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关静老师授权发布！
《类说》天启刻本之生成与明代后期
的书籍刊刻*
关 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类说》明天启刻本版面所存留之卷次拼合痕迹，探讨该书从李跋本七十卷到通行本六十卷的形态变化、刻书人的“特异性”操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内容错乱。通过细节的补论，打通考察《类说》通行本来历的最后一环，实现天启刻本面貌形成过程的“贯通”，使得此本与传世各抄本在内容、编次诸方面的参差出入从扑朔迷离变得有迹可循，或有助于更好地使用《类说》及避免与之相关的文献混乱。同时，相关现象也是认识古书流传演变及明代后期书籍刊刻的典型例证，在版本考或书籍史上亦较为珍贵。
【关键词】曾慥 类说 天启刻本 岳钟秀 书籍刊刻
天启刻本版面存留了大量卷次拼合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其目的是将李跋本的七十卷变为六十卷。该本体例为（一）每卷卷首用三行题写卷端信息，包括该卷卷次、编纂者、参阅人、订正人等；（二）第四行低二格著录首部引书名；（三）第五行顶格题写首条标目；（四）第六行起为正文，文低一格。从结果看，天启刻本不仅存在将原本分属于两卷甚至三卷的内容合并为一卷的情况，为了弥合原卷端所占三行的分卷痕迹，刊刻者还拆分部分原本位于卷末的条目，补入原卷端位置。这就导致天启刻本出现分卷有异、条目错舛等问题。
天启刻本的卷次合并情况，可根据李跋本的有无，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现存李跋本中位于卷首，天启刻本位于卷中的引书；另一类是李跋本不存，但可推定李跋本原属于卷首，而天启刻本位于卷中的引书。以下谨作考述：
（一）李跋本卷首，天启刻本卷中引书
即在李跋本中次于卷首的引书，在天启刻本中原位于卷首，经过卷次合并后方出现于卷中位置。李文整理出《类说》李跋本与六十卷本（即天启刻本）、五十卷本的卷次分歧一表，由表可见天启刻本将李跋本卷六、卷七合并为卷六，卷二二、卷二三合并为卷一九[5]。对于合并情况，李文已有详细分析，此处为便于后文讨论，再略作梳理。
首先，《荆楚岁时记》《景文龙馆记》[6]二书在李跋本均次于卷首[7]，在天启刻本卷六中间位置，但所在叶面分明保留了卷端信息：1.二书书名均在a面第4行，这符合天启刻本卷首引书前留三行题写卷端的体例。2.二书书前内容另有蹊跷。《荆楚岁时记》前一引书为《续齐谐记》，中科院藏残廿六卷抄本、上图藏清五十卷本等版本《续齐谐记》末条标目作“磐石”（李跋本名“盘山梅”），正文含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故事；台图藏伯玉翁本则分为“磐石”“天台仙女”两条，见图1；天启刻本正文已无刘晨阮肇内容，条目末尾有一行空行，见图2。
图1 台图藏伯玉翁本《续齐谐记》末尾
图2 国图藏天启刻本[8]《续齐谐记》末尾
不过，缺失的“刘晨阮肇”内容并未被舍弃，而是不偏不倚“恰巧”出现在《景文龙馆记》书前位置，见图3。如此则“刘晨阮肇”条在天启刻本中属于刘竦《传记》一书，中华本《隋唐嘉话》收入补遗，按云：“疑非刘竦《传记》所有。”[9]有趣的是，“刘晨阮肇”在移动位置后，没有按照其“新身份”刻入卷前目录《传记》对应位置，只是简单附于卷末引书《海物异名记》末尾，见图4。
图3 国图藏天启刻本《传记》末尾
图4 国图藏天启刻本卷前目录“刘晨阮肇”
综合以上种种反常迹象，不难揣测天启刻本刊刻时，《荆楚岁时记》《景文龙馆记》尚为卷首引书，所以刊刻位置在a面第4行，前有三行用以题写卷端信息。上版后因卷次合并需求，二者由卷首变为卷中，为消弭原卷端信息，需要将前卷末叶与后卷首叶版片拼合。最稳妥的办法是将后卷首叶重刻一版，然后将前卷末叶内容移置于新版片上原卷端位置。此时，刊刻者又会面临一个难题，即如果卷端三行无法容纳前卷末叶所有内容，多出文本该如何处置？从版本实物看，天启刻本刊刻者不惜采用“移花接木”手段，将《续齐谐记》“磐石”条一分为二，前半置于《荆楚岁时记》前，后半置于《景文龙馆记》前，实现“一举两得”。结果导致《荆楚岁时记》前残留一行空行，而《景龙文馆记》前出现了错舛的“刘晨阮肇”内容。
