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间，义例详明

 

《春秋》与《左传》

《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全文仅一万六千馀字，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用今天的史学观点来衡量，它只是一部“大事记”。但由于经过孔子的删修寄寓，就蕴涵有微言大义，拥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政治智慧，是维护中央政权，特别是等级名份、礼乐制度的大纲大法。在中国古代，它俨然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庄子》遂谓“《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董仲舒亦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玉杯》）司马迁更极力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蕴涵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纬书载子曰：“吾志在《春秋》。”盖亦有以矣。

《春秋》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故其事非传不清，其义非解不明。从其产生到汉代，就形成了解释《春秋》经文宗旨的《左传》《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种，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都没有流传下来，今所传者，《左传》《公羊》《谷梁》三传是也。“三传”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步取得了经的地位。“三传”中《左传》以事解经，《公羊》《谷梁》以义解经，从不同的角度解说阐释《春秋》，巩固了《春秋》的经典地位。按传统的说法，《左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的著作，中唐以来很多学者主张其晚出战国或秦汉，观其论说，证据单薄，均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左传》以《春秋》为纲，详细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四六八)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比《春秋》经的纪年长十五年。又末附悼公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则下延二十八年史事。)《左传》全书二十馀万言，叙事完整、曲折，文字简炼、生动，从史实上对《春秋》作了阐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杜预与《集解》

《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为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共三十卷，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释，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自《春秋经传集解》问世以来，历代都不乏对它的研究，尤以清代学者之成绩最为突出。

杜预（二二二—二八四），字符凯，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西晋著名经学家和重要将领。京兆杜氏是西汉以来之名门望族，杜预之父杜恕、祖父杜畿皆历任要职并精通儒学，可谓家学传统甚重。杜预历官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灭吴有功，封当阳县侯。好学深思，求济世之功名，熟稔经籍，尤喜《左传》，自称“有《左传》癖”。着有《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评》等。杜预的著述当时即形诸文字者凡十二种，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有十种，其馀两种见于类书。唐宋以后，这些著述大多亡佚。值得一提的是《春秋释例》，《隋志》著录十五卷，今本亦十五卷，是杜预在汇集诸家成说之基础上加以研究而作的总结，意义颇大。

杜预生活之年代，古文经学已逐渐取代今文经学，然双方争论之焦点仍悬而未决。杜预在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基础上，致力探究《左传》与《春秋》之关系，构建《春秋》学体系，得到了超越前人之认识。故《集解》尤其重视对异于《公羊传》《谷梁传》的《春秋》学体系之构建。杜氏《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博采刘歆、贾逵、许慎、颖容、服虔等说以注《春秋》经传。此书对晋以前之《左传》研究成果全面总结，对天文、地理、事物、典故的注释靡不剖析精微，超越前代。杜预把《左传》之文字归为二类，一则是解经文中的义例，另一则是经无义例的传文或甚至是无经之传，其中义例又可分为“正例（或称旧例）”与“新例（或称变例）”两种，并据以归纳出具体之五十三例。杜预还注意到《左传》中有五十节文字以“凡”字开头，他将其归纳出来，后人称之为“五十凡”，其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对各种制度之表述，发评论史实之效；二类是对鲁史记事用字规范之表述；三类是对鲁史记事原则之表述。此外，杜氏还将《春秋》经传之体例归纳“五例”（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并将之贯彻入整个注解，对后世影响深远。杜预作注，几乎征引了先秦两汉之所有文献，保证了对经传解释的准确详实，亦保存了大量佚失之文献资料，其提出的“经承旧史”说以及对《左传》人名、地名之注释，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

是书产生以后，治《左传》之学者因门户或学术观点不同，对之褒贬不一，然大多数承认杜注于《左传》有功。《春秋经传集解》是最为重要的《左传》学著作之一，是《左传》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采用的“经”“传”合一的体例，使《左传》为《春秋》之传的地位，更易被人认同，标志着在与《公羊》《谷梁》等今文经学的论争中，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胜利。从此，《左传》不仅得以与《公羊传》《谷梁传》呈鼎足之势，更成为后世学人研习《春秋》之主要依据。

版本述略

《春秋经传集解》的宋元版本较多，有南宋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刻元修本、元初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群经本、宋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李致中《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六〇页）。

此次校点以四部丛刊影印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为底本，校本为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四库本、唐开成石经以及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

精华撷英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隐公·元年》

2

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

——《闵公·二年》

3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左传·僖公五年》

4

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

——《宣公·十五年》

5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