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生 | 文化英雄朱谦之

文化英雄朱谦之

作者：孙汉生

（一）

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其老师杨昌济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保荐，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但四个月后，毛泽东就离开北大返回长沙。在这四个月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此二人是20世纪中国历史星空中耀眼的明星，并将光耀后世；还有一人，寂寞身后名，现在除了少数人文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毛泽东在延安时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回顾生平，谈到思想历程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在北大图书馆时，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这是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里所记载的。

此朱谦之，比毛泽东小6岁，于1917年进入北大，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因提倡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年方弱冠，便名满思想界。三四十年代又因在哲学、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学术成就而得到“百科全书家”（王亚南语）的美誉，名重学术界。

（二）

朱谦之先生1899年出生于福州一个喉医家庭，4岁丧母，12岁丧父，旋又丧姐，可谓幼经劫难。但其父母皆能诗文，有遗作垂教于身后，想必朱家为书香门第，少年朱谦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就学于福州自治小学校、明伦小学、省立第一中学校（福州一中）；中学毕业后又进格致书院（应是现在格致中学的前身），专修英文半年。

中学生朱谦之在福州就已小有名气。当时福州有三四家报馆，如《民生报》《去毒钟日报》，他每日撰些杂著、小说，甚至社论，见诸报端。他取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笔名，如“闽狂”“古愚”“左海恨人”，少年天才因屡经生离死别，郁垒难平之气，形诸笔端。当时的报纸恐已难寻踪迹，唯有《英雄崇拜论》一文尚存于福州一中2007年为190周年校庆所编的“各时期学生习作选”中。其文有言曰：“名为英雄，自不能安于平凡，天生一付（副）铜筋铁肋，安能使之默无作为而自朽哉！故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二十世纪中将有大英雄者出，临于世界之上，振动六洲，威夷五种。”其以英雄自命，固属少年轻狂，然亦其来有自。童年，他的父亲讲三国英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母亲遗诗《咏松》云：“立地参天一古松，风霜阅历独从容。慢嫌密密能遮日，且喜鳞高欲化龙。”昂然高举之气，异乎寻常女子。据朱父遗文记载，朱母病重时，有人携子到朱家就诊，急需一种稀缺之药。朱母指枕畔之药曰：“妾病如是，以此医妾，不过苟延时日，以之济人则可救死亡，何如以有用之药，救能生之病乎？”结果他人获救，而朱母九日后病故。朱谦之说母亲影响了他的一生。视其生平行事，英雄情结，确乎时时隐现。

（三）

1917年，适逢北京高等师范在闽招生，朱谦之投考，名列全省第一，便与郭梦良（此人后来成为福州才女庐隐的丈夫）诸人同赴北京。到京后，又投考北京大学，便成了北大学生。先在法预科，两年后转入哲学系。在北京大学，朱谦之与福州同学郭梦良合办《奋斗旬刊》，后又受委托编辑学生会机关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主要编辑。

在五四运动中，每次示威游行他都参加了，但屡次请愿失败后，便激烈地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的北洋政府的道路，写了大量的文章，宣扬无政府主义，甚至越过无政府主义，进入更为彻底决绝的虚无主义：“以无政府主义为手段，而以虚无主义为目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过一时做媒摆渡的工具”，只有“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能连天地强权都推翻。这就是他要进行的宇宙革命。

作为虚无主义者，反对一切现实存在。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上发表《反对考试的宣言》，发起废考运动，把现行教学方法比作填鸡鸭，考试就是称鸡鸭的重量；呼吁同学们把笔抛去。（当今课程改革，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青年朱谦之可谓有先见之明，并且更为彻底。）给蒋梦麟校长写信，呼吁废止毕业制度，称文凭是赃物。居然掀起一股小小的风潮。