其次，《三朝圣政录》在李跋本卷首，在天启刻本卷一九中间位置。其书名同样出现在a面第4行，前三行不仅有断版，还有2行空行，考空行位置无条目缺失，见图5（左）。按照上文逻辑，可推知《三朝圣政录》在天启刻本原为卷首，前有三行题写卷端信息，合并卷次后，其位置由卷首变为卷中。《三朝圣政录》书前断版位置对应的正是卷端题署处，进一步证实了此处原为卷端的猜测。加之卷前目录结尾作“类说目录卷之”，见图5（右），未予标示的具体卷次同样显示此卷存在改易。
遗憾的是李跋本只残存十四卷（实对应五十卷本十一卷），尚有若干卷次无法藉此呈现，需要在综合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分卷后进行全面观照。
图5 国图藏天启刻本《三朝圣政录》正文前空行（左）
及卷前目录卷次（右）
（二）李跋本不存，天启刻本卷中引书
即李跋本对应卷次已佚失，需借助五十卷本分卷以及天启刻本残留信息辅助判断。
1.五十卷本卷首，天启刻本卷中引书
李文考证李跋本在编卷方面将五十卷本原本的65个子卷分别独立为一卷后，再拆分少量卷次形成所谓的七十卷本。循着这一线索继续追踪，会发现五十卷本卷首之《献替记》《语林》《摭遗》《殷芸小说》等书，虽位于天启刻本卷中，不过诸书书名均刻于a面第4行，原卷端位置同样存在端倪。
《献替记》在五十卷本第八卷卷首，在天启刻本卷七第18叶a面第4行（为便于记载，记为18a4，后文仿此），其前所接条目为“沉名宦海”，所属引书为《海棠记》，见图6（左）。《类说校注》云：“此条在空了七行之后，另起一行书写，所引为《仙传拾遗》，与《海棠记》没有联系。目录中亦无此条。”[10]以《类说》其他版本比勘，“沉名宦海”则为《鸡跖集》[11]末条内容，见图6（右），研究者考证此条源自《绀珠集·鸡跖集》[12]，属《鸡跖集》内容无疑。此条文字得以跨越数十卷内容进入《海棠记》，一则为了掩盖《献替记》前的卷端信息，再则它原本所处位置亦曾进行过卷次合并操作，此待后文再叙。
图6 国图藏天启刻本（左）与
国图藏有嘉堂抄本“沉名宦海”条（右）
《语林》在五十卷本第二八卷卷首，天启刻本卷三二22a4，其前无条目缺失和错舛，仍有一行空行。《摭遗》在五十卷本卷三〇下卷首，天启刻本卷三四32a4，卷端位置为前书末条“仆乃杜审言儿”，此叶看似无异常，实第31叶存8行空行。《殷芸小说》在五十卷本卷四二上卷首，天启刻本卷四九15a4，卷端有3行空行，空行位置原应题署了卷端信息，今可见栏线有明显缺损，或即剜去原有文字时操作不慎所致。如二三行之间，居中较大的断线，指向的正是“明”字的位置，见图7。
2.五十卷本一书分上、下，天启刻本为卷中引书
五十卷本中，《仇池笔记》《世说》二书因所引条目过多，拆分为上、下两个子卷，分别是卷十上、下，卷二七上、下。天启刻本《仇池笔记》仍分两卷，为卷九、卷十，卷前目录以“仇池笔记上”“仇池笔记下”进行区分；《世说》则只存于卷三一，中间有合并痕迹。首先，天启刻本卷前目录（见图8左、中）、正文均两次著录《世说》书名；其次，正文第二个《世说》书名位于5a5，前接“南都赋图”条，然第4叶共有15行空行，对应位置无条目缺失，见图8（右）。
图8 国图藏天启刻本卷前目录《世说》（左、中）
与正文第二个《世说》前空行(右）
此处《世说》书名并非如他书一般出现在第四行，而是在第五行，这是因为“南都赋图”条内容需要占据四行位置，无法再行拆分。不仅如此，本叶“顾长康画”条文末“通灵变化而去”之“而去”二字为挤刻，显然在原版片中，《世说》书名原在四行，而“顾长康画”条占据五行位置，其中“去”字单独占一行。“南都赋图”条原应所在的第4叶a面空白叶面上栏线多有缺失，刊刻者剜去此条内容后移至后叶证据确凿。
3.五十卷本、天启刻本卷中引书
另有部分引书在五十卷本即为卷中引书，推测李跋本曾将其作为一卷之首，天启刻本沿用李跋本分卷后重新合并为卷中。这类引书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在该卷中的叶面相对靠后，毕竟在卷次合并以前，它之前的叶面要作为单独的一卷刊行，所以须有一定版面。这以《资暇集》《冷斋夜话》等为代表。
天启刻本《资暇集》见于卷二九21a4，其前内容为《鸡跖集》“雌甲辰”条。然在《类说》其他版本中，其前内容正是上文所云孤悬在二十卷开外的《鸡跖集》“沉名宦海”条。其原理与“刘晨阮肇”条类似，天启刻本在合并两卷内容时，将前卷末叶与后卷首叶拼合，因对应位置空行过少无法容纳所有内容，于是落下“沉名宦海”条。刊刻者本着“惜字如金”的精神，不惜以文本错乱为代价，将多出的“沉名宦海”置于合并卷次后留下空行的《献替记》前，做到“物尽其用”。与“刘晨阮肇”条在卷前目录附于末尾的待遇不同，“沉名宦海”条并未见于天启刻本卷七卷前目录中。
