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余姣，女，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讲师，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著有《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等。
摘要：邓衍林，我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和参考咨询专家，曾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求学，先后在江西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联合国秘书处工作，1956年冲破阻挠返国服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受到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后担任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为我国联合目录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国内尚无专文探讨其生平、著述与贡献。本文详考其生平，重点揭示了他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以及他在创办昆明天祥中学、任职联合国秘书处和组织领导我国联合目录事业上的贡献，并对其主要著作《中文参考书举要》《中国边疆图籍录》《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等进行分析，总结了他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邓衍林 图书馆学家 天祥中学 联合国秘书处联合目录 参考咨询
邓衍林（1908—1980），字竹筠，江西庐陵（今吉安）人，是我国重要的图书馆学家[[1]]、目录学家、参考咨询专家。在我国图书馆学学人分期中，他通常被视为“第二代学人”，即“文华的一代”[[2]]。他曾求学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参与创办并主持云南昆明天祥中学校务，曾先后任职于江西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国秘书处等处。1956年响应新中国号召，邓衍林冲破阻挠返国服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曾被周总理接见过三次，引起图书馆界轰动。1957年他担任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领导和推动了新中国的联合目录编制事业。目前国内尚无专文探讨其生平、著述和贡献，本文旨在为学界揭示一个被忽略了的图书馆学家——邓衍林。
1邓衍林生平
1.1早期求学与图书馆职业生涯
邓衍林早年家境贫寒[[3]]，自南昌宏道中学[②]毕业后，于1927—1930年服务于江西省立图书馆，主要负责登记股事宜[③]。1930年他考取武昌文华图书馆学校讲习班免费生（共14人）[[4]]，为文华图专讲习班第一届学生，与喻友信[④]、舒纪维[⑤]等人同学，9月入读。邓衍林在文华就读期间就很关注编目问题，并积极向沈祖荣等师长请教，同学之间亦时常讨论切磋[⑥]。此外，他还担任文华图专季刊社（毛坤为社长，钱亚新为副社长）的编辑股干事，负责“什说”“消息”“补白”类的编辑[[5]]。1931年6月毕业后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阅览组工作，1932—1937年任参考组组员。在1933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邓衍林提交了“建议省立图书馆应为全省最高行政执行机关，并保障其行政及行政经费独立案”[[6]]。1935年1月6日，在北平图书馆协会该年度第一次常会上他被选为北平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共7人）[[7]]。1936年1月5日，北平图书馆协会是年第一次常会上，被选为监察委员（共5人）[[8]]。1936年7月18—2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邓衍林作为北平图书馆参考组职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其他人一起提交了“请教育部保障图书馆服务人员并饬订颁待遇标准案”。青岛知名文史专家、原青岛市图书馆馆长鲁海记述了邓衍林对这次会议的印象：“他知我来自青岛后盛赞青岛，并对1936年学术会议记忆犹新，还能描绘迎宾馆之美。”[[9]]鲁海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班），与邓衍林有师生之谊。
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邓衍林等4人奉副馆长袁同礼之命赶至长沙，后又转港[[10]]。1938年1月5日，邓衍林致函袁同礼，报告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工作情况以及与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合作事宜。1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执委会否决袁同礼南下主张，认为南下馆员“盲动”“无事可做”“乘此大皆裁汰”，欲遣散南下馆员，引发“1938年初平馆南迁风波”[[11]]。1月30日，在港的邓衍林得知该“风波”后致函袁同礼，力陈图书馆南方工作的重要意义，言辞激切。他主张：“今南方工作者：（一）征集调查西南文献，因地制宜，就近搜集，当与保存文化暗合。（二）致力于‘工程参考书报’之征集……（三）调查‘中日抗战史料与国际舆论资料’……”[[12]]498-5032月3日，孙述万、邓衍林、徐家璧、颜泽霮、余霭钰5人继续致函袁同礼，力陈保留香港办事处的理由[[13]]。经过一番争取，香港办事处等南方办事处得以保留。3月1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廿七年度至廿八年度）》，该大纲明确表示：采访方面，要征购西南文献和传拓云南石刻，等等；编目及索引事项方面，将由邓衍林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南书目，袁同礼、万斯年编辑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等[12] 550-553。1938年8月，邓衍林被派至昆明，协助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参考组工作兼征求外国图书，同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南书目等[⑦]。此外还承担“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中文组中文资料整理工作[[14]]。与此同时，西南联合大学遵教育部令增设师范学院，以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员为任务，黄钰生[⑧]任院长，查良钊[⑨]任训导长。1939年，邓衍林入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教育学系就读，同年入学的还有龙炜[⑩][[15]]。
1.2创办并主持天祥中学
据1990年5月2日天祥中学五十周年校庆所立的“昆明天祥中学创建碑”介绍：1940年5月2日，为弘扬江西籍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江西旅滇同乡会”出资，西南联合大学四位江西籍校友邓衍林、张德基[11]、熊德基[12]、刘伟[13]在昆明小西门内南城脚创建天祥中学[14]，确定了“北大之民主、清华之务实、南开之紧张活泼”的办学方针，办学精神为“民主治校”“严谨办学”“自由教学”“兼收并容”，校训是“紧张、活泼”[[16]]。建校前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钱局街土巷4号邓衍林家中召开的，最初校名为昆明私立建华补习学校[[17]]，1941年9月正式更名为天祥中学。邓衍林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后[15]出任天祥中学第一任校长，任职时间是1941—1944年。
据《西南联大校友创建的昆明天祥中学》记载：“他继承了联大办学精神，延揽人才，民主治校，团结教师，使之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群策群力，办好学校。‘紧张活泼’的校训便是他提出的。当时经费自筹，校舍简陋，设备缺乏，生活艰苦，他不辞辛劳，四处筹款，改善办学条件，增加教师收入。”[[18]]因办学资金极缺，1942年12月11日，天祥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李子铸和校董兼校长邓衍林签订一份《天祥中学关于转租拓东路江西会馆给西南联大的函》，以换取部分租金[[19]]214-215，这一函件至今仍保存在云南师范大学。在天祥中学的办学生涯中，共有西南联大的一百余名校友在此任教，闻一多、吴晗、华罗庚等西南联大教师也经常到天祥中学讲课，因此，教学质量极高，被翻译家许渊冲誉为“天下第一中学”，并在日记中称赞邓衍林有蔡元培之风，是“难得的好领导”[16][[20]]。这个中学共走出了朱光亚等7位院士，邓衍林将校训“紧张活泼”解释为“上课紧张，下课活泼”[[21]]。其后，同为江西籍的西南联大研究生章煜然[17]、熊中煜[18]担任天祥中学的校长，保持了邓衍林的办学风格。邓、章、熊三位校长也成为天祥中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核心人物，做出了突出贡献[[22]]。此外，1941年邓衍林还担任过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助理[19]112，其后还担任过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专修科文史地组的教师。
