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 在辽宁社科院“解放思想，推进辽宁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上的发言（2021.7.19）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得到这个机会来做一个交流。我来之前看到会议邀请函上突出了这样一个主题：“解放思想，推进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我非常认同这个主题。今天的交流发言，我主要是来向各位汇报不成熟的看法，取得批评指正。我在这方面的调研是非常不够的，但在自己认识基础之上，还是愿意以研究者定位探讨性地谈一些看法。

我想先勾画一下自己的探讨取向：因为不是做类似于管理部门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的表达，而是作为学者来更开阔一些地分析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自己觉得首先也是要站在一个“思想解放”的位置上，不求说得多么精准，但希望能够首先作为发言者带个头儿，把思路打开，希望能够在所谓加入“头脑风暴”的交流讨论中，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性、启发性的意见。在很多的场合，我们必然还是要首先讲最规范的一些表述，但在学者讨论问题的时候，又可以减少这样一些李瑞环同志过去所说的“官话套话”。实话实说，官话套话也不能不讲，但是有的时候，也就像李瑞环同志当年说的，它只是成为“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大家知道这样一些大的概念之后，还是需要进一步把思维的触角，对接到一些较尖锐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一些有矛盾而形成纠结、有敏感性而又其说不一的问题。我是本着这样一种想法，今天来向各位汇报做交流。

自己如果从干部履历表填籍贯来说，我是辽宁人：爷爷从辽宁海城出来以后，他那时得到机会到外面读书做事情，后来好几十年就没什么机会回老家了。但我自己从小知道，老家是辽宁，干部履历表必须把籍贯这一栏填为“辽宁”。从这样一个感情的连接来说，今年讨论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我愿意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中东北和辽宁要“再次振兴”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正是基于这种感情的连接，愿意把一些看法毫无保留地汇报出来。这算是个开场白。

再往下，我就试着谈几个层次的看法。首先，想先强调一下：我认为从全国现代化推进的形势来看，辽宁和东北的再振兴是势在必行的。辽宁有中国历史上在总体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种特殊地位，过去作为共和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有历史性的功绩，北方的工业化高地过去就是辽宁为代表，又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长足进步，很多的改革创新事项，是咱们沈阳和辽宁先做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破产的案例，大家都知道是咱们辽宁沈阳敢为天下先做出的。但在最近这些年，也不必讳言，我们碰到了新的挑战，面临着怎么把握机遇打开新局面这样的重大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说得直率一点儿，辽宁自己跟自己比，虽有问题但始终在进步。但是跟全国、特别是冲在前沿的珠三角、长三角相比，我们得承认，辽宁某些方面的差距是在拉大，这种相比较而来的差异，我们不能不正视它。所以，连得上八个字：“跟上时代，开创新局”，即我们需要在解放思想、推进辽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大踏步跟上时代，开创辽宁的新局面，这是自己做几十年研究以后努力观察全局，看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发展动态中，觉得对于辽宁的同志、东北的同志来说，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年如果从一些基本指标来看，人气不够高。前一段时间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北（当然辽宁不是最主要的地方），总体来说是人口净流出的。我们这几年又碰到了新的困难问题，曾经有过东北振兴这样的努力和做出过很好的成绩，但又有新的问题来了。辽宁在过去的发展基础之上，也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客观上对我们形成拖累的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社保负担沉重——这些客观的原因必须认识，但同时主观方面的因素，我觉得也得讨论，而且我们在往前看争取打开新篇、开创新局面这方面，是不是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在从主观视角而言，必须看到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更积极地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性的措施？要抓住这方面的正确的思路和要领。于是，思想再解放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我接着讲自己认识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思想解放或者思想的再解放，是我们辽宁和东北再次振兴某种意义上的先决条件和切入点。我愿意把话说得直率一点：从实体经济层面的发展来说，大家都看重要有潜力、活力的释放，那么经济学的原理是说整个有效供给的源头是要有有效的投资，而有效的投融资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前面几年曾有东北同志听了以后肯定不高兴的话——“投资不过山海关”。这是什么原因？不客气地讲，我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听到，在企业界里还是很有影响的冯仑说过：哪里是投资不过山海关？其实是北方普遍性的问题，是黄河以北颗粒无收——他说得更难听：过了山海关，弄不好是人头落地的问题。他指的当然是某些极端的情况，在这边开始可能受到的还是地方上接触的方方面面热情欢迎，但是后来某些案例上却碰到了“关门打狗”。这种问题确实在中国统一市场上要素流动过程中，从业界的感受来说，对我们的发展是一种负面的评价和影响。如果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我愿意把它对接到我们这边确实得要重视：是不是存在着缺乏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样的问题。我知道这几年不光辽宁，我接触到的黑龙江、吉林等等方面的同志，都在高度关注怎么样改进我们的投融资环境，扭转社会上的某些负面评价。

