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蒲津渡之前，必然先路过蒲州古城遗址，古城现存有一些残垣断壁，散落着在夕阳下试图述说曾经的辉煌。
蒲州，从“舜都蒲坂”到唐代中都，这里在清朝之前一直辉煌，地位十分显赫。
从遥远的舜帝时期，人们选中了这里的雨量充足、气候温和、草盛水丰、宜耕宜农、宜猎宜牧，舜定蒲坂为都。后随着黄河漕运的日益发达，这里转变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永济县志》载，现存的蒲州古城，大约始建于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此后历代修葺，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蒲州驻军千户张盖对蒲州城垣的重筑最为壮观。后到清同治七年(1868年)，蒲州城 最后一次修葺。此后，老城渐渐被泥沙所没，走向荒凉。
古城的荣辱兴衰，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黄河、战乱。
我们面对眼前的砖瓦与土垣，也只能从历史长河的记载中拾取残缺的记忆，来勾画着心中的蒲州古城。
前方不远是蒲津渡遗址，这是因为一座浮桥而闻名天下的古渡，它有着1900多年的历史。蒲津渡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据《春秋左传》记载，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但早先的浮桥都为木制。
时光斗转，我们来到了唐朝初年，开元六年（718），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开元十二年（724），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将固定浮桥的木桩改为铁牛，连接舟桥的竹索改为铁链，以求牢固。据考证，当时蒲津渡所用铁的数量相当于全国年产铁量的五分之四，可见是举全国之力建造这座浮桥。
浮桥长约300米，可供车马人流通过。唐代有诗赞誉：“曙色除开，济济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时来，蹄声如雨，车音如雷。”站在今天的蒲津渡，一时很难想象当初的盛况，但从史料及遗址所发掘的实物，我们很快便能想到两个词汇——桥梁、铸造。
那我们先从桥梁说起，蒲津渡是最早也是最频繁出现黄河浮桥的地方，这里有架设浮桥的天然优势：河岸高，河面较窄，河床坡度不大，水流较缓，而且河流中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冲积沙洲，是一个天然桥墩。“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河床条件，使得历代在蒲津数次造桥”，这是考古专家刘永生指出，蒲津渡不是依赖船只而是出现浮桥的原因。
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也在著作中指出：“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永世无价之宝。”
金元易代之际，浮桥毁于兵火。后来随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国都京城一直在东部的开封、杭州、南京、洛阳、北京等地游移，长安城则逐渐衰落。失去了交通要道的地位，蒲津渡终于从冷清走向衰亡。唐宋以后，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的乱砍滥伐，洪水泛滥，河道忽东忽西，蒲津桥多次被淹没大水中，一座桥，一个渡口就此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说完桥梁，我们再看铸造，也就是黄河铁牛等铁器群。这些铁器群坐落在一块石板地上，铁器群总计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一组七星柱。
这些铁器都是为了稳固蒲津浮桥而铸，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高1.5米，长3.3米，所有的牛都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巾后股各向外，肩负桥梁的重任。每牛身下并有六根大铁柱，入地丈余，坚固不拔。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其上有花纹，这轴是拴桥铁索用的，四牛共拴八根铁索。
唐代出现如此大件的铁牛并不奇怪。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冶铁技术就可以液体成型，这种先进的铸铁工艺后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冶铁技术体系，包括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和麻口铸铁。
在中原大地的河南荥阳古城，有一座汉代冶铁遗址，发现了炼铁炉炉基两座，周围尚存几十吨准备入炉的矿渣堆及重约20吨的炉内积铁。据估算，炼铁竖炉的有效面积在50立方米左右。
到了唐代，冶炼铸造工艺将泥范、铁范、熔模铸造工艺技术巧妙融为一体，使铁牛、铁人达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技术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天色将晚，我结束了蒲津渡遗址的探寻，继续向西，来到今天的黄河岸边。暮色中，有小雨飘落在黄色的油菜花滩地中，对岸已是暮霭沉沉，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河缓缓流动着。忽然，一个疑问涌上心头，河对面应该也有对称的一组铁器，这样才能维持着浮桥的存在，但却没有见过相关的报道，它们又消失在哪里？又会在怎样的契机下露出真容，再现完美的蒲津渡？一切都在大河的涛声中似有若无，也许，一直用心倾听会有所顿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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