套印本都只有墨、朱二种颜色夹批，但是圈点三色套印本则有朱、墨、蓝三种颜色。三色套印本上栏外有眉批，批注有朱、墨、蓝三色，二色套印本唯朱、墨二色，单色印本则唯墨色批注。除《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本之外，其他各本前八卷每卷之后都有“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父裁注”顶格手书一行。
全书最后列有闵齐伋所撰跋文，如下：
大致揭明韦昭前后《国语》注释之大略，并推测韦昭在采择旧注时，选择、删汰可能还有不够精严之处。进而大致叙述其裁注之由，从“若之汰之，或者有所未尽”“宜挈其要”的说明文字，也可见其“裁注”内容所指。
从刊刻形式上而言，闵齐伋裁注《国语》有单色墨印、朱墨双色套印、朱墨蓝三色套印等[13]，而所谓的四色套印恐怕并不存在。下面分别探讨。
（一）闵氏裁注《国语》单色墨印本和套印本
1.单色墨印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闵氏《国语》之单色墨印本。1936年9月《保古斋书目》第一期亦著录有闵齐伋裁注《国语》之墨批本，竹纸四册。姚伯岳曾对闵刻本版本外观特征进行概括，谓：“版心白口，四周单边，中间无界行；行款多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或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数例外者。”[14]闵刻本《国语》单色墨印本和套印本的行款格式完全一样，都是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栏外评语小字，行五字。不同的本子框高稍有差别。笔者曾在孔夫子旧书网见闵齐伋裁注《国语》墨色印本两部，一部残本一册，一部全本四册。检寻可知，单色墨印本的特征是栏外评语少。正文中小字夹批往往：1.注明反切，注反切时多数只注反切上下字，少数也出现“切”字。2.注明本字或语义相近之字。栏外评语共撮录柳宗元、穆文熙、孙应鳌、汪道昆、唐顺之、屠隆、真德秀、陆弘祚、王慎中、王世贞、茅坤等十一家四十四条，此外尚有不标出处之评语多处，总体数量很少。姚伯岳谓闵刻本套印本外部特征：“评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评注有多人者，以颜色区分评家；汇集各评家之本，以主要评家为一色，其他各评家为一色。当然，也有个别套印本评家众多，不明其分色的意义。”[15]这一说法和《国语》的实际情形不同。闵本《国语》所收十一家评点皆用黑色印制，即便在套印本中，所收十一家评点也是墨色而非杂以他色。
2.朱墨双色套印本
瞿冕良（1924-2012）《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著录闵齐伋裁注《国语》朱墨双色套印本[16]，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收录有明万历四七年朱墨套印本《国语裁注》[17]。赵红娟对杜信孚的著录存疑，谓：“闵齐伋万历四十七年裁注刊刻有三色套印本《国语》九卷，上图、国图等藏，笔者已目验。《综录》该书著录自《南京图书馆善本书草目》，翁连溪《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亦著录清华、中科院等藏有朱墨本是书，行款与三色本同。不知是否实有，俟考。”[18]今检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即藏有朱墨双色套印本，并非虚言。检寻可知，朱墨双色套印本主要增加了朱色圈点和批校。文内夹批楷体，偶尔行书，栏外评语行书体。朱色夹批往往既说明《国语》用语的功能，又揭示《国语》用词的承接与照应。栏外评语和文内旁批皆不注出处。从卢之颐的订正本来看，闵刻《国语》套印本中的栏外朱色评语多为孙鑛之言，文内朱色夹批也有出自孙鑛者。
3.三色套印本
闵本《国语》既有墨色印本，也有朱墨双色套印，还有朱墨蓝三色套印。有的国内馆藏三色套印本《国语》还被录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如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等。今检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朱墨双色套印本和辽宁图书馆所藏陶湘旧藏朱墨蓝三色套印本，发现三色套印本是二色套印本的升级版，凡朱墨套印本上所有内容，朱墨蓝三色印本完全具备。
