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应用法学》中《网络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一文。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
相关犯罪的适用关系
文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主持人：黄祥青，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其他成员：余剑，张金玉，陈兵，丁莎莎，吴亚安，潘自强，侯文静，张亚男
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他犯罪共犯的区分
本罪系用于填补因适用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处罚网络帮助行为导致的处罚漏洞。在设置本罪之前，为全面打击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发布过降低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相关司法解释。即主要通过两种规定模式来扩大刑事打击范围，一种模式是“明知+提供网络帮助，以共犯论处”，另一种模式是“明知+提供网络帮助+情节严重，以共犯论处”。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对帮助犯设置的独立程度不同，第一种模式仅是实现帮助犯主观上的独立，放宽了对共同犯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成立共同犯罪仅具备单方明知即可，无需帮助犯与实行犯之间的意思联络或者共谋，但是在客观方面，帮助犯的定罪量刑仍以实行犯的犯罪事实为基准；第二种模式则是实现了帮助犯主客观两方面的独立，既不要求帮助犯在主观上与实行犯存在共谋，还为帮助犯设置独立的定罪量刑情节，也就是说，既不要求帮助犯构成犯罪以实行犯构成犯罪为前提，帮助犯的量刑亦不以实行犯的犯罪事实为基准。虽然上述司法解释解决了部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的犯罪转移到网络上都会面临因意思联络弱化、实行犯犯罪事实难以查清等原因而导致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处罚困境——如何正当化对欠缺正犯违法性帮助行为进行处罚的合理性。针对每类犯罪逐一出台司法解释明显不切实际，为全面打击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该罪罪状表述，帮助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一类犯罪，而是包括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所有犯罪；帮助行为采取了“……等”的开放性的表述方式，并无严格限制。据此可以理解为，该罪规制的是所有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
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已有的降低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司法解释的关系，有观点认为，该罪设立之前的司法解释是权宜之计，其效力等级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本罪之后，上述司法解释应不再适用，相关行为应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我们认为，司法解释的性质是对法律的发现，在未有明确法律条文予以废止时，上述关于特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与本罪均系刑法规定，且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与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在主观方面存在差异，前者对于明知内容的要求标准更高，故不能以本罪系特别法为由排除其他共犯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因本罪规制所有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其他犯罪的共犯规制某一类犯罪的帮助行为，在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范围内，二者属于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本罪应属一般法而非特别法，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作为特别法的其他罪名。因此若根据刑法规定、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相关网络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满足司法解释特殊规定的共同犯罪时，就应当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本罪存在交叉部分，但并非完全竞合，我们认为，通过认定行为对象以及上游犯罪是否查证属实，可先行判断能否排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一方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所得”，即“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从犯罪所得来源区分，可将产生犯罪所得的犯罪分为取得利益型犯罪和经营利益型犯罪。在取得利益型犯罪中，如诈骗类犯罪，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此时其诈骗的资金全部属于犯罪所得。而在经营利益型犯罪中，如非法经营罪、赌博罪，行为人收取的手续费、佣金属于犯罪所得，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大部分属于交易所需资金、赌资等，不属于犯罪所得。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帮助对象是信息网络犯罪实施者，该罪不要求网络犯罪实施者支付结算的钱款是犯罪所得。因此，根据上游犯罪违法所得的属性，可以区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人转账资金并非犯罪所得，则可先行排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适用。
另一方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是事后的帮助行为，只有在犯罪既遂后通过窝藏、转移等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才构成该罪，而在犯罪既遂之前的帮助行为不构成该罪，因此区分两罪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确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在处理网络犯罪案件时，实行犯控制被害人钱款构成既遂，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侵财犯罪人控制被害人钱款后，为之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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