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
钱理群先生考察民国后期的中国诗人，分作两派，一派是堂吉诃德，一派是哈姆雷特 。穆旦是后者的代表，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能给中国带来的进步和解放，也洞见了可能随之以来的“丰富的痛苦”，因而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心存畏惧。这痛苦后来果然是到来了，文革即是一例。然而观之“理性”精神，这缘起于宗教改革，鼓吹于启蒙时代，最终在现代社会正名，被奉为举世圭臬的一种“普世价值”，似乎用以此语“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也甚为妥当。笔者在阅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时，对此点感受尤深，勉为一谈。
丰富
纵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的逻辑链条大致如此：由于宗教改革，出现了强调天职的路德宗，再由此演变出强调天命论的加尔文宗。而出于以加尔文宗为典型的新教伦理的要求，人需要得证天命，要证明自己是受选者，假如无法证明，那前方等待的便不是救赎而是永罚，故而，新教徒们变得焦虑、孤独，充满危机感。出于新教教义，得救资格并不是可赖以后天努力，因善称义，而是早以由上帝命定，故而人在凡世，可以做的便只是证明自己就是选民。要证明选民资格，有两点不可或缺，一是内心对选民资格的笃信，二是由世俗成功所昭示的上帝眷顾。而为了得到俗世的成功，新教教徒开始了有组织的，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财富的积累本身就变成了积累财富的目的，而这也就正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是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获利活动不再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从属于人了” 。
理性在这条逻辑链条中所扮演的角色，恰恰是那种使得获利可以变得更为有组织更为稳定的手段。因而，理性首先因宗教要求在经济中可能了。然而经济和政治相互交织发展，经济中大型公司的科层制（官僚制）管理很快就扩散到政治领域中，并因为“民主主义者对政治代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需要有复杂的行政和法律措施来防止特权的干预” ，成为家族式统治崩溃后重建新秩序的最重要图纸。而这种“从纯粹幸福论的个人利益观点来看完全无理性的理性主义” 更是从个人营生、宏大结构落到了人的日常生活里，就如同旧日游吟诗人式的漫游今日已无影踪，取而代之的是走马观花以点带线的现代旅游。
理性扩大，自然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明显优点，它“让生产过程服从科学的观点、使之摆脱了对人体的天然局限性依赖，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其成效则更显著地展示了理性的优点——从泰勒式管理到现代政府。理性，使得人类世界极大地丰富了起来，使得不可能（如大面积国土的民主制度），可能了起来。
理性作为现代思维模式的基石之一，自然与现代性有着莫大的联系。粗览现代社会，不容讳言它是瞬息万变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现代社会的一段描述我认为很贴切：“……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然而，探究纷繁变动的社会背后，不难看出背后规律还是有迹可循，那就是一切都在不断向理性化的方面靠拢，每一次的变革动荡过后，离那“铁笼” 就又近了一步，起起伏伏的只是表面，只是流动的人员和机构，背后的理性运行规律确是牢若金汤，或可称为，一成不变，怪不得本雅明将现代化视为“灵光”的钝化。 在启蒙时代遗泽的现代，理性的地位不可剥去。
总而言之，理性在宗教改革中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里互构成熟，并为现代社会目前的丰富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还深深渗透到整个现代社会当中，成为白衣苍狗之下，岿然不可撼动的基石。
丰富的痛苦
理性带给了我们的除了丰富，还有什么？还有“丰富的痛苦。”这里面包含两种意思，一个是这种丰富本身伴生的痛苦，另一种是数量很大的痛苦。
首先来说第一点吧。“这种丰富”即是理性，而与理性伴生的痛苦，韦伯在书中结尾部分以飞速的手法提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一件可以随时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一只铁笼” ，资本主义精神也就从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变成了紧紧寄托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上的混合物了，而其中的理性，更是已升格至从任一个角落上溯出来的一种理念。这便导致今日的物质文化文明“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韦伯冷静的洞察带来的是最后压抑不住的悲叹。理性禁锢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使得人愈发趋向一台台大机器里面的一个个小部件。
对理性的批判在后现代哲学中也是一个不可绕开的母题，福柯便言，“……（研究疯癫）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疏离的断裂，由此导致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 ，理性正在扼杀人类文明的其他可能。若比对之于生物学，理性，正在用克隆自身和消灭异种的方式使人类文明的基因走向单调。当基因只存在一种所谓的“最优解”时，不但是止步停滞的，还是极度脆弱的，把人类文明的可能从一个个小小的范式拉到了“单一整体性和统一的事业” 。理性对人类多样性的修剪便是一种丰富的痛苦。
若从第二个视角来看，数量很大的痛苦即是覆盖范围广，包括世界性和个体性。由于西方文明的扩张，理性也向整个世界扩张，旧有的文明正在凋亡，或“强行施行自己的生存方式”，或“制造一些导致现存框架坍塌的条件” ，理性的排他性使得其他文明无可抗拒。从个体性层面来考察，则是科层制管理下每一个人都被纳入了理性的大手，生活起居，谋生劳作，都无可避免要遵从理性的方式，自然也就扼杀了个人的多种可能，愈发地在公共空间里变得单向度。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纳入理性的痛苦。
让“理性”之外可能
其实“理性”只是一种范式，而不是思维方式发展的终极取向，就如同ISIS之所以作出暴行，也是出于他们的范式，而非一种无意识的癫狂。假如要去思考恐怖主义背后的逻辑，单纯以“非理性”去思考，只是做无用功而已。真的要探明恐怖主义的逻辑，首先要尝试去用他们的世界观思考，去感受在他们的思想里，不依靠“理性”的世界如何还是可能的。进而才能明白依照这种思维模式，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许“理性”便正是他们眼中的一种疯癫？——“他们的财富给自己带来的，只有那种全力以赴唯工作是瞻的无理性意识” 。
诚然，在我们这些思维模式已经是“理性”的人看来，那些“非理性”的思维和行为似乎就是一场疯癫，而我们也可以以我们的理性对他们的非理性进行解构。但是，不如试一试从对立的方面看待“理性”吧？或许又是另一个世界？毕竟科学世界本就只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投影，虽然理性的世界已然稳占统治地位，但是美学世界、宗教世界也与其一并在生活世界里犬牙交错。
不愿想象一个“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太无聊。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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