具体分析，是一些什么原因，我自己调研不够，但想比较直率地至少谈两条：我接触到的情况，觉得我们得承认，不光是东北辽宁，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北方，客观的讲，现在存在着比南方更浓重的官本位的思维惯性，就是碰到问题首先还是延续我们传统体制下根深蒂固的模子（其实不只是几十年前和现今的体制，是两千多年中国特定国情形成的特定思维惯性）：总认为官家那是要摆在第一位的，考虑问题往往就是官本位。到了企业创业、科技创新这个层面，这种官本位非常容易引出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僵化守旧、但求无过。这种思维惯性对接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僵化做法，是不利于真正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些阻碍因素。那么是不是在这种环境里，一般而言，容易出现的倾向就是在中国的北方，得承认客观上近年官本位的意识更强了，那么就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地位，是更为偏低的。要是到了珠三角、长三角，客观地讲，那个社会氛围里对于企业，感觉到的是政府已经走上了一个转变了的轨道——他们真的就是觉得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要千方百计给企业提供一些创业创新的便利条件。到了北方，往往这个氛围就不到位。当然也有做得好的，但是我们得正视：比较普遍而言，我们和南方相比，有这个偏差或者说差距。说官本位吧，在官场里面也存在问题，一般来说官本位意识特别浓的地方，所谓“窝里斗”的情况也比较厉害，一些走偏的情况，一些比较明显的不正之风，甚至贿选，东北也出现过。咱们不必讳言，我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反思里要看到的今后还要提防、在这方面减少和防范不良影响的一个视角。

另外一个，和这种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相关的，我们所纠结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整个社会风气里，大家耳濡目染、越来越习惯于一种碰到事情拉关系处关系，而缺少规范化意识。这样一来，在整个创业创新的大潮里，这样区域的可预期性，就比较弱，不正之风所带来的一些腐败和种种扭曲相关的某些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受约束的“关门打狗”这些偏差行为等等，就都又连在一起了。也是冯仑，在一段视频里他特别讲了，说作为企业家他们观察某一个地方，如果说当地律师的地位实际上比较低，律师见到法官、见到官员，特别表现出要逢迎，得努力取得官方的认可，是他们认为使得企业家望而生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更多的要信任和依靠法治化环境下能有一种可预期的、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那么从一些具体的现象视角来讲，律师地位高，是他们觉得心里踏实的因素。他还举了另外一些例子，都是以小见大。我们在调研接触的方方面面，综合比较来说，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这种中国现在笼统而言的北方跟南方在由整个社会氛围折射着的思想解放程度、冲破原来一些传统思维定势的程度这方面的差异。