天启刻本《冷斋夜话》位于卷五五20a4。此前,笔者在校勘其前之《玉壶清话》“陶谷鸾胶曲”条时极为困惑，中科院藏明中吴山房本、台图藏明伯玉翁抄本、国图藏明有嘉堂抄本、上图藏清五十卷抄本等版本中均无《风光好》词的具体内容，天启刻本多出[13]。天启刻本条目、文字之缺失比比皆是，文字信息溢出的情况极为罕见。疑该处原亦为一卷之首，后合并为卷中，相关文字乃刊刻者为掩盖卷端信息所增。
若以上推断属实，那么李跋本曾将《献替记》《资暇集》《世说》《语林》《摭遗》《殷芸小说》《冷斋夜话》等作为一卷之始，与其标榜之“七十卷”相去不远。
刊刻者为何要在上版后改弦更张，中途对《类说》分卷做出如此大的调整呢？这与该本刊刻背后的人事变动有关。
天启刻本卷端题署为“宋温陵曾慥编，明新野马之骐参阅，明山阳岳钟秀订正”，也就是说天启刻本的刊刻至少涉及马之骐、岳钟秀二人，明清典籍中尚有关于二者的零星记载。马之骐，生于1580年，卒年不详，字时良，号康庄，河南新野人，回族。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万历三十八年榜眼，与韩放、钱谦益同榜。《皇明三元考》谓其“治春秋，年三十一[14]，丙午举人，丁未进士。父化龙，丁丑进士，副使。弟之骏，庚戌进士，户部郎中”[15]，且“自设科以来，未有前科进士次科登鼎甲者，有之自宗达始，至庚戌科马之骐而二矣”[16]。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广编修、国子祭酒、礼部侍郎等职。岳钟秀，字完懿[17]，山阳人，万历丁酉科（1597）举人。天启初任新野知县，相传“比归，士民泣送百里，署中古木多巢乌，亦随车飞噪，数日乃还。县人作《义乌传》记之”[18]。历任刑部主事、云南参议、贵州副使等职。
国图藏天启刻本书前仅存岳钟秀《订刊类说序》，序云：“（马之骐）因谋汗竹鸠工于前令司公，一时群情踊跃……竟以司公转官，甫杀青而止”，“余受简，以订正自任，丙夜政暇，次第取而读之，悉加考覆”[19]。因缺少信息照应，览者对司公以及《类说》的刊印过程所知甚少。这位险些“销声匿迹”的司公究竟为何许人？与天启刻本有何关系呢？
台图藏天启刻本另有马之骐所作长序，序中在对岳钟秀大加赞扬后，婉转提及“然是书之刻，寔经始于前政司侯，甫谋杀青，旋以迁去”[20]。李文发现天启刻本卷四题署有“明内黄司廼疆订正”与岳钟秀并列。考《河南通志》，在岳钟秀之前担任新野知县的正是这位司廼疆[21]。司廼疆，字达支，北直内黄人，万历癸卯科（1603）进士，万历末任新野知县，仕至工部员外郎。司公作为地方官员，与当地名士马之骐、马之骏等私交甚深，还曾为马氏兄弟与汪逸（字遗民，号华屋）的唱和之作《友声集》作序[22]。马之骏《妙远堂集》中也多次提及司公之名[23]。审序言中“甫谋杀青”“甫杀青而止”等语，则天启刻本之刊刻始于司廼疆，刻印工作已有时日。司廼疆转官后，岳钟秀接手新野知县一职，在马之骐等人的游说下重启刊刻事业。
需要追问的是司廼疆离任时刻印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岳钟秀作为继任主事者，卷端题署为“订正”者，到底做过何种“订正”工作？工作态度如何？这些问题亦能从天启刻本版面存留的痕迹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题署问题。现今研究者使用此本皆称岳钟秀刻本，司廼疆之名已鲜有人知。试想，司廼疆主事时，已刻版片卷端的题署应是他本人而非岳钟秀。李文提及天启刻本卷端有拼版情况，主要涉及编纂者、整理者信息，似完成于刊刻过程中。笔者详细比对天启刻本，发现以卷二五为界，卷二五（含）以前卷端均有拼版情况（仅卷一三、卷二〇不明显[24]），卷二五以后则仅卷二九、三〇、三一有明显拼版。见图9。由此可以推测：岳钟秀接手时，天启刻本约已完成二分之一的内容，其题署原作“内黄司廼疆订正”，所以这部分卷次需要大费周章拼版改卷端，成为今天的形式。司廼疆、岳钟秀二人均有组织刊刻之功，却因人事变动，一近湮没，一甚显赫，是亦可叹！卷四独存的司廼疆与岳钟秀并列的题署方式，或许是曾经商定最终被否决的一种尝试，又或许是刻工或好事者不忍司廼疆姓名被彻底毁弃而采取的些微补偿。
图9 国图藏天启刻本卷二、四、五、二二、二五、三〇
的卷端拼版痕迹