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五四时期是一股强烈的思潮，特别在青年中尤为流行。其思想实质不是虚无，而是激进，无非是破坏和颠覆，就是郭沫若《女神》里《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表现的狂飙突进精神。在朱谦之，还隐含着他少年时代的大英雄情结和太多死别留下的空幻。朱先生晚年作《自叙诗》，回顾当年云“少年破旧好言空，敢把乾坤一口吞。粉碎虚空沉大地，推翻世界说元无”。除文章外，大学时代的朱谦之还写了《周秦诸子学统述》《太极新图说》《现代思潮批评》《革命哲学》等书，宣扬他的思想。前两书以阐述旧典籍表达新思想——“扫荡名象”。稍后又写了一本《元无哲学》进一步申说扫荡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思想主张。

朱谦之的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革命，不仅停留在纸上，还有实际的行动。1920年10月，与同学一起散发革命传单，同学被抓，他却逃脱。他毅然跑到警察所，大包大揽，将同学换出。经社会各界多方营救，百日后出狱。此行为与其母舍药救人，如出一辙。

由于学说和行动，年轻的朱谦之可以说暴得大名。当时著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我意中有四位先生，认他们是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适，三是梁漱溟，四是梁启超；第二竟是晚辈朱谦之，他得到的评定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的论潮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认。”（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朱谦之的思想在五四时期也受到很多批评。鲁迅有文章《智识即罪恶》（见《热风》）讥讽朱谦之的“知识就是赃物，知识就是罪恶”等虚无主义观点。陈独秀在多篇文章中评论朱谦之：“听说朱谦之也颇力学，可惜头脑里为中国、印度的混乱思想占领了”。陈独秀曾主张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主张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朱谦之写信骂他：“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陈回信论辩。（陈朱的信都收在《独秀文存》）朱谦之是北大刚毕业的学生，陈是北大辞职不久的文科学长，一对师生为思想主张而如此决绝，五四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四）

从监狱出来之后，朱谦之也快要毕业了。他更加陷入消沉和虚无，多次自杀未遂。后来遁入空门，准备研究佛学。大学时代的虚无主义思想，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思潮，另一方面来自禅宗和老庄。他在少年时代即受到佛教影响，他提出的虚无主义口号“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本是禅宗《高峰语录》里的佛号。他与佛教高僧太虚大师早有交往，毕业后就到杭州追随太虚，旋又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大师。但很快他就因为目睹佛门腐败，看破佛门，愤而离去，浪迹于京沪杭之间，朋友戏称其为卢梭。他自己晚年作《自叙诗》回顾当年“少年漂泊似卢梭，放浪形骸亦自豪”。实际上就是愤青。

在大约二十一二岁至三十岁之间，朱谦之的全部生活是著述、讲学、隐居、恋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情的来临，他很快由一位虚无主义者变成了唯情主义者，毕业后两三年就写了《周易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两部书阐述自己的唯情主义人生观。《周易哲学》把整部《周易》解释为“真情之流”，他认为甚至整个中国哲学、中华文化都充溢着这“真情之流”。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后来一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体系。

1924－1925年，朱先生曾受聘在厦门大学任教，主讲史学和中国文学史，讲稿编成两部书《历史哲学》《谦之文存》。1927年受聘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著书《到大同的路》作为讲义，因为形势突变，几乎尚未开讲就离开了。这几年，朱谦之的思想转向了三民主义，在《到大同的路》之前，还写了两本小册子《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援引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理想――大同思想，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与情人杨没累隐居杭州西湖的岁月，浪漫而又无限感伤。他们同居（从未办理结婚手续）而过着无性的pure love（纯爱）生活。杨没累是北大才女，五四时妇女运动的先驱，音乐家和音乐学者。她原是独身主义者，认为“性欲的婚媾”“于女子简直是一种杀人之利剑”，但又说“人生如果没有爱，那是不如直截了当的自杀痛快得多”。（《荷心》）没累女士1928年4月病逝于杭州，葬于西湖烟霞洞，有《没累文存》传世。他们的情书集《荷心》1927年出版，让我们至今尚能感受没累女士“晶莹澄澈”的深情：荷自清芬/露自晶莹/素心还比月华明//经得飘零/耐得清冷/青梅凝就腊梅心//风又薰薰/水也萦萦/吹来情笛更殷勤//荷温存露/露也销魂/愿生生世世一往情深 八百多万字十卷本《朱谦之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即以此诗开卷。朱先生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实际上是完成杨没累的未竟之业。丁玲是杨没累的湖南同乡，又是闺中好友，对朱杨情事有过描述。