1.3海外求学与联合国任职
1945年10月，邓衍林赴美，乘坐Ny1811轮船，留下的近亲属信息是其兄弟Mr. S. C. Teng[19]，其地址留的是“Tien Hsiang Middle School”（天祥中学）[20]。邓衍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46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曾在裘开明所主持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短暂任职，代理的职务是“中文书技术助理”（Technical Assistant for Chinese Books），该职务后由同样来自文华图专的童世纲（Tung Shih-kang）接替[[23]]337。1947年6月9日，联合国人事局人事招聘主管W.P.Barrent曾致函裘开明，让裘先生评估邓衍林能否担任联合国中文印刷品校对员一职[23]353。由于此种关系，吴文津认为邓衍林等人经裘开明教导过，有一定程度的师生之谊[[24]]。我国曾有多位图书馆学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如查修（Cha, Lincoln Hsiu）、严文郁。据资料显示，邓衍林在联合国任职的时间是1946—1956年，职位是“会议事务部制版组中文校对（P-2）”[[25]]。
1948年6月中旬，邓衍林、徐家璧、孙云畴[21]等曾往大西洋城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23]384。1950年6月17日，邓衍林与Teng Helen[22]从瑞士日内瓦登机，前往巴黎，二人留下的纽约地址是“144-23 Charta Rd. Jamaica. NY.”，所持的是联合国护照[23]。许渊冲在日记中记录了自6月19日起，陪邓衍林夫妇在巴黎游玩了4天[20]。在美期间，邓衍林参加了反蒋介石政府独裁政治、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进步活动[3]。关于邓衍林在联合国秘书处的10年任职经历，我们所知有限，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现。
1.4回国奉献
1956年11月，邓衍林与夫人钟韶琴及两个孩子冲破阻碍回国[[26]]。在《幸福的回忆，深切的怀念》[[27]]一文中，邓衍林回忆了他与周总理三次见面时的情形。其中在1957年6月18日的回国人员座谈会上，邓衍林向周总理汇报了编制全国书刊联合目录的想法，得到总理首肯。1958年8月9日在北戴河，周总理与邓衍林再度亲切交谈[[28]]，周总理询问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要送书下乡”[[29]]以及“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30]]等主张。事后，邓衍林均向图书馆界做了传达。邓衍林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副教授[24]，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31]]外，还曾任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为新中国的联合目录事业及目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32]]。在教学中，他关心学生，1957级学生沈国强就曾回忆：“在校期间，我多次受到邓衍林教授的精心指导，决定攻读科技书目工作。”[[33]]1960年1月21日，邓衍林与刘国钧、朱天俊、郑如斯、何善祥、关懿娴等人获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二等跃进奖金[[34]]。1961年5—6月间，系里组织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邓衍林发表了将图书、目录、读者统一作为整体活动来确定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看法[[35]]。1958—1964年，邓衍林还担任北京图书馆特约研究馆员。1979年7月13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理事会上，邓衍林等49人被选为学术委员会委员[[36]]。1980年4月30日，邓衍林因癌症逝世。5月14日，北京大学为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据称邓衍林晚年体弱多病，双耳全聋，并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但仍积极翻译国外有用资料，主动介绍外国图书馆的经验[3]。
2邓衍林著述
邓衍林的专长在参考咨询、目录编制等方面，其主要著述如下。
2.1《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稿）
邓衍林的《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稿），于1936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行。该书是在袁同礼的指示下编纂的，欲参考美国Mudge的Guideto Reference Books及Minto的Reference Books二书之体例，将本国之参考书籍，一一撰为提要，但因费时较长，遂“先辑为长编，既便于各馆参考之助，且可先得各方之指示，撰作提要之异日可也。”[[37]]该书收参考书1500余种，每书著录仅记书名卷数、编撰人、出版时间、版本及出版者、目次等，未逐一撰写提要。编排上采用形式和内容两种分类法，形式上分为类书、字典、期刊、年鉴、会社、传记等类，其他类则从内容上以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该书得到袁同礼指示义例并予以校订，国立北平图书馆之职员吴光清、严文郁以及莫余敏卿对该书的类例也有指示。
而与此同时，何多源1934年就开始编纂的《中文参考书指南》，于1936年9月由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出版，收录参考书1300余种。其增订本选录普通及专科参考书2 000余种，并由谭卓垣、陈受颐、杜定友、严文郁等人作序，于1939年4月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何氏该著作的最大特点是：“每种各撰提要并间附评语，其中除百分之一、二未见原著外（其未见原著者，在书中多已分别注明），余均经编者详细检索者也。”[[38]]自序这无疑为该书的参考价值提供了保证。在何氏《中文参考书指南》增订本中收入了邓衍林所编的《中文参考书举要》一书。除对该书的基本简介外，何氏也做了一些评介。如“此目所收罗参考书甚为丰富，体例亦佳，但惜各书无提要耳。”“至各书之取舍，亦颇有可商榷之处者”，并为之一一列举。此外，何氏还指出其分类之未当，“至各书分类亦间有欠妥者，如《国学论文索引》之不入杂志索引，而入文学类，《辞通》之不入韵目而入检字等是。”[38]17-18
大概因为何多源已有同名著作，后邓衍林未再修订其《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稿），也未再增补提要。邓、何两位的参考书著作几乎是在同时问世，参酌的对象也均是美国的参考书著作，不同的是何氏之著作初稿收书数量不及邓氏之著作（少200余种），但贵在撰写提要。何氏后又有增订本，在收书数量上终超越邓氏。学界通常认为何著价值更大，而邓著“此书只印了500份，影响不大，有些写工具书介绍的人也没有见到它。”[[39]]何邓之参考书著作，一南一北，这种“学术撞衫”现象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亦可谓是一段学术佳话。
2.2《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