其次是卷次拼合问题。据前文，天启刻本在卷三一以后几乎不见卷端题署的拼版改易，但卷四九、卷五五等尚残存有卷次拼合痕迹。合理的解释是岳钟秀接手后并未立即开始卷次合并，而是继续按照李跋本分卷予以刊刻。天启刻本实施卷次拼合的契机当是卷二五前后存在版片丢失。汇校《类说》，不难发现天启刻本卷二五对应的是五十卷本卷二二、卷二三之内容，然与五十卷本相较，天启刻本存在大量引书缺失和内容舛错。具体而言，天启刻本缺少十种引书，分别是《南越志》《北里志》《翰林志》《续翰林志》《洞微志》《杂志》《金楼子》《抱朴子》《干
再次是“订正”工作问题。因天启刻本卷端题署即曰“订正”，岳钟秀在序言中又言之凿凿（“以订正自任……悉加考覆”），在现有条件下有理由相信订正工作出自岳公之手。根据前文考证，岳公接手时天启刻本约已完成半数内容的刊刻，则其订正工作将涉及对已刊版片的改动，改动痕迹将会反映到版面上。天启刻本确有部分文字改动，改动处文字通常与原文字迹不同，笔画粗重，或有一定程度的倾斜，文字两端的栏线存在断裂扭曲等情况。从其结果看，挖改、修补文字确实订正了少量内容，同时必须承认某些改动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臆改致误之处同样比比皆是。挖改、修补文字订正了部分内容者，如卷六12a《洛阳伽蓝记》“老妪吹篪”条正文“健马快儿不如老妪吹篪”之“如”字，与“画卵雕薪”标目之“薪”字，左右相邻，字迹与其他文字不同，栏线位置有缺损，显然是后改而成，修改后文字与他本相同。卷一四13a2《因话录》“后人诬作”条正文“《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十字挤刻占据六个字的位置，13b6《因话录》“李过庭”条正文“姚岘滑嵇姚南仲廉察陕郊岘”十一字挤刻占据七字位置，两处修改后内容皆与他本相同。卷一三首叶《树萱录》“瓶隐”条正文末尾“时号瓶隐”之“瓶隐”二字为写刻，订正后内容不误。不得已而为之的改动，如已为研究者注意到的卷二二2a1《荆湖近事》“存孤恤寡”条标目，在其他版本中原作“谨守一片绿衫”，天启刻本因“谨守一片绿衫”对应的正文缺失，不得已将标目后改为“存孤恤寡”，墨色较深且“孤恤寡”三字右侧栏线存在大块空缺。再如卷五17a2《河洛记》“檄暴”条，早期抄本标目原作“檄暴炀帝之恶”，正文开头为“李密自立为魏公……”，由于李跋本误作“檄暴”，正文起首云“炀帝之恶李密自立为魏公……”天启刻本按照李跋本上版，后发现“炀帝之恶”较为突兀，于是将此处剜去，留下一处空白。至于臆改致误之处，李文已有所涉及[27]，天启刻本中尚能找到不少例证。如卷一一25b8《芝田录》“元公馁死空谷”条正文有“谁为府君佐大必啖肉”，其中“佐大必”三字占据两字位置，笔画粗重，两侧栏线扭曲断裂。核他本原作“谁为府君犬必㗖肉”，天启刻本将“犬”误作“大”后文意阻滞，“佐”当为臆补。再如卷一四3a3《启颜录》“黑面赤眼相嘲”条，天启刻本“答曰向我入门来”之“我入”有改动痕迹，核他本原作“向者”。卷一一4b3《幽怪录》“乌将军娶妇”条，“因割鹿腊”四字为挤刻，意思颇为费解，核有嘉堂本、上图清五十卷本、中科院残廿六卷本均无此内容。卷一四5a8《启颜录》“命群臣为大言”条，天启刻本“三四”两字并列挤刻，此处该本实缺失“三曰欲为大衣，恐不能起，以天为表，以地为里，装以浮云，缘以四海”共二十六字，岳公恐是发现此处径作“四曰”与前文数目不相称，所以将三、四并置。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例举。综合看，岳公并未获得除底本外的其他《类说》版本，所以这类订正多是根据前后文进行的简单改易。
至此，重新揭开了《类说》天启刻本刊印背后这段逐渐尘封的历史公案，天启刻本的生成过程已然清晰。马之骐作为天启刻本刊刻的发起者和底本提供者，诗文俱佳，以榜眼身份推崇《类说》，其“名人效应”颇具说服力。马序中对《类说》不吝赞美，“余性癖异书，蚤得宋曾公慥所辑《类说》若干㢧。穿综百家，佃渔六学。自汉唐以来稗官小说，罔不广茹；而芳掇之翠羽明珰，烟横露挹。搜括既富，采撷殊精，洵取材之邓林，而冶参之瑶圃矣”[28]。因其大力推崇，积极奔走，最终促成天启刻本的问世。新野地区“一时群情踊跃，有郡伯赵公，偕内乡董公、淅川饶公、叶县王公，俱欲捐俸赞成”[29]的盛举令人怀想。
时任新野知县的司廼疆，因与马氏兄弟过从甚密，接受二者推荐，倡导并推动天启刻本付梓。刻工依据李跋本“分卷七十”上版，刊印工作因司公离任而中止，此时雕版约已过半。