（五）

1929年，朱先生在老校长蔡元培的关照下，得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留学，主要研究历史哲学。1931年归国，在上海暨南大学短期任教后，1932年受中山大学之聘，先后任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等职，长达二十年，直到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回到他的母校北大哲学系。

在二十年动荡不安、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朱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奋力开拓，不断创新，为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学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本人也由此成为中山大学历史上最杰出的教授之一。”（新世纪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黎红雷先生的评价，见中山大学出版社《朱谦之文集》前言）

1931年回国时，正遇上“九一八”事变，就像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朱先生变成了一位民族主义者；作为学者，变成了民族主义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活动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

朱先生在著作中反复陈述，眼见中华民族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帝国主义者所给我们的侮辱，使谦之时常感觉一己的生存是可耻的”；痛心疾首，深感于民族的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拟如孙中山先生作实业计划似的，写一部文化计划，以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

20年代初，虽有梁漱溟先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倡言未来的世界，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复兴，但当时中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界的调子都非常低沉。一战后，德国的斯宾格勒作《西欧的没落》，认为欧洲文化正走向衰落，而中国文化早已僵死；30年代，几与朱谦之同时，英国的汤因比作《历史研究》，把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化单位，中国文化虽占一席之地，却是僵死的文明。中国文化界受其影响，沉沦的中华大地上笼罩着浓重的悲观的迷雾。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朱先生投袂而起，愤而有作，《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比较文化论集》、《扶桑国考证》、《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希腊与中国音乐之交流》等一大批文化理论、文化比较和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一部接着一部冲破悲观的迷雾，迎接民族解放的曙光。

中国文化还有生命性和现代性吗？中国文化异于世界文化者何在？特质如何？其发展如何？这些就是朱先生战时在桂林讲学的主题，是朱先生所有文化学著作的中心命题―― “千方万语，无非阐扬我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只要我们不甘于做外国文化的奴隶，我们即须坚决地承认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即须坚决地要求文化的自由独立，因而促进抗战的胜利”。（《七十自述》）

朱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完整的学术体系，论证了他提出的命题，批驳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中国文化僵死论。

文化理论方面，主要体现在《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两本著作中。针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类型学说和文化发展学说，朱先生也作了深刻的研究，参考了黑格尔和孔德等西哲历史哲学理论，特别是发展了孔德的社会进化三阶段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把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八种类型：从知识进化言，是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四个阶段（类型）的进化；从社会进化言，则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四个阶段（类型）的进化。宗教文化的代表是印度，科学文化的代表是欧洲，哲学文化的代表则是中国。各种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而且是互相影响的；也不是单一的，只是说其主体是宗教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欧洲的宗教文化受印度影响，哲学文化则受中国影响；中国的宗教文化受印度影响，科学文化则受欧洲影响。艺术和教育的文化代表美与爱，是前述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果，为人类未来的大同社会所独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讲的是“仁”“义”，是以人为本位的、生命论的哲学，是唯情哲学、爱的哲学，最具大同社会的特质，故曰中国文化代表世界文化的未来。

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研究，是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是对前述文化类型学说的进一步论证，如《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对大量的中西文献资料进行爬梳整理、探幽索微，发掘出欧洲文艺复兴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所受中国宋儒理学的理性精神之启蒙。《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见美洲说》（《扶桑国考证》）则钩索出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文化对古代墨西哥印地安文化的影响。朱先生晚年对这些论题一直还在探索，每得新材料，必作增补，使之更加严密和完善。“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见美洲说”在建国后还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并得到广泛认同。