联合目录是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图书馆藏书按照主题或专题予以揭示，以促进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自1929年起，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组织编纂各类联合目录，先后有1929年编制出版的《北平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通常被视为第一部联合目录）、1931年《北平各图书馆西文书联合目录续编》、1933年曾宪三编《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目录》、李德启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等[[40]]83-84。实际上还有该馆1930年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北海图书馆1928年所编的《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植物学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物理学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系中国之西文书联合目录》（出版情况未详），等等。
邓衍林编、李俨[25]校的《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于1936年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北平图书馆协会合作刊印。此目录之编纂与完成，说来还是一个数学界与图书馆界合作的佳话。1934年，处于个人学术生涯高峰期的李俨有感于算书研究资料不全，十分不利，因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曾编有《北平市各图书馆英文联合目录》，认为此举甚便，因此致函袁同礼，请求国立北平图书馆调查各图书馆所藏中文算学书汇为一编，以利研究。袁同礼同意并委之邓衍林，嘱他道：“北平各图书馆藏书甚富，所藏中算书籍类亦不少，且间有罕见之本，君盍记之？既有资于研究国算者之一助，且可略沾编纂中文书籍联合目录之尝试也。”[[41]]引言邓衍林遂投入此中，“乃于馆中工作之余，抽暇着手调查，往来各馆提取书籍并核对撰人姓氏、出版年月，几费周章，前后经六阅月，方成此目，计调查图书馆共十九处，收录算书凡千余种，详加整理写定，费时几及一年……”[41]李序该目录列有《各图书馆简称表》，分类以书名首字笔画分类，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馆藏地，采用互见形式著录同种但不同名书籍，个别书籍详列子目或加附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新书介绍”栏目曾对该书予以推介：“内容所举书名，虽限于北平一隅，然列举有一千余种，篇后并附有索引，颇资研究斯学之参考，现已出版。”[[42]]
数学史家李俨一生40余年从事铁路建设工作（直到晚年，即1955年才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从事数学史的研究工作），只能利用工作之余从事中国算学史研究，他的研究有赖于资料的搜集[[43]]。1926—1934年间，李俨就自编多种算学目录发表在《图书馆学季刊》上[[44]]。1936年，李俨受王云五先生嘱托编著《中国算学史》（该书亦是李俨的代表作之一）。在序中李俨表达了对各图书馆等机构和人员的谢意，他说：“中间材料插图之征集，曾经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南京江苏国学图书馆柳诒徵，长安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张知道，北平研究院徐炳昶诸先生，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上海中国科学社图书馆，日本三上义夫、小仓金之助两先生，及王重民、邓衍林、孙文青、章用诸先生之助。”[[45]]由此可见，李俨之图书馆情缘可谓深矣。与他合作者还有王重民，二人编校有《清代文集算学类论文》[[46]]。在这里，邓衍林、王重民起到了很重要的辅助科学研究的作用，恰可说明图书馆学“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宗旨以及为服务于这个宗旨所开展的目录编制工作。同样，1963年身在美国的袁同礼编成了《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可以说其目录编制工作实是其来有自。虽然邓衍林之目录也为数学史家严敦杰（1917—1988）指出一些脱漏之处，但正如严氏1940年5月5日致李俨信函中所说：“于今故都沦亡之际之后（注：指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各图书馆书籍或遭兵燹而散佚，或随国府而西迁，得赖此编而见昔时面目，其功岂可没哉？而抚今视昔，不免有沧桑之感也。”[[47]]可知，该目录之保存文献之历史价值不可湮没。
2.3《中国边疆图籍录》
1932—1933年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中曾提及“本年度答复咨询耗时最久者为参谋本部以及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关于边疆图书目录为最。”[[48]]可见，民国政府部门就曾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边疆图书目录。1936年，朱士嘉、陈鸿舜编有《西北图籍——新疆》[44]等边疆图书目录。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后，邓衍林又倡议并承担西南文献和边疆图录两份目录的编制。其所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本拟在1939年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已有报道：“邓衍林，任职国立北平圕参考组有年，素喜搜访吾国边疆图籍文献，费时十载，近成《中国边疆图籍录》一书，现由商务印书馆付印中云。”[[49]]后因受战争影响，邓衍林以为毁于战火。解放后，幸商务印书馆仍存有清样[[50]]，遂于1958年出版。后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影印版。至于邓衍林所负责编制的另一目录——云南书目，现未得见，不知是否编成，或早已取消该书目的编制，因另有图书馆学家李小缘1937年所编的《云南书目》，收书3000余种，可谓已着先鞭[[51]]。
《中国边疆图籍录》总计55万字，以全国边疆为范围，收录到抗战为止，著录各种文献8000种。全书分为“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疆史料”“明倭寇史料”“丛书及期刊”“东北史料”“蒙古史料”“西北史料”“古西域史料”“西南资料”“西南各民族”16大类[26]。各大类下或以时代先后分，或以实际著作和存目分，或以地域划分后，再以时代先后分，或以一般著作和舆图类别划分。著录书籍先中文后日文，先列丛书本后列单行本，也著录满文书籍。书后还附有《书名索引》《著者索引》《笔画检字表》。
该书被誉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甚至可以说是截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边疆学目录著作，编辑上的开创性，收录图籍之广泛，实为我国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52]]P.Olbricht于该书出版当年就在法国的《汉学书评》（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上对该书做了推介[[53]]。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1907—1991）曾在其研究中说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然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中部欧亚大陆研究》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54]]可见该目录在国际汉学界也引起了关注。李永明借此曾论费正清的汉学研究得法：“费氏提供的两部书目著作中还有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这种书目介绍中又包含着书目著作的介绍，多少含有引文追溯法的色彩。所提供的文献线索无疑被拓宽了。”[[55]]1962年，袁同礼在美国编成《新疆研究文献目录》，应与此前朱士嘉、陈鸿舜、邓衍林等人所整理的边疆研究资料有关。总之，该书在边疆地理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查找线索[[56]]。虽然不免存在局部错误，如有学者指出邓衍林将何西夏的《西夏经义》人名误作古代的国名，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是“查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书。”[[57]]