姚伯岳曾对闵刻本版本外观特征进行概括：“（1）版心白口，四周单边，中间无界行；行款多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或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数例外者。（2）评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评注有多人者，以颜色区分评家；汇集各评家之本，以主要评家为一色，其他各评家为一色。当然，也有个别套印本评家众多，不明其分色的意义。（3）正文一律用仿宋印刷体，规格工整，评语、旁注用手写体，版本疏朗、悦目。”[19]袁芳荣对套印本《国语》的套印情况进行过比较细致的说明，谓：“栏上有朱、墨、蓝3色评语；栏内正文墨印；正文行间则有朱、墨、蓝圈点，朱色除'圈’外，'点’还分实心点及空心点。另有朱墨字掺杂其间，朱字多简短评语，如雅字、善论、句法、巧思等；墨字则是在罕见字旁以字释音。展卷直觉色彩斑斓。但其墨印评语与正文墨印看来并非同一版所印，因此本虽系三色套印，其印刷次数恐怕不只3次，套印书籍之费时费工，可见一斑。”[20]从闵刻本《国语》之双色套印本和三色套印本上可见，正文有逗无句，着重之处加朱色圈点或逗标识。朱色逗有实心、空心二种，蓝色逗皆实心。又有少数正文处用蓝色圈点。由于三色套印是在二色套印的基础上刻成，故朱色圈点之后往往有蓝色圈点。注文中，凡释词，被释词下加墨点，释文下加墨圈以示一句解释终了。串讲句义，凡释文中有成句者，句下亦加墨圈标识。
赵红娟谓：“眉端有三色批语，其中侧重于评文的朱色批语和侧重于评史的蓝色批语就是闵齐伋裁注部分，而其墨色眉批则为闵齐伋所辑柳宗元、真德秀、穆文熙、孙应鳌、汪道昆、屠隆等各家评语。”[21]这和姚伯岳以颜色分评家不同，而是从内容上进行区分。当然，两位学者恐怕都未能进行仔细检核，所论至少与闵氏裁注《国语》实际是有出入的。
仔细检点闵齐伋裁注《国语》三色套印本发现，墨色眉批至少并非如此简单。检闵齐伋裁注《国语》上栏外墨笔内容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标记异文别字或文字关系。如“戎翟之閒”栏外注云：“翟，或作狄。”“閒，古'間’字。语中凡'間’俱作'閒’。《说文》亦无'間’字。”“召公告王曰”上栏外注云：“召，或作'邵’。”第二，解释词义。“耆艾修之”上栏外注云：“东齐人谓尊为耆艾。”第三，标识读音沿革或语词用法。如“夫先王之制”栏外注云：“夫音扶。后凡语端及助语'夫’字并同，不再音。”“是以事行而不悖”栏外注云：“悖，步没切。一说，梁武以佛有悖音，改悖为背。按：经史及诸儒多布内切。”第四，引录评语。检三色套印本全书引述评语标注出处者有柳宗元（19处）、穆文熙（11处）、孙应鳌（4处）、汪道昆（2处）、唐顺之（2处）、屠隆、真德秀、陆弘祚、王慎中、王世贞、茅坤等十一家，此外尚有不标出处之评语多处。四方面内容，前三种内容都来自张一鲲本、李克家本一系版本所附《补音》。引述评语则来自前此《国语》评点。
上栏外朱笔行书笔体，多是对篇章正文的文学、叙事、议论、铺垫、照应等等技法的评议，也有对其整体风格或者文句反映情感倾向的揭示。仍以“穆王将征犬戎”章为例，开首即谓：“初变《尚书》调，是今文祖。”总评《国语》叙事技法的传承及其影响。“先王耀德不观兵”夹批“警策”二字，栏外书“开门见山”四字，以明其议论风格。“夫兵戢而时动”夹批：“只顶兵来。”是凸显焦点。栏外云：“时动似谓征伐，非讲武。”是研讨语义。“先王之于民也”栏外云：“行文微似《周礼》。”“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栏外云：“平铺。”是论其语言风格。而“莫不欣喜，商王帝辛”栏外云：“凡原评字法俱用点，恐其混于句读，易以尖圈，更不注评。”是总说套印本体例。也有解释语义者，如“而使舌人体委与之”栏外注云：“舌人，即今之通事。”从套印本上还可以看出以墨印本书版为底版而改易墨圈未尽的情形。
上栏蓝笔批校亦楷书，数量相对朱墨二色批校要少。从卢之颐订正本可知，闵刻本《国语》蓝色评语出自陶望龄[22]。如“穆王将征犬戎”章栏外墨批三处，朱笔批点十三处，而蓝笔批点只有两处。整卷《周语》，蓝色批点共十六处，可见其数量之少。“周”上栏外批点云：“《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是以《晋语》作为参照，总体说明《周语》的“语”体特征明显。又另一条云：“犬戎近镐，为子孙忧。驱而远之，岂曰非筭？惜乎，伐之者与谏伐者俱见不及此。”本条确乎评事。又“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章栏外蓝批：“请隧事简，而此乃最详。”仍然是对卷首“《周语》辞胜事”的呼应。检点《周语》十六处蓝笔批点，发现蓝笔批点实际上是对墨笔批点和朱笔批点的补充，并非只是“评史”。今撮录《周语》其他十三处蓝色批点，以见其大致：
1.找得严厉，“德”“虐”字相照。（“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批点）
2.破殽之疑数言，可竟叨叨浮漫，无可采者。（“禘郊之事，则有全烝”批点）
3.微谋，言不止于善谋以终。上文已实谋之意。《檀弓》“虽微晋而已”亦如此解，注“军无谋策”似未是。（“夫战也微谋，吾又三伐”批点）
4.“虽”字一转，亦自有法。（“虽齐国子亦将与焉”批点）
5.祀，或为“氏”。（“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批点）
6.交互，今为厌套。（“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批点）
7.郑后司农云：广，当为“光”。虞注亦云。（“熙，广也“批点”）
8.解诗好。（“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鹿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批点）