顺便简述一下朱先生晚期20年（1952－1972）的学术活动和成果。五六十年代，朱先生在北京大学从事东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由于当时“对于了解亚非拉各国的思想动态，促进文化交流，支持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研究东方哲学史有其现实意义” （《七十自述》），朱先生就转到这个领域进行拓荒，开辟出学术的新天地，但其着眼点仍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学术成果《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等成为日本哲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难以超越。1964年，朱先生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参与创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最后一部力作《中国景教》，则从宗教史的角度探索了中西文化的互动。

朱先生的文化救亡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著述和演讲上。作为历史系主任，他自费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发起现代史学运动，建设“将现在同过去同未来联成一条生命”的史学，也就是让史学走出故纸堆，不仅考古，更要“考今”，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及前途命运紧密相关联。在文学院院长任上，他自费设立“谦之学术奖金”，鼓励各系学生研究几个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的课题。他还有声有色地倡导南方文化运动、新音乐运动（曾自费举办抗战音乐会）、新歌剧运动等抗战文化运动，欲藉此凝聚人心，激发民气，树立民族自信心，推动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

在民族危难面前，朱先生的大英雄情结再一次展现。日寇的飞机呼啸盘旋，中山大学在炮声隆隆之下照常上课。朱先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屹不为动。他宣言：“我之为我，应该不仅对中国存亡负责，并对世界安危负责；我之为我，应该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我的奋斗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那么，我更要彻底溶化自身于中国之中，世界之中，而后我的登场乃是世界史的个人的登场，而后我的命运才是世界史的命运了。”（《奋斗廿年》）似此豪语，世人只知朱先生的老师、挚友梁漱溟先生说过。行文至此，笔者有无限感慨而无以名状，只想反套孔子一言：“斯人也而有斯言也，斯人也而有斯言也！”朱先生晚年写《七十自述》，说自己当时是个人英雄主义。

（六）

如此矫矫不群的朱先生到底状貌如何？今人对其名既已陌生，对其貌更是难以想见。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版卷首的照片中，有大学时代的朱谦之，左二是也。

朱先生的学生对乃师有如此描绘：“他个子很矮，在北大时，经常剃光头，近视眼，却穿一件蓝布大褂，绝似一个小和尚。”司马迁写完留侯张良传记，叹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史记·留侯世家》）写朱先生至此，笔者深有同感。

如此文文弱弱的一介小书生，为人、做事、行文何以总是如此轰轰烈烈？应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大英雄情结使然，更是作为一个文人对国家民族、对人类未来的强烈使命感使然。天下大任，舍我其谁，孟子以来士人的精神传统就是勇于担当。

勤奋和天份让朱先生积学贮宝，积聚了无穷的力量和自信。其学生回忆，朱先生读书的本领“令人惊佩”，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对人说：“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了，再过一两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方法应付呢？” 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是每日有暇必往图书馆，从早到晚忙于看书、抄书。东京的书市，他是常客，生活再苦，也不惜重金把好书买下。笔者曾访问近百岁高龄的朱夫人何绛云女士，她忆及朱先生晚年以多病之身著述不辍，家属劝阻，先生答曰：“我的生命和快乐皆在于此，不读书，不写作，还有什么生命！”朱先生通晓英、日、德、法等多国文字，所以他的著作里于古今中外文献，皆能广征博引。国际上多种语言文字的最新学术成果和学说，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吸纳。著名学者王亚南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而且搜索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者，均交口称道。”

朱先生一生著作宏富，涉及领域极广，完整介绍非此一文所能尽及。不少著作在动荡中已经散轶，（图7）2002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将搜集到的全部著作整理出版，共十大卷，八百多万字。有欲穷先生之学者，可以一览。

学界谈到朱先生，总是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来概括他，但写完此文，我想送他一个新的称号――“文化英雄”。此号也许更得先生之心，未知学界和读者然否！2008-6-13写毕

【作者简介】

孙汉生：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福建出版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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