2.4《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与《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58]]是邓衍林1957年5月在南京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班的讲稿。该进修班是“第一次全国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班”，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6个单位联合举办，刘国钧、王重民、杜定友、陈鸿舜、邓衍林、丁志刚等担任教学任务[27]，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8位学员参加了进修班，修业时间为3月15日至5月18日[[59]]。该讲稿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参考工作概论，分三章讲述，分别论述参考工作的意义和任务、内容与方法、组织和计划；第二部分是基本参考书，讨论参考书的特征和功用，并详细介绍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年鉴和手册、历表和年表、地理志、地图、人物志、传记索引、姓氏类书、书目和索引等参考书之内容。
《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以下简称《讲授提纲》）是邓衍林1957年8月在高等教育部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的讲稿，笔者所见的是手写油印本。邓衍林在“引言”部分有自注：本提纲系借用文化部今春在南京举办的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略加删节，该讲稿系以公共图书馆参考工作为对象，附此注明。在“引言”中，邓衍林说明：本课程的目的在协助高等院校和科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关于参考工作的展开和基本参考书使用方法，以搞好图书馆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根据教研组的讨论，本课程的教材除略述中文的主要参考书外，以介绍外文参考书刊为重点讲述[[60]]1。该提纲分为三个部分：（一）大学科学图书馆参考工作概论；（二）基本参考书使用；（三）专科参考书选要。最后设有4个附录：（一）中文基本参考书选录；（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外文基本参考书选录；（三）北京图书馆参考组出版的参考书目录（61种）；（四）北京图书馆参考组答复读者咨询举例三则。另有湖北省图书馆1957年8月翻印的37页的同名打印稿，也标明是“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
这三份讲稿，虽然前后有增删，尤其是《讲授提纲》相对简单（后半部分，很多地方仅有纲目，没有更为细化的说明），但也补充了一些内容。通读三份讲稿，还是可以发现不乏心得之处。如在论述目录和书目的区别时，邓衍林这样讲到：“目录（Catalogue）是具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找到某本书的目录；书目（Bibliography）是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的……所以专门记载某一图书馆的藏书，叫馆藏目录，而不叫馆藏书目（这是我个人对于划分‘目录’‘书目’两个名词涵义的意见）。”[58]12这种观点与杜定友是一致的。杜定友云：“目录所载以一时一地所藏为限，书目所载为泛指一切之书或特种之书。”[[61]]在阐述书目参考的工作效率时，邓衍林要求：“参考工作馆员要养成勤于劳动，功成不居，累积而专，锻炼成家的作风。”在关于答复问题的基本限度上，邓衍林提及：“（1）不越俎代庖，（2）不鼓励懒汉，（3）注意保密。”[58]14而在论述书目参考的劳动精神时，邓衍林说书目参考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积流成渠的劳动（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的劳动（由片段到积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泛到专精）。”[58]15
在第九章“书目和索引”中，邓衍林还阐述了“图书目录事业国家化和科学化问题”。在目录工作国家化方面，邓衍林提出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消除书籍的散漫现象，要由散漫到集中，由文化部来计划；第二个原则是由片段到积累，目录工作要细水长流，然后要有组织地印刷卡片。而目录工作科学化问题上，邓衍林认为要研究目录工作组织化问题、标准化问题、经济化问题，并介绍了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目录上的应用远景[58]60-69。《讲授提纲》其后所附的“北京图书馆参考组答复读者咨询举例三则：（一）江苏某医生访问中国古代尸腊的资料；（二）读者问箜篌的资料；（三）中国建设杂志社问雪涛小说的作者和作者的年代”[60]44-49，详细生动地展现了参考咨询工作的过程，非常有代表性。
张德芳在回忆中再现了邓衍林讲授该课程时的风采，他说：“邓衍林先生则是刚从美国回来的，他讲参考咨询，却另是一种风格，有问有答，师生互动，妙趣横生，获得满堂笑声、掌声。”[[62]]令人为之神往。
2.5邓衍林所编制的其他目录
（1）《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目》
清政府被推翻后，太平天国之历史研究成为学界所关注的话题之一，相关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28]。但最初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即“文献无征”，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文献多被清政府禁毁殆尽。为了改进相关的研究，势必急需对残存的各种文献进行搜集整理。1925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发表《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一文，引发国内学者赴海外求书的热潮。1935年我国图书馆学家王重民亦有《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63]]一文。邓衍林所编的《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编制的。该集目分为五类，具体是：（一）太平天国旨准诏书总目所载29种，（二）其他史料（27种），（三）太平天国史籍（10种），（四）太平天国战役史料（43种），（五）杂录（40种），共收149种，成为当时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每种下一般注明刊刻时间（太平天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均加以标注）、文献特征（每页行数、每行字数、特殊格式如抬格，总页数）、馆藏地、题名信息、内容简介，部分加按语说明版本源流。有著者信息的加著者姓名，未经眼的书籍标“未见”。
萧一山1935年出版《太平天国诏谕》、1936年出版《太平天国丛书》，郭廷以1937年出版《太平天国历法考订》，1944年简又文出版《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其时太平天国的研究论著不断问世，而邓衍林所编的《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史籍集目》可说正逢其时，为促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支持。
（2）《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
清道光、咸丰以来，文史学界均比较关注西北边疆史地以及蒙元史的研究，如1934年冯承钧就出版有《成吉思汗传》。1936年邓衍林所编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是迄今稀见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该目录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生平史料，共收录中文书籍29种，55个版本；论文7篇；日文书籍5种；论文8篇；西文书籍33种。是了解和研究成吉思汗的重要资料。
为资考证，该目录还加有一些按语，如对张相文与屠寄的论战予以备注说明：“以上诸篇论文因皆张屠两氏讨论成吉思汗陵寝问题：一在外蒙古说（屠寄）；一在西夏河套说（张相文），所见虽各有不同，而印证之资料均有价值。”2009年，尽管时间过去了73年，这份目录还被东方出版社编辑附在冯承钧的《成吉思汗传》之附录（初版并没有该附录）[[64]]中，以为参考，然而未标邓衍林姓名。新资料不断出现，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然而后人未再增订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70余年后仍沿用邓衍林之目录，且未注明编者名姓，是否可以说明后人为学之日趋苟简呢？走笔至此，不禁让人汗颜。
3邓衍林的联合编目思想及实践总结
3.1邓衍林联合编目之思想
3.1.1联合编目之意义与制度保障
