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47北京师范大学方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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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47北京师范大学方韬

个人介绍

方韬，197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10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毕业，2012年中国古代史博士后出站。出版专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等。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并没有文献学方面的课程。大二时，刘宁老师博士后出站，给我们讲授唐宋文学。毕业以后，刘老师开始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选修课，去蹭过一两次。蒙师兄俞国林推荐，我报考了北师大古籍所，师从韩格平教授。韩老师师从何善周先生，受到严格的古汉语与文献学训练。何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西南联大时期在闻一多先生身边作助教六七年，是闻一多晚年古典学术最重要的继承人之一。本科时，我对文学与思想更感兴趣。导师用了很多精力来改变我的知识结构，我也逐渐对文献学有了一点肤浅的认识。

导师的本行是训诂学，与古文献相结合就是注释学。他强调读懂古书，非常重视细节。我在老师的指导下读《左传》杜预注，也尝试作一点古籍的今注，由此进入文献学。《左传》故事虽很有趣，但杜注并不易懂。研读古注的过程，我的感觉就是试错失败。为了挖掘点新意，我尝试了很多切入的角度。譬如杜注中的“亭”名，作了很多笔记，但缺乏系统的历史地理训练，最后不了了之，躺在某个笔记本里。折腾杜注里面的训诂问题，作了若干条后也没下文。再往后，发现敦煌本《春秋经传集解》似乎无人系统整理，于是用一个月以《敦煌宝藏》所收《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校以《四部丛刊》本、阮刻本等。校完后，同学告诉我李索老师《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出版，于是我将校过的材料也放弃了。很快，许建平老师有更精彩的校释。我还琢磨过杜注里的历法等问题，但多以失败告终。可见，我的古注阅读由乱战开始，但这些折腾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起到了完善知识结构的作用。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古文献是涉古专业学科的基础，但开设文献学课程是高校自己的事。有条件开设更好，没有条件可在专书研读、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史等课程中渗透相关的知识，逐渐培养学生们的文献意识。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主要关注古籍注释学与经学。注释是为了解决古籍阅读的疑难，但注释的意义又不止于此。可以说，注释的有无与注家的多寡是衡量一部古书经典化的重要指标。譬如，杜诗的经典地位与千家注杜是分不开的。如果将注释视为一种学术活动，那么注释随着时代学风变，又随着注释主体变。注释者的知识结构及其对注释对象的理解，很大程度决定了其注释目的。西晋司马彪、郭象几乎是同时代人。但两人对《庄子》的理解大不相同。抛开五十二篇与三十三篇的差异，看他们选择的注释点与注释内容就大相径庭。司马彪注释《庄子》中的人名、地名，很多古地名落实到西晋的郡县。郭象则完全不注，他明白《庄子》“寓言十九，籍外论之”，注释这些没必要。因此，他的注很像论体文，重在阐发《庄子》的思想。这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注释为文，解散论体”的说法接近。现在，我们几乎都认为郭象可能比司马彪更懂《庄子》。司马彪精通经史，但他对《庄子》文本性质的把握可能逊于郭象。黄侃先生说：“《庄子》善言理”，郭象显然把握住了这个特点。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夸大注家间差异的倾向。李若晖老师就指出，河上公注《老子》与王弼注《老子》内容上的差异实质很小。

《左传》杜预注与服虔注是清代经学的一个公案。杜注在继承汉儒旧注的基础上，发挥了自己精于史地的优长，这也更切近《左传》这部书的内容特点。从训诂上讲，杜氏一些注文是通过反复揣摩上下文做出的。清儒精于小学，更喜欢训释准确的服注。值得指出的是，现今服注的保存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清儒对服杜注的印象。裴骃《史记集解》保存《左传》服注三百多条，约占今存服注的三分之一强。裴骃集解的特点是服杜注相同时取前者，因此我们看到了不少服杜相同的条目。清儒据此指责杜氏抄袭，其实没多少道理。而《左传正义》保存的主要是与杜注相异的服注，这部分条目涉及经义，清儒讨论不多。有古籍注释经验的同行都知道，注释一般是继承比创新多，前人都错是不大可能的。

面对服杜注，我们首先应看两者注释点的选择。出注点往往与注释者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相关。考察《太平御览》保留的服本片段可知，服虔的注释点繁密，尤其对名物礼制十分留意。而杜预显然删去了不少服注。据我推估，今日所辑服注条目当不足原书的五十分之一。其次，注释无论古今，都存在着底本选择与校勘问题，因此，每个注本实质都是典籍的新版本。服虔只注《左传》，不注《春秋》经，但又将与传文相关的经文放在注中，方便读者。杜注本是分经合传，经传兼注，形成了经传分年对应的新文本。服杜注释文本的不同，实质反映的是他们《左传》学上的差异。最后，是两人对待《春秋》《左传》的基本态度。服虔竭力调和《春秋》《左传》间的矛盾，而杜预是《左传》本体论者，不惜以传非经，两人基本立场不同。如果服虔注本俱在，也许我们能看到更多不同。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如果从我们接触古籍的先后顺序来说，必然是先物质形态，这就有版本学；从整体上把握古籍的内容与分类，就有目录学；逐次向里就有编纂学校勘学注释学。到注释这个层面与文义思想关系就更大，最后可能还会涉及情感、史事、哲理。文献学处于最外层，离思想观念最远，但也最客观。我们不否认文献学的工具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下还要强调它的工具性。但能往里走一步也很不错。文献学就其基本范畴来说，主要还是版本目录校勘这几大块。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可能先要解决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弄清楚文献的基本面貌，进而把书读懂，是最重要的。因此，版本、目录、校勘、辨伪、注释这些基本功需要加强。通过系统注释一部古书，可以积累很多知识。当然，我们必须保持开放性，与相邻学科保持交流对话，鼓励学生们走出去，也欢迎其他学科走进来。我觉得，与其他学科相比，古文献专业需要耐得住寂寞，这是培养读书种子的沃土。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古文献就业其实是很宽的。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就业与继续做研究是两回事。传统文献研究方向的论文发表难度较大，新文献尤其出土文献会好一些。如果在文献的基础上做一些综合研究，可能会更适应当下学术的发展。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这个说不上。我觉得文献学不会吸引很多人来学。和其他事业一样，开发出新需求很重要。如果能在文献学中发展出有前景的新方向，使新一代才士投身其中，可能会形成新的热点。目前看来出土文献与经学文献的热度略高。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很多老师推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确是最好的文献学门径书。从读传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朱子《诗集传》很好。它的阅读难度不如《毛诗传笺》大，但训诂、义理、辞章兼备，值得反复涵泳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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