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出土玉器再探讨
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埋葬和祭祀中心，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不同，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多寡和组合关系也存在明显变化，玉礼制系统形成，且具有唯一性，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奠定了中国后世用玉的礼仪基础。21号墓有垒砌规整的石棺，随葬有20件玉器，是红山文化现已发现的石棺墓中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这一点与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随葬几十件甚至数百件玉器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应与红山文化时期获取玉料的难度有关。目前所知，红山文化最典型的玉器原料多取自辽东半岛的岫岩，均属黄绿色透闪石河磨玉，部分玉器表面留有红褐色河磨玉石皮可作为证据。远距离寻玉，寻找的是岫岩透闪石河磨玉，对红山文化时期的远古先民而言绝非易事。无论寻找玉料还是雕琢玉器，红山先民都展示出了非凡的勇气、胆识、信心、毅力和智慧，由此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高峰期。
以21号墓出土玉器为例，玉龟1件，未见头、尾及四足，龟背刻有规整的写实性纹饰，腹部有圆窝，造型独特。勾云形玉器1件，中部为钻孔，器体两侧各外伸一对勾角，弯勾不明显，代表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早期形态，也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造型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玉兽面1件，放置在墓主人腹部，我们可以想象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像的整体造型，神人戴羽冠，鸟爪，腹部为兽面像，其造型对于理解21号墓的玉兽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墓出土10件玉璧，从头至脚有序摆放，从数量和摆放的位置看，在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也由此彰显出墓主人独特的地位和身份。墓主人头部横置1件斜口筒形玉器，学者们对其造型和功能有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抽象化的龟壳，是受凌家滩文化影响的结果，应值得深思。凌家滩23号大墓出土3件，均放置在腰部，有2件为矮体斜口筒形器，与红山文化同类器造型相近，另有1件为简化的龟壳的形状，内部均放置长条形玉器，应与占卜有关。可是，已发现的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有高体和矮体之分，多放置在墓主人头部或胸部，有的可明显看出是横枕在墓主人颈部，未见2-3件斜口筒形玉器并列放置在墓主人腰部的现象，迄今未见斜口筒形玉器内放置长条形玉饰的现象。再看凌家滩墓地所有随葬玉器的墓葬，仅有规格最高、随葬玉器数量最多的23号大墓内出土斜口筒形玉器，其他墓葬内均未见。如此看来，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玉器交流，以斜口筒形器为例，可以明确由红山文化传播至凌家滩文化，仅有3件，仅在规格最高的墓葬中出土，但在造型和功能方面与红山文化又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被凌家滩先民改制并赋予了有别于红山文化的使用功能。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的造型来源与斜口筒形陶器有关，充分体现出红山先民的首创精神，代表了红山文化时期玉雕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准，具有贯通天地的祭祀功能。朝阳半拉山出土1件斜口筒形玉器，放置在祭祀坑内，其作为祭祀用器得到考古实证。21号墓内出土写实性乌龟，特征突出，惟妙惟肖，充分展示出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的高超技艺，与斜口筒形玉器显然属于不同的玉器种类，造型不同，雕琢技法也明显不同，使用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21号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并没有位于一号冢中心部位，但考虑其埋葬时间偏早，且一号冢中部并没有埋葬大墓，而是两座并排的有台阶的大墓分列中轴线两侧，在墓葬布局中显然考虑到了21号大墓的因素。从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看，21号大墓的主人生前应是掌管社会管理权和祭祀活动权力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