前文已说明，联合编目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已多有实践，相关目录也早经编制，邓衍林就曾编撰有《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联合目录工作再度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1957年6月18日，在国务院召集的回国人员座谈会上，邓衍林记录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我说，回国后，虽然到了几个大城市看了看，但了解情况不多，据说美国《化学文摘》就进口了几十部……当总理听到一部文摘就花了一千多美元时，表示非常惊讶，随即问我多少份够用，我说四份，一份存北京图书馆，一份存科学院图书馆，一份存化学会，一份供复制……”[27]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科技期刊诸如《化学文摘》之类的价格已经非常高昂。如何应对，已成为图书馆界必须要直面的问题。为节约经费，邓衍林再一次提出编订联合目录，以实现馆藏最大程度的共享，节约经费。而半个多世纪后，图书馆界仍然在为节约经费而群策群力，其困境之出路仍不外求联合以解决[[65]]。
对于联合目录之意义，邓衍林有清晰的认识：“是充分发挥图书资源和潜力，以便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是为国家总书目工作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是使图书目录事业走向合作化、科学化和国家化的起点。”[[66]]1957年11月10日，国务院在《人民日报》批准公布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的《关于图书协调、档案资料、仪器供应和化学试剂等协调改进方案》。《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所提出的主要工作是：一是建立中心图书馆，二是编制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全国图书目录编辑组（于1957年11月13日正式成立），附设于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内。邓衍林被任命为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负责领导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具体工作由北京图书馆李钟履主持[29]，这为国家总书目的编订做好了基础工作，有力地提供了机构和制度保障。
3.1.2编制联合目录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直将编订联合目录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仅在实践中编制联合目录，还在全国年会上予以倡导。1936年7月20日至24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会议讨论议题就有：编制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推广馆际互借、统一图书分类法、编制全国善本书目、中国图书年鉴，统一索引检字法，等等。但在具体做法上，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邓衍林在《编制联合目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66]一文中，除概括了联合目录的意义和功用，还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1）明确类型问题。邓衍林在比较总结苏联、德国、英国、美国、瑞士、荷兰等国编制联合目录的经验后，认为应该采用苏联的全国性、重点计划式，即选择重点，分区进行，采用且清且整，联合会报的方式，编制全国性的联合目录。这种方式固然与当时“向苏联老大哥”看齐有关，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图书馆事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选择重点，分区进行”也比较适合。
（2）著录范围问题。邓衍林认为期刊优先于书籍，外文书刊优先于本国出版的书刊。书刊内容的选择上，不必采取“以全为尚”的办法，须予以精选。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期刊在信息传播和知识更新方面已远超图书，对其优先著录是合乎科技界需要的。
（3）断代编制问题。邓衍林认为以资料的利用率作为资料分期的断代根据比较合理，并归纳出三个原则：先新后旧，断代分期处理；外文期刊和书籍优先编制；本国书籍则断代分区编制。这样做到了旧书“断代分区”编制，新书“从此不乱”，外文书刊能“速战速决”。
（4）编制方式问题。邓衍林认为应采用“全面进行，分题选印”的折衷办法，并建议用字顺目录，易于速成。
（5）整理旧书问题。鉴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古籍较多，积压严重，邓衍林认为应从这两个图书馆着手，并提出“著录应详明，分类可粗疏”的标准。
（6）外文书目录编制问题。邓衍林建议编印“外文书联合目录通报”，作为经常的联合目录的补编和新书通报，还建议统一各馆新书通报的书目标准规格以代卡片汇报制。
总体上，邓衍林认为“标准化是科学化的基本条件”，为此，他对联合编目所涉及的问题均做了深入思考，也提出了可行的操作办法。虽然民国期间袁同礼所领导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编制联合目录方面就多有实践，钱亚新也曾在1957年为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撰写《联合目录》的讲稿[[67]]，但从理论方面对联合目录进行深入阐述和概括的，学界通常认为毛坤的《试论联合目录》和邓衍林的《编制联合目录的几个基本问题》论述得最为深刻和详尽（二人在文华图专也是师生关系）[[68]]152，具有重要影响[[69]]，这两篇文献也成为“20世纪重要文献、人物、事件”中重要“国内文献”的代表性篇章[[70]]336。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后所编制的联合目录，基本是按毛坤、邓衍林两文所拟定的方向进行的。
3.2邓衍林对新中国联合编目实践之总结
1959年，邓衍林《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及其展望》[[71]]一文回顾了解放后联合目录的开展成就。邓衍林统计，到1959年7月底全国所编全国性和地方性联合目录约计79种，其中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就占38种。其他的成就还有：《全国西文新书联合目录通报》于1958年6月创刊，分两辑编印，《解放前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已完成编辑，而《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和《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正在积极编制，在专题联合目录的编制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一个馆为基础，其他馆做补充”，并建立了卡片目录中心。邓衍林还分析了我国联合目录工作的体系和特点，并对我国联合目录工作予以展望：加强联系，分工合作；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确立制度，健全组织；改进工作方法，统一编目规格。文后附有：全国性联合目录调查简表（初稿）。在邓衍林看来，联合目录的编制是一项永久性的事业，他希望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确立固定的编制人员，以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联合目录工作的成就及其展望》一文是对1957—1959年间联合目录工作的全面总结。其时，正值各个领域“大跃进”，各方面工作斗志昂扬，后期虽不免有浮夸之风，但最初人们对工作的投入是值得肯定的。短短两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就编制了多部目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对全国的联合目录工作进行了摸底、部署和规划，因其所取得的成绩，还被表彰为先进集体，其事迹得到了介绍[[72]]。
这一时期是联合目录发展的高峰期，一直到文革前，光北平图书馆就编制了不下20余种联合目录和专题联合目录[40]218-220。而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自成立后总共编制300多种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书刊联合目录，文革中停滞。1977年8月，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工作组恢复工作，1980年成立了新的机构——全国联合目录工作协调委员会，延续了该工作组的工作。
4邓衍林的学术特点及成就