9.古乐不传，《乐记》亦不备，《周语》数篇可以参考。（“无射有林，耳不及也”批点）
10.一本无“州”字。（“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批点）
11.六律六吕，虽以钟名，皆截竹为筩也。其曰“铸无射”，盖以金铸为钟，而其声中无射耳，所谓“度律均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批点）
12.乱，是曲终之义。（注文“乱，治也”上批点）
13.用人，是操生杀之柄，与“为人用”相反。（“牺者，实用人也”批点）
这十三条中，既有释义、校勘，也有评文。可见，蓝色批点实际上是对墨色批点和朱色批点的有益补充。此外，三色套印本和单色印本、二色套印本不同之处在于，每卷最后“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父裁注”别起一行靠页面中下部位钤二篆书朱文方印，上下排列。卷一最后二印为“齐伋”和“闵十二”阴文[23]，卷二最后是“遇五氏”阳文和“闵齐伋印”阴文，卷三、卷五、卷六、卷九最后为“闵”字阴文和“齐伋”阳文，卷四、卷七最后为“齐”“伋”二阳文单字篆章，卷八为“齐伋”阳文和“闵十二”阴文。
（二）闵刻《国语》“四色套印”本并不存在
最早列有闵刻《国语》四色套印本的是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后来，潘承弼、顾廷龙所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罗卫国编《古籍版本题记索引》，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都予以著录，《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许力以主编《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王东与钟甦合著《浙江印刷史》、叶树声与余敏辉合著之《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等也都著录有闵刻《国语》的四色套印本。
今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毕彦哲博士从山东大学图书馆拍了四色套印本的一部分。该本在“国语解叙”“国语第一”下皆钤有“渠丘曹愚盦氏藏书”和“适兴”阳文章[24]，在《周语》卷尾“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父裁注”后钤有“适兴”阳文印，并无闵齐伋个人印章。其卷九最后钤印与三色套印本不同，是“闵齐伋印”阴文和“遇五氏”阳文。除了卷尾钤印不同之外，其他与三色套印本无任何区别。检潘承弼、顾廷龙编《明代版刻图录》所收四色套印本卷一首页前半面和末页后半面图片，与三色套印本内容也无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卷尾“皇明万历己未仲秋乌程闵齐伋遇五父裁注”后钤有“齐伋”阴文和“闵氏遇五”阳文篆章二。[25]从闵氏《国语》三色套印本看，闵氏印章都是书籍刻好之后后钤上去的。每卷之后一般必钤二印，山大藏本首卷后唯“适兴”二字阳文篆书长方印，卷二、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后钤“闵”字阴文和“齐伋”二字阳文二印，卷三后钤“齐”“伋”二单字阳文方印，卷九后钤“闵齐伋印”阴文和“遇五氏”阳文方印。至于其卷一之后未能钤印，当属遗漏，未必别有深意。总之，山东大学藏本卷后钤印和辽宁图书馆藏本卷后钤印差别较大，尤其表现在钤印次序和每卷后具体钤印上，辽宁图书馆藏本钤“闵十二”印，在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本中没有出现。除了钤印差别之外，二本毫无二致。袁芳荣《古书犀烛记》中有《三色套印本·〈国语〉》一篇，谓：“王清源先生核对《闵版书目》与辽宁图书馆藏闵、凌两家刻本后，将《闵版书目》中两部四色套印本改为三色套印本，其中一部就是《国语》。”[26]王清源的做法恐怕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要称之为“四色套印”，确实比较费解。要之，并不存在闵齐伋裁注《国语》四色套印本，斯可断言。
赵红娟指出：“闵齐伋是中国出版史套色印刷的标杆人物。”[27]姚伯岳认为：“明代万历年间，在江南一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普及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传统经典的介绍和批评著作在社会上日益流行，这种批评本不是以往的'诂经’之作，不是象牙塔中的高深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说书中难点、要点、疑点的'论文’读物。套印本图书就是为了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应运而生的。”[28]并且认为，“闵齐伋开创了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事业，并且将之推向了巅峰……引领了明末湖州的套版印刷进程，形成了以闵、凌两大家族为核心的明代套版印刷书业……闵、凌二氏精美的套印本图书成为后人争相收藏的宝贵文化遗产”。[29]就闵齐伋裁注《国语》而言，约有如下几点：