岳钟秀作为后任知县，“谈而慕之，爰奉披撝，遽谋剞劂”[30]，重新接手刊刻事宜，对天启刻本的最终完成功不可没。岳公接手后，“订正”工作集中在改易题署、合并卷次、订正文字方面。岳钟秀不惜大费周章，彻底改易卷端题署，使得司廼疆姓名几乎淹没不闻，中间是否别有隐情不得而知，确有“掠美”之嫌[31]。至于合并卷次操作，则是由于天启刻本卷二五前后存在引书丢失或错舛，无法再强行牵合为七十卷，才不得不重新合并卷次，合并情况见下表。为了掩盖合并位置原有的卷端信息，刊刻者将前卷末叶与后卷首叶拼合。有时前卷空行过多，刊刻者会优先选择将前卷末条内容移至后卷书名前进行填充，如《三朝圣政录》《世说》《摭遗》等，导致前书呈现或多或少的空行；若空行过少，拼接后无法容纳所有内容，刊刻者则将多余条目移置其他需要填充的位置，如“刘晨阮肇”“沉名宦海”等，相关条目在卷前目录对应位置不见踪影。
天启刻本在四百年来主导了《类说》的流传，是《类说》流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为河南新野县在明代后期书籍出版史上书写下珍贵的一笔。目前，明代出版史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江浙、福建等区域，对河南等地关注甚少。《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著录新野县刻书五种，其中马之骏刊本三种，李伸刊本二种[32]，天启刻本的刊刻不仅能为此书增加一条内容，也能填补新野官刻书籍著录的空白。
天启刻本卷面留存的诸多痕迹，为读者认识古书流传演变，以及明代后期书籍刊刻提供了典型例证。天启刻本则在编者题署、卷次合并、条目移用等环节，呈现了堪称详尽的变化因由，贯通刊刻出版的整个变化过程，在版本考或书籍史上亦属可遇而不可求。不管刻书人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署名权，或以残充整、夸多炫博等需求），还是中间别有隐情，存在今日无法获知的历史细节，不可否认的是天启刻本通过种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段造成了匪夷所思的文本错乱。官刻书籍犹然如此，其他坊刻书籍可知矣。天启刻本不负责任的操作，恰是明代后期书籍出版风气的缩影，颇具典型意义，成为“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有力注脚。
天启刻本刊刻的经验、教训也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范例。天启刻本的成功刻印是地方政府、文化名人、投资者通力合作、良好互动的结果，该本残留的丝丝缕缕是诸公在《类说》出版史上的雁过留声，实现了他们的刊刻初心。但是天启刻本的大量舛误随着此本的大范围传播，误导了一代代读者。这也提示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不同社会力量通力合作，与此同时，参与各方必须心存敬畏，专业、严谨，其成果方能福泽后人。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21M691675）、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青年项目（ZB22BZ0302）阶段性成果。
[1]尧育飞《“明人刻书而书亡”发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1期。
[2] 关静《〈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学术价值再探》，《文献》2020年第6期。
[3] 李跋本序言中称“分卷七十”，但其残存卷次不多，且部分卷次没有标明卷次，故加引号。
[4] 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兼议明天启刻本面貌的形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195页。
[5] 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兼议明天启刻本面貌的形成》，第191—193页。
[6] 按，天启刻本卷七目录及正文均作《景文龙馆集》，然该本书前总目以及《类说》其他版本均作《景文龙馆记》，加之《类说》此卷引书名均以“记”结尾，今从他本。