4.1无私奉献，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个人总是受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民国期间邓衍林对一些目录的编制，固然与当时以袁同礼为代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者所编制的300余种目录有关[44]，但其早期所编制的一些专门目录和联合目录，为其后来组织和领导联合目录事业奠定了基础。或有人说，邓衍林此种工作少发明多征实，均是为他人做嫁衣，不值一提，但其所秉承的正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早在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本馆为行政机关而非研究机关，其形式与科学研究院迥不相同，故其事业不在研究本身，而在如何供给研究者之便利。”[[73]]可见，邓衍林一如其他图书馆学家一样，是“供给研究者之便利”理念的践行者。他在抗战期间所发表的《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员》一文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们认为图书馆员与国防总动员的关系，除了投笔从戎去流血，和消极的组织战地团外，主要的工作是要总动员的搜集关于国家建设和国防资源之研究资料，随时准备一般学者研究便利之用，成为战时国防研究参考的中心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使命。”“我们图书馆员能够替科学家节省一分钟时间和精神，很便利地供给他们所需要研究参考资料，使他们的研究能够早一分钟成功，也许我们的前线可以少死伤一万人！”[[74]]其爱国的拳拳之心以及对图书馆员工作的深刻认识尽表无遗！
正如学者们所说：“编目就是要在书与人之间架起传递知识信息的桥梁，读者可以凭借它获得很多有用的资料，然后经过研究和升华，最终硕果累累，成为学者方家；而编目者却始终隐在幕后，默默无闻，无私奉献。”[40]456我国地方志专家朱士嘉就曾表示对国立北平图书馆邓衍林等人的谢意，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朱士嘉得以充实其1935年编纂《中国地方志综录》[[75]]。而实际上，在“供给研究者之便利”的同时，学者们也成就了自己的学术。民国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人才荟萃，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学者专家，如王重民、徐森玉、向达、钱存训、吴光清、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邓衍林、万斯年、张秀民、刘修业、汪长炳、李钟履、吕绍虞，等等，不尽枚举，他们都有编制书目的人生经历。可见，“为人”与“为己”并不矛盾，目录编制工作意义大焉。地方文献专家于乃义表示是受向达、万斯年、邓衍林等人感召，而立志终身做一名资料员的[[76]]。
4.2锻炼成家，为学术发展备参考
参考咨询向来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图书馆工作，业内按顺序而列，有“一参考，二编目，三阅览”的说法。邓衍林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任职近10年，编制了较多的书目，除以上正式出版的目录外，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的唯一工作人员，1933—1934年他还编制了《馆藏西文化学书分类目录》《中国工程学书目》《馆藏教育杂志目录》《南洋问题书目》等目录，既有自然科学类的，也有社会科学类的，被誉为“全科参考职员”“在民国参考咨询史上具有重要地位”。[[77]]在参考咨询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在实践工作中力主“勤于劳动，功成不居，累积而专，锻炼成家”的作风，并将书目参考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积流成渠的劳动（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的劳动（由片段到积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泛到专精）”。诸如此类的心得应是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在提供参考咨询服务过程中，他还不忘撰写文章，积极进行图书馆学研究，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参考咨询服务能力，还可以（提高）北平图书馆参考工作整体服务水平。”[[78]]遗憾的是，邓衍林在参考咨询方面的贡献未能学界的关注。
如前所述，邓衍林在1957年的参考咨询课程讲授中，对目录工作科学化的问题，他就认为要研究目录工作组织化问题、标准化问题、经济化问题，并介绍了电子学和电子计算机在目录上的应用远景。因他刚自美国回来，了解世界图书馆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带回了较为前沿的信息，并借由课程讲授，播下了在目录上应用计算机以实现自动化的种子。遗憾的是，后来未见邓衍林公开发表相关的论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刘国钧开始对MARC（机读目录）撰文介绍，成为我国“系统介绍、研究机读目录的第一人。”[68]155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也是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
4.3矢志不移，推动联合目录事业发展
1957年5月20日、24日文化部召开的图书馆学专家座谈会上，图书馆学家们满腔热情，提出了许多问题。邓衍林指出：“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没有得到照顾和缺乏营养的孩子。科学家需求资料急如星火，而各图书馆却人少、事多、房缺、书乱。图书馆担任着科学进军的第一线任务——大军未发，粮草先行，可是领导上并没给它提供条件，这是不合理的。”[30][[79]]1957年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实施期间，图书馆学家多投入其中，邓衍林、毛坤、钱亚新等人都有专文论述联合目录的问题。联合目录研究，一时成为热点问题。邓衍林身为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的组长，更是全力投入其中。因1957年在联合目录上的贡献，邓衍林被列为中国图书馆学史之“20世纪重要人物”[70]341。
然而联合目录事业的开展绝非易事，需征集大量目录卡片，统筹规划众多图书馆参与，在分类法尚未统一的情况下，编例亦须考虑多种因素。我国图书馆众多，三大系统图书馆各有归属，为此，在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邓衍林先生曾就图书馆“三军无统帅”的问题，呼吁统一全国图书馆领导机构[[80]]。他具体主张“应该拆除三系统图书馆各自为政的外墙，如由国家建立全国性国家目录中心研究机关，协调图书馆事业基本方针，编制全国性联合目录、索引，统筹外文书选购与分配，主持书刊调配、国际交换，推进图书馆学方法研究等。”[[81]]然而言易行难，编制联合编目谈何容易。就1961年所编成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来说，征集工作历时两年，编辑又历两年才出版，收录期刊19 115种（包括补遗951种），参与馆共50个[[82]]。尽管如此，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仍然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以《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的基本大类为基准，编就《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13种分类法大类换算表》以供联合编目者参考。
经各方努力，产生的主要目录成果有：《全国西文新书联合通报》，分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和“自然技术科学部分”两辑，全年各出6期；《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及《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续编），另还有各专题目录，如《矿业冶金工程联合目录》（草目，北京图书馆西文编目组1958年编）、《机械工程西文图书联合目录》（清华大学图书馆1959年主编）、《电机工程西文图书联合目录》（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959年主编），等等。据1963年底统计，参与馆最多时达600余馆，1600余馆次，投入联合目录的人手，平均每一种为100人左右。解放前共出版8部联合目录，自1957年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成立到1963年底的7年内，全国性和地区性的联合目录出版了162种，尤其是全国和地区的19种新书通报更是旧中国所没有的。《全国西文新书联合通报》一共也出版了62期[[83]]。这是我国图书馆学前辈们在联合目录事业上所建立的不朽功绩。
5 结语