第一，丰富了《国语》评点方式。
《国语》评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此后则《列女传》等皆有条目。发展到《非国语》，确立了以价值判断对《国语》言事进行评议的基本理路。至于明代，这一评点形式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形式都是眉批，如穆文熙《国语钞评》、汤宾尹《国语秇型》等所辑录评点都是以眉批的方式存在的。至闵齐伋裁注《国语》，才把文内评点作为一种方式进行辑录。此外，其裁注的方式也为后来《国语》评点所继承。如后于闵齐伋的夏璋二乙堂本《国语》、郑维岳《国语旁训便读》以及清代储欣《国语选》即采取裁注方式，即对注文进行条目和具体注文字数上的删削。
第二，为后来《国语》刻本所效仿。
现在所见的卢之颐订正本《国语》，其底本即闵齐伋本《国语》。卢之颐，字子繇，一作子由，又字繇生，浙江钱塘人。父卢复，通医学、佛学，著有《纲目博议》未成，卢之颐为续成之。杭世骏《名医卢之颐传》记述卢氏一生颇详。卢之颐著有《本草乘雅半偈》《仲景伤寒论疏钞金鎞》《学古诊则》等。家有溪香馆、月枢阁，从事图书刊刻活动，从明天启年间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年间[30]。卢氏曾重订刊刻《文选纂注》《国语》《周秦经书十种》等。卢之颐订正本《国语》卷次、注文格式全依闵齐伋本。凡闵齐伋套印本朱蓝批校不标出处者，卢之颐尽量标明了出处。卢之颐本正文删去闵齐伋本墨色夹批，闵齐伋《国语》中的朱色夹批则基本予以保留。通过卢之颐本可知，闵齐伋本所引朱批多为孙鑛评点，所引蓝色批校多为陶望龄批点，而闵氏不标出处，容易使读者造成误会。
第三，为后来的日本《国语》研究著作所引述。
明清时期的中国本土《国语》研究者少有参照闵齐伋本者，日本《国语》研究者则比较多地参照闵齐伋本。而且往往引录闵齐伋个人之说以及其所引评点资料。如日本的户崎允明《国语考》多处引述闵齐伋之说。今检户崎允明《国语考》全书分四卷，合共1460条。该书征引宋以来学者有：闵齐伋61条，宇惠3条，太宰纯79条，关脩龄60条，陶望龄6条，朱仲晦2条，杨慎1条，房玄龄1条，刘绩1条，化龙公子1条，孙鑛1条，江海边1条，服元乔1条，白馰1条，卢1条，唐顺之1条。其所征引闵齐伋条目仅次于征引太宰纯，可见户崎允明对闵齐伋裁注《国语》的重视。此外，早于户崎允明的千叶玄之《韦注国语》、关脩龄《国语略说》也多有征引闵齐伋之处。可见闵齐伋本《国语》在日本学者中的影响。
第四，是日本江户时期《国语》校勘重要参照之本。
渡边操、千叶玄之、关修龄一直到秦鼎都相当注意《国语》版本的对勘和考校。渡边操所参据的是崇祯年间的卢之颐本，此后千叶玄之也主要参校卢本和闵齐伋本。到了葛西质、秦鼎，才参照到黄刊明道本的覆刻本。此外，秦鼎《国语定本》则参照陈仁锡本、钟惺评本、闵齐伋本等明代后期的本子。
总之，闵齐伋裁注本《国语》经过闵齐伋的单色刊印、两色套印、三色套印，为《国语》的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韦昭注文经过闵齐伋裁削改订之后，要言不烦而又对理解正文多有裨益。该书所收评点丰富，对读者阅读理解《国语》也具有很大的帮助，并为后世《国语》文章学、评点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故闵齐伋裁注《国语》在《国语》版刻史和《国语》传播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1] 闵齐伋生年为1575年这一说法是姚伯岳《吴兴闵、凌二氏的套版印刷》一文首先提出。又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3-609页；该文又收录在姚伯岳：《燕北书城困学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9-126页）一文又推定闵齐伋的生卒年为1580-1662。赵红娟教授又提出闵齐伋生卒年当为1580-1662的几种证据，可以信从。（赵红娟：《著名刻书家闵齐伋的家世与生平活动考》，《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2] 叶德辉撰，紫石点校：《书林清话》，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页。关于套版印刷的起源，曹之《中国古代印刷术的起源》有探讨，可参。
[3] 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
[4] 赵红娟：《著名刻书家闵齐伋的家世与生平活动考》，《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5] 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