如果咱们现在正面讲解放思想，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探讨在辽宁、在东北，至少有这么三个命题，非常值得重视：第一，是在我们进一步大踏步跟上时代，开创新局面而振兴东北、振兴辽宁的努力之中，要培育和弘扬创新文化。当然这是一个综合的、带有系统工程特征的事情。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代阶段，创业创新在中央所说是第一动力、是核心的地位这个基本概念之下，我们整个社会方方面面怎么样去推动大家更多在解放思想的导向之下，认同创新文化里的要素？比如说不那么论资排辈，不论资排辈的同时也连带着不那么看重官场上面的什么优先顺序，不那么官本位。对于一些我们一般人认为怪一点儿、想法奇特一点的人与事，要有一定的包容性，特别是在实际的创业创新领域里，能够有这种社会包容性。在创新文化的具体构成方面，当然是一篇大文章，这里不做展开，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北方的同志值得抓住机会更多去珠三角、长三角这种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做一些调研，体会体会那种社会氛围里心照不宣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我觉得培育和弘扬创新文化在解放思想里必须确定的命题。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是要有激励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方面的思想解放。如果说得比较直截了当，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源的稀缺性里，企业家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对于企业家真正的衡量标准，如果说得比较高一点儿，不是他办企业、掌握了企业，就是企业家，我们所推崇的企业家，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业创新活动，给社会带来一些引领辐射作用、示范作用的带有道德意义上感召力的企业人物，这样的人物他们也愿意用一个词就是要“有情怀”——这种有情怀的企业家的精神，伴随的往往却是这些企业家在直观表现上，也是有很多毛病的。对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要挑他们的毛病，就像邓小平当年所说的“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小辫子一抓一大把，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理解的那么一个好同志形象，中规中矩，处处都做得那么圆融，有的时候他还会很得罪人，有的时候还在力排众议，但是这种真正能够引领发展潮流做出特殊贡献的企业家，真的是最稀缺的资源。在中国如果说一句极端一点儿的话：我们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不缺官员，各级都有后备干部，组织部门早都在准备着培养谁，一轮一轮考察，但要说能够按这种方式培养出成功的企业家吗？基本没有可能。企业家是在极高失败率、淘汰率的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少数人，但这些人一旦产生作用以后，对于我们整个的发展态势的影响，非常值得肯定。国际上说到极端的例子就是乔布斯，当然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中国也有那么几个人们所看重的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家，但你也不能说他就不犯错，可能他在一段时间被人们高度评价，给上很多的美名，但另外一段时间，可能很多的难听话又堆到他身上去了。整个历史长河看下来，这样的企业家在我们东北，在我们辽宁，怎么让他们有一个社会氛围，让他们能脱颖而出？我觉得这就是个我们在解放思想里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以后在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如果能出现一些有全局性影响的东北的、辽宁的企业家，我认为那就是我们重大的进步。不是说过去完全没有，但是觉得总体来说比较而言，北方比南方在这方面还不够。

第三个命题，解放思想还要认同什么？是要践行和落实“政府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就是始终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始终强调坚持真理而修正错误。我在纪念党一百周年时写了一篇献辞，里面我说了一个观点：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真伟大，就在于总能在历史关键关头正视和改进自己的偏差，而代表着民族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开创新局面。那么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的这句非常简洁的话——必须实行“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如果说历史决定了现在是处在执政党的位子上，执政党的公共权力在手，那么怎么理性运用和约束这种权力，怎么继续按照升级发展的轨道行使好这种公共权力？自我革命的概念是无法回避的。财政系统说了几十年，一些有影响的老领导反复讲，我们首先要下决心革自己的命，约束自己手里的权力。现在中央指导精神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整个政府行为是财政为财力支撑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里，财政资金保证着政府职能的履行，而现在中央的要求是事前、事中、事后都要做绩效考评，这是做什么呢？就是以自我革命精神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接受绩效考评，这种考评还将越来越有量化特征并要带出问责制，与问责制跟着的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奖惩，要有民众知情而参与的对政府的监督问责。这是一个真正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趋向。在我们现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一条是我们体制内的同志必须深刻思考、抓住不放的事情。怎么样真正在改革的深水区实质性推进政府体系的自我革命？在原则体系上来讲，思想解放指导下我觉得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有一套在“多轮复制”过程中反复被强调的、很好的原则表述，就是我们所要打造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投融资活动、有利于实体经济潜力活力释放的这种环境，必须在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企业不碰负面清单的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在自己产权得到保护，面对公平竞争市场的情况之下，可以放开手脚去试错，去探索性地做创业创新。竞争中大量的失败者，有现代企业制度而并不是过去所说的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是有限责任，前一轮输光了以后，还存在着重整旗鼓再做创业创新的机会，但总体的环境就是负面清单，只要不碰负面清单，那么它就可以法无禁止即可为地去寻求试错中的成功。反过来，到政府这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职责边界、行为边界，要在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授权的视角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越来越清晰的事权清单——就是哪些是政府应做的事情，一二三四排列清楚以后，有权还必有责，财政资金管理中以支出责任的方式，一条一条对应上。而且，中央和地方怎么样共同承担一些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把它量化。中央政府层面已屡次下文件，对各种各样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要在全国各地分若干个大类，每一类分若干个台阶，具体事项上中央承担多少财力，地方承担多少财力，规定清楚，量化可操作，有权必有责，而且还要通过绩效考评来问责。这一套思想原则的贯彻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开创新局非常重要。