除以上所论的主要学术论著外，邓衍林还做了一些编译工作。如译录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一文，以供学人考订版本时参考。长泽规矩也精研我国目录版本之学，是最早系统研究刻工的学人。该文录有130种刊本，再按笔画对刻工进行分类统计，共计列有647余名刻工姓名。邓衍林将其翻译，在当时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沟通中日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邓衍林一生足迹遍及国内外多个学府与机构，主要从事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其个人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一般认为，“邓氏一生从事图书馆教学和图书馆实际工作，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于目录学成就显著。”[[84]]其论述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关系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85]]。他兴趣广泛，在编制目录过程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有所涉猎，包括文史古籍、经济、教育、边疆地理、化学、数学、工程，等等，确不负“全科参考咨询馆员”之誉，也是学界公认的“参考咨询专家”[[86]]。本文对邓衍林之生平、著述和贡献做了初步探索，关于邓衍林在目录编制、目录国家化、参考咨询方面的功绩，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又如他在联合国任职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方面还有一些空白，期待以后能做更深一步研究。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江南大学图书馆顾烨青先生、国家图书馆邱奉捷女士、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付杨同学提供部分资料，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郑锦怀先生、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俞传正先生校对英文，特致谢忱！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编号：13AZD066）的研究成果之一。
[②]宏道中学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1916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邓衍林在校期间即任该校事务员及该校附属小学的教员。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该校曾是贺龙二十军指挥部。1988年，该校旧址设为“豫章民俗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③]实际上邓衍林自1927年9月起就开始辅助保管员陈作琛做图书整理工作，正式进入江西省图书馆的时间是1927年11月。见：周建文，程春焱主编.江西省图书馆馆史（1920—2010）[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265，317。
[④]喻友信，字鸿先，安徽人，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求学，后长期任职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⑤]舒纪维，1915年生，安徽安庆人，英文名：ACWC Shu或Shu, Austin C. W., Comp.，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即馆长），后赴美国，肄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著作《类书：中国古代参考著作》《论毛泽东：书面指南》、Modern Chinese Authors: AList of Pseudonyms（《近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等。
[⑥]如他所记录的“去秋就学此间，偶与沈师祖荣谈及‘别名编目’问题的困难，沈师亦深以为然，嘱衍林对于‘别名’多加注意，并指示种种搜集方法，得益不少。然疏懒如我，迟迟进行。后沈师虽沉疴病中，尚以此事拳拳见询，衍林内疚实感不安，于是复将旧日所录者，重加厘定，终憾读书过少，搜集能力深感薄弱，遗漏在所不免……”邓衍林编有《别名真名对照表初试》，并最终撰成《中文编目法中的著者问题》一文，提出为著者编“著述卡”（见：邓衍林.中文编目法中的著者问题[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1）: 62-91）。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邓衍林仍然认为以“著者款目”为主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其后邓衍林之同学舒纪维撰有《著述卡之商榷》（《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2）：259-263）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在邓衍林临毕业前，韦棣华女士不幸逝世。邓衍林所撰的《火葬》一文，记述了韦棣华女士葬礼的全过程。
[⑦]关于邓衍林在云南工作与生活的情形，限于资料，多不可考。目前仅见刘节（1901—1977）先生曾在其日记中，描述他在云南与陈寅恪、徐森玉、邓衍林等人餐叙之旧事。1939年1月13日，“……中饭，寅恪师、森玉丈同邀至金碧路一西餐社午饭，森玉丈破费五元之多。承丈厚情，邀至寓所同住，省费不少，尤可感也！下午在丈所遇徐旭生（炳昶）先生及范九峰、邓衍林、万斯年诸旧友。晚间森玉丈又邀旭生及范、邓诸君同饮于小有天酒店，畅叙旧情，至足乐也。”（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1939—1977）（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1-12.）
[⑧]黄钰生（1898—1990），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湖北仙桃人，1915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1919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1925年受聘于南开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文科主任、学校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长，解放后任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天津图书馆馆长等职。
[⑨]查良钊（1897—1982），1918年留学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训导长。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赴印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人教育会议。1950年应邀任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1954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训导长等职。
[⑩]龙炜，女，湖南攸县人，曾任职西南联大附中，即今云南师大附中。
[11]担任过天祥中学教导主任。
[12]熊德基（1913—1987），江西省新建县人，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到昆明后进入西南联大，插班在师范学院史地系三年级。在校期间，他师从陈寅恪、向达、汤用彤等著名史学家，由于他年龄较大，同学们多尊称为老学长。1942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多所高校与机构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并担任领导职务，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天祥中学担任过教导主任。
[13]担任过天祥中学总务主任，后任云南省交通厅总工程师。
[14]1952年更名为昆明市第十一中学，1985年恢复天祥中学校名。
[15]于乃义先生另说是“肄业”。原词为“衍林好学不倦，又肄业西南联合大学……”见：张一鸣选编《于乃义诗词选》（未正式出版），第242页。
[16]许渊冲对邓衍林评价极高，他曾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及这位第一任校长。如说：“论英文他不如我，论数学他不如王浩，论物理他不如朱光亚，但他有点像汉高祖刘邦……邓校长也有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民主作风，能使人尽其才，以校为家，乐而忘忧，直到今天，还是令人怀念。”见：许渊冲著.逝水年华[M].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8:130-131.