[6]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7] 今检《国语》众本中，嘉靖五年陕西正学书院刻本字亦作“弈”，唯上海图书馆藏本“弈”字构件“廾”少一竖笔。正文、注文“弈”字皆少一笔，不知道是刻工脱漏还是故意为之。姜恩本、《百家类纂》本、吴勉学本、张一鲲本、李克家本、緑荫堂本、郑以厚本、闵齐伋本、陈仁锡本、《国语髓析》、二乙堂本、诗礼堂本、荟要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道春点本、千叶玄之本、《国语略说》、冢田本、董增龄本“弈”字作“奕”。实际上“廾”和“大”作为构字部件参与构字时往往产生混用，故而“弈”“奕”此处可作通用字看。
[8] 萧旭总结“奕世”古今有三说：（1）《后汉书·杨秉传》李贤注：“奕犹重也。”吴曾祺、朱起凤《辞通》卷17 解为“累世”，即本李注。《汉语大词典》亦从此说。（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奕叚借为易，则“奕世”犹言“改代”。（3）《尔雅》：“奕，大也。”郝懿行《义疏》举“奕世”为证；董增龄、张以仁亦持此说。最终确定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萧旭：《群书校补》，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76页。）实际上，《后汉书·袁谭传》“宣奕世之德”李贤注、钟会《檄蜀文》“奕世重光”李周翰注并云：“奕，重也。”语境、用法与《国语》本处用法相类，可移以释《国语》本处“奕”字之义。“累”“重”义同。
[9]《汉书·艺文志》著录《国语》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逵注本、孔晁注本《国语》二十卷，虞翻注本、唐固注本《国语》二十一卷，韦昭注本《国语》二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左丘明撰《国语》二十卷，王肃注本《国语》二十二卷，虞翻注本、唐固注本、韦昭注本、孔晁注本《国语》二十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韦昭注本《国语》二十一卷。宋庠《国语补音叙录》亦谓《国语》“古今卷第多不同”，是闵齐伋说之所本。
[10]（日）吉本道雅：《国语成书考》，《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53号（2014年）。
[11] 今检《国语解叙》“皆英材硕儒”，李克家本、闵齐伋本“材”作“才”；“然所理释”之“理”，李克家本、闵齐伋本作“注”；《国语解叙》最后有“韦昭撰”三字，也自李克家本始。可见，闵氏裁注《国语》的底本是李克家本。当然，闵齐伋本在以李克家本为底本的基础上也有取舍，并非一味依从。如《周语上》“实有爽德”李克家本韦注云：“爽，差也。”闵齐伋本改注文作“爽，亡也”，不从李克家本，而从金李本。可见，闵齐伋本以李克家本为底本，同时参据了金李本等。
[12]《国语》各本中，注文移至每篇之末，闵齐伋本始开其端。这样处置的好处，在于读者阅读正文的时候不因注文而有割裂之感。此后卢之颐订正本继承了闵齐伋本的注文处理方式。但是明清晚近诸多《国语》刊本，依然采取随文注释的注文方式。一直到沈镕《国语详注》，才又把注文置于每篇之后。
[13] 此外，闵氏《国语》在清代还有重刻本，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金谷园主人补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图书馆有藏。
[14]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见王绍仁主编《江南藏书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3-609页。
[15]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第583-609页。
[16]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叶银海、嵇发根主编《人文织里》亦著录闵氏《国语》为朱墨二色套印本。又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康熙四十二年学聚堂“据明万历闵氏刻套印本”重修本，未知是据朱墨二色套印本重修，还是据三色套印本重修。
[17] 杜信孚纂辑：《明代版刻图录》第五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5页。