在实际生活里，我考虑解放思想作为切入点，至少有前面三个命题。接着第三个层次我想谈一下，我认为我们还要强调振作精神。先要看到东北、辽宁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前面咱们王省长致辞的时候，已经列举了一些数据，2020大疫之年也是大考之年，我们辽宁的发展势头怎么样，这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这些数据还是有一个跟全国数据类似的特征，去年疫情造成的低基数，表现为今年我们同比的指标一下子升得相当高，更能够看出前后连带关系的是复合年化了的两年平均数据，比如说全国一季度直观的表现是18.3%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复合成为年化的数据，只有5%的增长。二季度同比指标落下来了，没有18%了，但是两年复合年化变成了5.3%。对辽宁的数据也要做这样的分析。总体来说，对辽宁起色要充分肯定，跟全国大的趋势也是高度吻合的。但再往后，更具有考验意义的是明年后年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完成总体而言从2011年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以后的下行过程，达成一个所谓L型的转换，在高质量的支撑条件之下，进入一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期，要拉的时间越长越好。在这个平台期中，希望我们辽宁和东北，要有振兴的这种风貌，争取相对而言比其他的省级行政区更有亮色——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心中有数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振作精神以后往上发展的超常规表现。

相关的客观条件，我觉得要给予肯定：第一，辽宁也好，东北也好，支撑我们发展的基础条件还都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劳动力与人才培养的一些基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农村区域的发展，城乡互动的一体化发展等等，这些支撑条件还都在；前些年意识到资源枯竭问题以后的一些解决方案措施，也取得了成效，一些原来的拖累因素，现在也在克服过程中，比如基本养老有了这几年力度增加的中央调剂金，并且中央进一步强调要争取创造条件最后实现全国基本养老金进入一个蓄水池的统筹。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利好。

第二，在实际生活中要看到，我们过去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差，现在得到了有效的校正。比如原来一些指标上的水分，在前面这几年挤掉了，给了我们更好地争取踏实发展的这样一个技术性基础。

第三，也得看到，有意识地正面应对我们这边有了一轮振兴以后又碰到一些新问题的挑战，和其他的区域、特别是跟南方两个三角相比的差距，客观上这就有了一种对我们的倒逼和压力，它可以变成进一步追求超常规发展的动力。这个变压力为动力，不是简单地援引“辩证法”概念，它确确实实在实际生活中、在发展的不平衡中，是我们值得争取的一种于一定波折之后超常规地追赶而往上形成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业绩。整个中国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波折里：曾经有五千年的灿烂古老文化，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严重落伍；一百多年的奋斗中，终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找到了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的、正确的党的基本路线，那么这就体现了毛主席当年在写《湘江评论》时说的八个字：“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的落伍，客观上成为一种我们往上超常规去追赶、去赶超的动力，那么按这样一个比喻，前面一轮东北区域出现的一些纠结和矛盾情况，可以形成一种变压力为动力的、使我们这一轮有更好表现的积极因素。转化过来的这个积极因素，我们要充分地把它运用起来。

另外，我觉得也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客观配套条件，也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明显改进。就说过去的观察，我曾经注意到，那时讲东北的再振兴，从交通的便利程度来说，东北区域比南方显然落后了一些，前些年北京去上海、去杭州，高铁就已经非常顺畅，但那时候往东北来，只有动车，没有高铁。这次我过来，非常值得欣慰的是，北京有了新的高铁枢纽叫北京朝阳站，这个站发车往东北方向来，到沈阳的车次已经相当多，赶到好的点儿，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就到沈阳了。我坐的那个车次，也是三个小时出头儿就到沈阳了，这就是我们客观支撑的基础设施条件的升级，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类似的这样一些条件，我们要很好地让它们发挥支撑进一步发展的客观作用。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