[17]章煜然（1915—1980），江西南城人，1941年进入天祥中学任物理课教师，1943年至1945年任教导主任，1944年至1947年担任校长。后转任其他大学、中学教师，终又返回天祥中学任教。他一生教了39年书，其中37年是在天祥中学度过的，贡献巨大。
[18]熊中煜（1920—1985），江西新建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4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1945年到天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后任会计主任、总务主任，1948—1955年担任天祥中学校长。在迁校、保护师生、成立校友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其有一兄弟为邓海泉，不知是否其英文名。
[20]查https://familysearch.org/（免费家谱及族谱记录），点页面中的“搜寻”，在“海外华人记录”中“已逝祖先的姓名”中，姓氏输入“Teng ”，名输入“Yen lin”搜寻，可得“New York, New YorkPassenger and Crew Lists, 1909, 1925-1957”中“Yenlin Teng”（邓衍林的）1945年和1950年的3份出入境记录，2016年10月31日查。
[21]孙云畴（1917—2014），江苏高邮人，先考入北京大学，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到刘国钧主持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1947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硕士学位，1950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并应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王重民主任邀请到该专修科任教，自1952年起任职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为图书馆学教育、管理等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比邓衍林更早回国并在北大任教，据称是经其向王重民推荐，刘国钧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的。其在郑州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主持了郑州中心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和联合目录编制等工作。详见：丁树筠.大家风范，图人楷模——孙云畴生平述评[G]//苏全有主编，原小平、胡卫玲执行主编.图书馆史沉思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123-131。
[22]是其夫人钟韶琴英文名。邓衍林有两位夫人，第一任夫人为江西籍，姓袁，在天祥中学做管报纸的工作，据说矮小、文化程度不高但有趣。文革中被下放到传达室。见：龙志毅著.失去的风景线[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54。
[23]在https://familysearch.org/（免费家谱及族谱记录）查得的“New York, New YorkPassenger and Crew Lists, 1909, 1925-1957”中的邓衍林1950年的出入境资料，查询方法如前，2016年11月1日查。
[24]1957年11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刘国钧主持系务扩大会议，会议参加者有陈鸿舜、李严、魏香文、关懿娴、朱天俊，讨论邓衍林的评级，评级结果为副教授。参见：系委会记录及全体会议记录一年的工作计划.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案卷目录(1951—1964)（档案）.全宗号：9，目录号：18，案卷号：23。
[25]李俨，1892—1963，字乐知，福建闽侯人，我国历史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著有《中国古代数学史料》《铁道曲线表》等多种专著。
[26]笔者计类与林荣贵《<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计数不同，林氏计为35个最高档次的平行专目。笔者认为诸如“东北史料”下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下属类目，其大小类属性区分明显，应予以区别。
[27]担任本次研修班教学任务具体情况是：采访工作（陈鸿舜）、地方文献（杜定友）、科学发展及科技书刊介绍（袁翰青）、古典文学（陈中凡）、现代文学（陈瘦竹）、分类原则与省市图书馆分类法问题（杜定友）、省市图书馆目录制度与目录组织问题（刘国钧）、普通目录学（王重民）、书目、索引编制法（吕绍虞）、参考工作与参考书（邓衍林）、马列主义目录学（李枫）、三大系统协调（汪长炳）、联合目录（钱亚新）、馆际互借（李钟履）。此外，苏联专家雷达娅同志根据采访、分编和书目参考工作等主要课程分别为学员作专题报告。可谓名流云集，盛会空前。参见：李钟履.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开学[J].图书馆学通讯，1957（2）：58.
[28]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读到罗尔纲未刊稿《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1933年修贵县志时撰，已佚），特意托人请罗尔纲来南京与他晤谈，可见其时相关研究已然兴起。
[29]李钟履对联合目录工作贡献颇多，见：敬文.怀念以为有成绩的图书馆工作者——李钟履先生传略[J].图书馆学研究，1985（6）：49-50,28.
[30]在其《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中，该问题被概括为“三荒”“二难”的现象。所谓“三荒”，即书荒、人荒、房荒；“二难”，是从整理上说的，即书有新旧之分和多少之别，也即是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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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周余姣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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