[18] 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据资料，“1952年，贺昌群组织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工作人员将原中央图书运往台湾的善本书籍13万册编成《国立南京图书馆善本书草目》八厚册备查。”（伍克非：《史学名人贺昌群》，见载于政协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学习宣传文卫委员会2005年编：《马边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3-11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乐山文史选辑》第4辑载贺龄华《贺昌群先生事略》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杜信孚所据实为《草目》而非实际经眼的书籍。今检《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闵氏裁注《国语》五部，四部为三色套印本，另一部唯著录刊本。赵红娟教授怀疑杜信孚著录错误是有道理的，但因此就怀疑世无双色套印本，则稍嫌武断。
[19]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第583-609页。
[20] 袁芳荣：《古书犀烛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21] 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
[22]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箦，晚号歇庵居士，会稽人。父陶承学，曾任南京礼部尚书。陶望龄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著有《解老》二卷、《解庄》十二卷、《歇庵集》二十卷等。万历三十九年，曾有人刻印过他的文集《陶文简公文集》十三卷。又有《国语约评》抄本，藏在浙江绍兴图书馆。
[23]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认为“闵十二”的印章“大概是他在家族中堂兄弟间的排序”，赵红娟《著名刻书家闵齐伋的家世与生平活动考》也认为“闵十二”的称谓“当是其宗族排行”。两位学者的意见颇值参考。
[24] 今检《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山东大雪图书馆藏书中钤有“渠丘曹愚盦氏藏书”印章者多种，如清光绪间抄本《安邱曹氏家集》十三种二十三卷、明正德十年（1515）刻本《杨文敏公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雍正十二年（1734）薛氏重刻本《文清公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明成化元年（1465）唐瑜刻本《觉非斋文集》二十八卷附录一卷、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关中焦映汉挍刻本《邱文庄公集》十卷等等。潍坊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赵红卫博士是安丘曹氏家族方面的专家。蒙赵博士告知，民国二十二年（1933）癸酉石印本《安丘曹氏族谱》中有曹愚盦传记资料云：“安丘曹乾，原名允元，又名殿元，今名乾，字占魁，又字善揆，号愚盫。青岛德华学堂毕业，考取津浦铁路德文繙绎试用县丞，在该路历充各职，兼沧石铁路会计总管充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秘书、山东教育厅咨议胶济铁路总务处处长、胶澳警察厅科长，简升胶澳全埠电话局局长。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二月初四日生。”藉此可知曹氏生平大略。感谢赵红卫博士的慷慨帮助！
[25] 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刻图录》卷十，上海：上海书店辑印《民国丛书》第五编第100册，本卷第6-7页。
[26] 袁芳荣：《古书犀烛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27] 赵红娟：《著名刻书家闵齐伋的家世与生平活动考》，《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28]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第583-609页。
[29] 姚伯岳：《闵齐伋与明代末年的套版印刷》，第583-609页。
[30] 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有清顺治丁亥（1647）卢氏月枢阁本。
郭万青（1975-），山东宁津人，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献与训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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