[7] 李跋本《景文龙馆记》及以后的内容散佚，但是第七卷卷前目录止于《传记》一书，那么《景文龙馆记》为下卷卷首内容无疑，故二书在此一并讨论。
[8] 若早印本、后印本无明显差别，则用国图藏本书影，以下同。〔宋〕曾慥《类说》，国图藏天启刻本，善本书号07555。
[9] 〔唐〕刘竦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1页。
[10] 王汝涛等《类说校注》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11] 五十卷本卷二六中，六十卷本卷二九。
[12] 李更《〈鸡跖集〉三题》，《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0页。
[13] 词作“好姻缘，恶姻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鲜。待得鸾胶，续凤弦，是何年？”
[14] 马之骐时年三十一，由此可推知其生年。
[15] 〔明〕张弘道、张凝道撰《明三元考》卷一四，国家图书馆藏明何敬堂刻本，善本书号11785，第17叶。
[16] 〔明〕张弘道、张凝道撰《明三元考》卷一四，第11叶。
[17] 一说字元懿。
[18] 〔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九五、卷二一二，《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四部丛刊续编》影旧抄本。
[19] 〔宋〕曾慥《类说》，国图藏天启刻本，序第3叶。
[20] 〔宋〕曾慥《类说》，台图藏天启刻本，前序第8叶。
[21] 〔清〕田文镜等《（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四，国图藏清雍正刻本，善本书号A00158，第66叶。
[2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〇集部别集类存目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5页。
[23] 如〔明〕马之骏《妙远堂全集》题辞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31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9叶。
[24] 天启刻本卷一拼版亦不明显，似为重刻。
[25] 详参拙文《〈类说〉通行本与传世抄本引书差异考辨》，《文史》2021年第4辑，此不赘述。
[26] 某些卷次叶面过少，各卷多寡不均。
[27] 参见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兼议明天启刻本面貌的形成》“五、文字与校勘”部分“类型3”，第220-222页。
[28] 〔宋〕曾慥《类说》，台图藏天启刻本，前序第3叶。
[29] 同上书，序第3叶。
[30] 同上书，前序第4叶。
[31] 更微妙的是，堪称天启刻本刊刻第一功臣的马之骐，其序言也未能保留在后印本中。国图藏后印本虽有少数版片漫漶，但绝大多数叶面清晰，字口完好，印刷时间当与台图藏早印本相去不远。目前尚无法断定后印本中马序的缺失是否出自岳钟秀指示，也不排除此种可能。而曾与马之骐“扬搉今古，取（《类说》）以印证”的马之骏在天启刻本刊成前后英年早逝，享年38岁（〔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5页）。如今只能通过岳序中这短短一句遥想其人在此本刻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32] 杜信孚、杜同书著《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第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河南省卷第10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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